嘉業堂藏書樓是坐落于湖州南潯古鎮的百年建筑，創建者是著名藏書家劉承干。嘉業堂多經歲月侵蝕風雨磨削，仍然呈現出嫻雅秀潤的氣質，蘊含著深厚濃重的底蘊，接續著綿長堅韌的文脈。作為知識薈萃之所和建筑審美空間，藏書之樓和樓中之書保存到今天，所依靠的是幾代有識之士的文化擔當精神。

嘉業堂藏書樓創建的緣起是1907年的皕宋樓事件：陸心源之子陸樹藩以10萬元將藏書全部售與日本巖崎氏的靜嘉堂文庫，此事引得大量日本書商攜重金來中國購買典籍。劉承干“毅然以斯文為己任”，為保護祖國文脈，開始斥巨資收集貯存古籍。經過一二十年的艱辛搜集，豐順丁氏持靜齋、仁和朱氏結一廬、太倉繆氏東倉書庫、平湖陸氏奇晉齋、江陰繆氏藝風堂、甬東盧氏抱經樓、獨山莫氏影山草堂等十數家藏書為其所有，湘陰郭調元、諸暨王問清、華陽王氏的藏書也入其囊中。還有許多書商為其提供了大量精品。為了貯存典籍，1920年，他在家鄉南潯鷓鴣溪畔購地20畝，經過4年時間修建了精致古雅的嘉業堂藏書樓。對于自己建藏書樓的目的，劉承干說得非常清楚：“非徒藏之，又將謀所以永其傳。”

嘉業堂藏書精要極多。其鼎盛期有宋槧精本經部十七種，史部十九種，子部二十二種，集部十九種；元槧精本經部十六種，史部十二種，子部二十九種，集部二十一種。至于明清二代珍本更是豐富。最高峰時藏書達1.3萬部、18萬冊、60萬卷。有許多“精槧秘笈，世間不經見之書”。他還收藏了海量的明清方志、詩文集、學術手稿。劉承干把這么多的書匯聚于一樓，本身就是一項了不起的事業。為了選書的精要，他借助了當時一批版本目錄學家的力量，比如繆荃孫、葉昌熾、董康、楊鍾羲等，這些人為嘉業堂藏書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劉承干也為他們提供了優渥的報酬。與此同時，他還聘請了圖書保管人員和工友數人，每年支出薪酬甚巨。

對于花費巨資收集的寶貴版本，劉承干從不自秘，而是敞開大門允許各類讀者前往閱讀研究。他還為來藏書樓的讀者免費提供膳宿，有的讀者甚至數月在此食宿研讀。同時，劉承干進行了較大規模的刻書工作，把自己所藏之善本和孤本盡量精刻面世，傳播于社會，發揮書籍的應有作用。所刻之書以美觀精良而著稱，除了少量出售外，多數是免費贈送。贈書對象既有他的至親好友，也有社會賢達和外國人士。贈書的數量有多有少，大多依據對方的需求或愛好。隋唐史專家唐長孺記得少年時劉承干贈予自己所刻書籍的場景，記有前后《漢書》《舊五代史》《章氏遺書》《訂訛叢編》《三垣筆記》等書10余種計數百冊。梁啟超、蔡元培等許多文化名人，以及國內外各類公私圖書館向他索書，都能得到滿足。藏書家傅增湘認為這些刻書活動“成古人未竟之志，啟后學向往之心”，有巨大的文化意義。

抗日戰爭期間，劫掠中國典籍文獻是日本帝國主義和其他國際勢力的重要活動，其中包含著“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的用意。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的有識之士奮起抗爭。1940年1月，鄭振鐸、張壽鏞、何炳松、張元濟、張鳳舉等在上海組成了秘密的文獻保存同志會，鄭振鐸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鄭振鐸說：“民族文獻，國家典籍，為子子孫孫后代元氣之所系，為千百世祖先英靈之所寄；若在我輩之時，目睹其淪失，而不為一援手，后人其將如何怨悵乎？！”在艱難困苦之中，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奮不顧身地開展古籍搶救工作。鄭振鐸曾兩次上了日方計劃逮捕的文化界救亡人士黑名單，但他不顧個人安危，夜以繼日地工作。

