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悠久的燦爛文化，人們都會說漢字、儒釋道墨法、四大發明、《詩經》《史記》《資治通鑒》等等，這些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但不是源頭，不是中華文化的根。人們忽略了一個最本質、最原始的東西，即支撐、鑄就中華民族靈魂的精神基因。基因決定生命力，沒有強盛生存力的基因，就不可能有強大的生命力。人的基因，除生命的遺傳基因外，還有一個鑄就靈魂的精神基因。中華民族不可戰勝，是由其精神基因所決定。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可以概括為六個字：抗爭、不屈、自強。這六個字的基因，是哪里來的？是中國神話所賦予，這六個字也是所有中國神話共同的主題。它完全優異于世界其他民族而獨具，是中國神話所傳達的精神內核。

火，是人類文明的源頭，也是人類由猿進化成人的重要因素。有了火，原始人才從茹毛飲血的原始生活進入文明生活；有了火，世界才有了光明；有了火，人類才有了冶煉工業。

火是怎么來的呢？在西方的神話里，火是上帝賜予的；在古希臘神話中記載的是普羅米修斯大神從天上偷來的；而在我們中國的神話《鉆木取火》中，火是燧人氏用自己的雙手，用堅韌不拔的毅力和意志鉆木摩擦獲得。

再說水。水是人類的生命之源，同時，水又可以成為毀滅世界的天災。

史前人類經歷了洪水的滅頂之災。面對洪水給人類帶來的世界末日，怎么辦？《圣經》里寫到，因人世間充滿罪惡，上帝后悔造物，要將人類一舉毀滅。上帝覺得唯有諾亞是講道義的人，上帝將制造方舟的方法傳授給諾亞，讓他造方舟帶一家人逃避，并讓他帶上世間其他一公一母的活物，以確保未來自然界平衡。上帝下了40天暴雨，讓洪水在地上泛濫150天，除“諾亞方舟”里諾亞一家和所帶活物外，一切生命都葬身于洪水之中。在西方人的觀念中，面對洪水，只能靠上帝賜予的“諾亞方舟”拯救人類與世界。

我們中國人是怎么應對洪水的呢？《大禹治水》寫了夏朝開國君主禹，面對肆虐人間的洪水，不是選擇逃避。他帶領百姓用智慧和力量與水災抗爭，與災難斗爭，最后戰勝洪水。

西方人面對洪水的生存之路是，祈禱上帝，靠“諾亞方舟”逃命；我們的祖先面對洪水，是用自己的智慧與力量戰勝它，降服它，讓它為人類所用。

關于水，我們的神話還有《精衛填海》。一個女孩被大海淹死，她復活，化作一只鳥，她要靠自己的嘴銜東西把海填平，再不讓這種悲劇發生。這是什么精神？

再說太陽。太陽在西方文化中，被視為重要神靈，古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赫利俄斯是高大英俊瀟灑的神靈；古埃及把太陽神拉視為眾神之王；連古印度都把太陽神蘇利耶奉為創造萬物的神明。在部落時代，太陽神在西方人觀念中象征著絕對的王權和神圣的統治，縱覽所有太陽神的神話，西方人對太陽神只會頂禮膜拜，只會聽命。

在我們中國的神話里，太陽同樣可以征服。《后羿射日》，天上有十個太陽，太熱，后羿射掉九個，留下一個。《夸父追日》，夸父擔心太陽從海面落下去之后，不再升起，去追趕，不讓太陽落山。西方人笑夸父不自量力，他們就沒有，也不會想到，這是人面對困難挑戰應有的勇氣和意志。在中華民族的觀念里，世界上任何災難，任何貌似不可戰勝的東西，都是可以戰勝的。哪怕天塌下來，也可以去補。《女媧補天》的壯舉，只怕西方人做夢都不敢想。假如有一座山擋在家門口，西方人的觀念肯定是選擇搬家。顯而易見，搬家是最輕松最簡便的選擇。我們的神話《愚公移山》，卻是要把山搬走。愚公認為，他一個人一輩子搬不掉，但子孫可以接著搬，子子孫孫，無窮無盡，總會有一天把山搬開。這就是中華民族的人生理念和生存精神。

東西方文化精神內核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這種差別，是逃避與抗爭的差別，是知難而退和知難而進的差別，是聽天由命與自立自強的差別。我們的祖先創造這些神話，就是要教育中華兒女從小樹立起抗爭、不屈、自強的精神意志。

為什么說中國神話賦予了中華民族不朽的精神基因？神話不是某一個人創作，也不是哪一位先賢圣人所著，更不是哪一位帝王組織撰寫。中國的神話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至夏朝建立之前，是在文字創造之前產生。中國的神話不只是說神，而是贊譽人的史詩，是先民對自然現象的理解，通過超自然的形象和幻想，表達人征服自然和變革社會的愿望，是民眾集體創造，以口耳相傳的形式在人與人、部落與部落之間傳頌傳承下來。之所以稱神話賦予了中華民族不朽的精神基因，中國的神話都是同一個主題，宣揚人的抗爭不屈與自強精神，我們的祖先就是用這些故事告訴后代，人要生存，必須與自然、與災難、與困難抗爭；抗爭可以輸，可以失敗，但不能屈服；最強大的東西，都可以戰勝；戰勝天災人禍，不是靠天，不是靠神，是靠自己。幾千年來，中國人就是憑著勇于抗爭、永不屈服、自立自強這個精神基因，代代相傳，改造自然，創造世界，讓我們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不可戰勝。這就是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的獨特與燦爛所在。

公眾號上有人拿國內名作家與旅居海外的中國作家在世界上的影響做比較，說海外中國作家之所以比國內名家影響大得多，主要是海外作家研究了西方哲學，也就是說其作品已經滲透了西方哲學。這就帶來一個疑問，他們是在為誰寫作？為中國讀者寫作？還是為西方讀者寫作？還有一個疑問，為迎合西方讀者的口味，把西方哲學思想賦予作品中的中國人，那么這個人物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假如寫的是中國人，他還能像中國人嗎？

我還看到，有人在批判“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這個觀點，說這是“以朽為剛，以畸為美，酸腐落伍，變態愚昧，實實地反文明。”按這種說法，沒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這又來了疑問，古今中外，存不存在沒有具體民族的文學作品？還有一個疑問，假如文學作品不管是哪個國家寫哪個民族的，都去掉民族性，那么世界文學便只有一種風格——去民族性，去國度，這現實嗎？

我非常贊同作家應該拿一點時間對中國傳統文化做一些深入的學習研究。中華文化歷史悠久，博大精深，除了神話之外，儒、釋、道、墨、法，充滿著哲學思想，孔子的《論語》是格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寶典，老子的《道德經》充滿著辯證法，是中國的古典哲學。對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不了解，或者一知半解，要寫出具有民族性特色的作品，怕是很難，所寫的作品，或許是符號化人物，或許是貼滿各種標簽的概念文學。

（作者系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