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后理論研究在中國文藝學界逐漸勃興，匯聚成一股重要的文藝前沿潮流。華東師范大學劉陽教授的新著《理論之后的寫作》（上海三聯書店2023年版），就是近年在后理論研究領域深耕細作收獲的最新成果。這部著作系統梳理和探討了“理論之后”的各種話語形態及其復雜關系，并在此基礎上批判性地構建了后理論的中國化言說方式與理論路徑。

“理論之后”的“理論”，專指二十世紀建立在語言論基礎上的理論。在“理論”之后，有多種可能。本書集中討論的，是其中一種重要的可能，即理論走向文學。循此，本書找到了一個談論問題的位置，即理論與文學的臨界寫作。因為要證明理論本身具有文學性，就需要證明理論與文學可以在寫作中融為一體，那必然存在著一個讓兩者實現相互轉化的臨界點。于是出現了學理上的關鍵和難點：究竟應如何理解理論與文學的臨界之“界”？

對于這個問題，現有的后理論方案都是從“界限”角度來理解的。典型的代表可推美國學者喬納森·卡勒。在他出版于2007年的《理論中的文學》一書里，臨界之“界”就被理解為一種在語境上趨于飽和的融合性力量，即被理解為一道始終已經先行存在的界限。這樣一來，所謂“理論中的文學”仍是理論和文學的外在疊加，并未解決兩者內在融合的具體機制問題。其原因在于沒有考慮到，界限是一種區分，而區分必然包含了權力的不等。換句話說，只要設置了“界限”，就必然同時設置了其中一方對另一方的主導作用。舉例來說，存在論哲學探討“向死而生”，生的意義在死的對比和反襯中才得到凸顯，這種思路就基于典型的界限意識。它在生死之間劃定了一道界限，將死的意義凌駕于生的意義之上（或者相反），這必然產生雙方在權力上的不等，突出了界限的某一方而壓制了另一方，用某一方去同化另一方，從而導致同一性的產生。而同一性作為形而上學，恰恰是后理論想要走出的誤區。所以如果總是局限于這種思路，“理論之后”的追求實際上便落空了。

既然從界限角度來理解“界”，已很難再找到打開困局的突破口，那么，這需要我們從新的方向對臨界之“界”進行重新考慮。這個新方向，就是當代思想在走出存在論及其界限意識后，逐漸向事件思想的轉變。事件思想表明，唯有在事件中根除頑固的界限意識，理論與文學才能實現交融。去除界限，意味著一方始終只能無限去逼近另一方，卻無法抵達終點。對理論來說，這個無限逼近的過程，就是理論不斷朝向文學逼迫自身限度、讓自己顯得既是理論、又已不再是理論的過程。這種“既是又不是”的狀態，也就是讓實體幻化出虛影的狀態，即既實又虛、虛實相生的狀態。到這一步，理論與文學的界限才被消弭，理論由此在既是自己（實）又不是自己（虛）的邊緣極限上，去接近文學，把自身文學化了。這是本書在理論上的顯著創見。

當這樣將理論/文學的臨界寫作之“界”，建立在虛化論而非界限論的基礎上之后，它才不僅吸收了常常被后理論研究者所忽略的當代法國和歐陸思想資源，為自身發展注入了當代色彩，而且與中國傳統中源遠流長的涵虛智慧以及相關的漢語詩性特征，很自然地產生了進路上的轉化性關聯，形成了在嶄新語境下進行創造性轉化的前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自古便高度重視“虛”的智慧，把它和潛能聯系起來思考，形成了諸多富于民族特色的思想結晶和理論成果。從儒道兩家對“虛靜”等思想范疇的探討中，我們可以找到和后理論中國化進程內在契合的動力。對此，本書作了有益而富于啟迪的探索。

在這個意義上，《理論之后的寫作》邁出了從“后理論在中國”到“中國后理論”的第一步，為構建當代文論的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圖繪出了一條積極進路。它與另一部著作——英國學者瓦倫丁·戴維·坎寧安的《理論之后的閱讀》，構成了一西一中的有趣呼應。這對我們進一步思考“理論之后”的諸多命題富有啟示意義。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