這段時期，劉承干在經濟壓力日漸窘迫且艱難應付日方逼迫的情況下，社會上傳出他將售書的消息。作為占領方的日本方面提出了兩種方式：一是以低價購買，二是強行“沒收”。在文化使命的驅使下，劉承干通過多種方式和侵略者周旋，他深明大義，千方百計護持寶貴典籍。他允許鄭振鐸和從重慶潛回上海的徐森玉連續十多日在自己家閱覽書目和典籍。經過多次商談，他接受了文獻保存同志會的建議，擬訂了一個策略：日方如果強行購買，可把全部藏書分為三份：上品者售歸國家，下品者應付日本人，中品者則向當時的重慶方面請求經費續購。經過鄭徐鑒定，決定獨取明刊。1941年4月，文獻保存同志會以25萬元秘密購下明刊本1200余種，鈔校本30余種。同志會得到最為精要的部分，鄭振鐸從中挑出最珍貴的82種善本，托徐森玉親自運抵香港再轉重慶，然后通過在郵局工作的唐弢把第二批郵寄到香港。這些工作都是在嚴峻的情況下，以極為艱辛的秘密方式進行的。鄭振鐸為此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嘉業堂藏書是一項集體的事業。在不同時期，一批批默默無聞的普通人也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施韻秋是嘉業堂編目部的主任，在近代文化史上他充其量只是作為劉承干的管家而留下名字。在日軍占領南潯且大規模屠殺平民的危難時刻，他機智地派工友守護書樓，同時千方百計保護與搶救藏書。在兩名工友被日軍殺害的情況下，他秘密把珍貴圖書及其他藏書的首冊轉移到劉承干另兩處住宅內儲藏。后來他冒著極大風險把一批珍貴圖書運向上海。在鄭振鐸代表文獻保存同志會收購劉氏藏書時，他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時，作為編目人員為文獻保存同志會工作過。

圍繞著嘉業堂藏書樓，在不同時期都有不同主體努力承擔保存文化的責任。1949年5月7日，周恩來致信中宣部，“希望解放軍討論南潯鎮（吳興、吳江之間在太湖南岸）劉氏嘉業堂藏書樓，特予保護，以重文化。”1949年6月下旬，中共嘉興縣委接到省委、地委轉來的電報之后，嘉興縣委書記楊明、副書記沈如淙親自率一連戰士到南潯。楊、沈二人檢查了藏書樓，部署了保衛工作。第三天連隊文書沈向榮遭到潛伏的國民黨殘兵的槍擊而犧牲，為保護藏書樓獻出了生命。1949年8月，連隊撤出，由湖州市政府承擔起保護藏書樓的任務。

1951年11月，已至暮年的劉承干發函明確表示將所有藏書、書版、設備、樓房及附近空地全部捐獻給浙江省圖書館，來滿足“發展新中國社會文化事業的需要”。他認為自己平生心事終將有托，書物歸得其所，自己“曷勝欣抃”。

為了嘉業堂藏書樓的保護傳承，浙江省人民政府和浙江省圖書館都給予很大的財力支持。浙江省圖書館曾經多次撥款給予整修。1984年，浙江省人民政府下撥專項經費20萬元，除了房屋維修之外還對展陳格局進行調整。這在當時是一筆非常可觀的款項。1992年、1999年、2002年、2007年省政府或省圖書館分別撥款對藏書樓部分進行整修。最近的一次大的修繕自2019年開始，共有藏書樓屋面整體翻修、大木構架剔補和加固、外墻面修繕、明瑟亭修繕等19項工程，經歷三年始完成。這也是由財政撥款支持完成的。

嘉業堂藏書樓是中華文明傳承有序的縮影，中華文脈歷經千難萬險而卓然屹立于當世，正是代代有識之士以生命擔當文化使命的結果。愛國實業家張元濟既是文獻保存同志會的參與者也是劉承干的老友，他曾說：“吾輩生當斯世，他事無可為，惟保存吾國數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時勢而失墜，此為應盡之責。能使古書流傳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的夫子自道，其中蘊含著深沉強烈的文化自信與民族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