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堯教授《“新時期文學”口述史》（下文簡稱《口述史》）的發想始于1990年代末，2002年展開訪談，歷經二十年終于大功告成。這本口述史回溯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文學界的起承轉合。從傷痕文學到人文精神大辯論，從“撥亂反正”到“重寫文學史”，從“尋根”到“先鋒”，新時期文學各種現象及事件無不包括，同時涉及文代會等文藝機構的運作及決策。當然，作家的崛起與實驗，作品的寫作與出版，期刊專書的編輯與發行，林林總總，構成全書的底色。

有關這些話題的論述及研究前此所在多有，《口述史》的特色何在？如書名所示，這是本“口述”史。口述不同于訪問，因為除了話題之外，也牽涉受訪者說話的語境和情性的隨機表達；而訪談者所扮演的角色不僅在發問、聆聽，也能啟動一種聲氣相通的氛圍，使得訪談有了一股生動的劇場氛圍。王堯顯然熟稔也關心許多受訪者，也才能召喚出對方言無不盡的意愿。換句話說，一部好的口述史不應該只是有聞必錄或自說自話，而是一種基于互信的基礎上的（潛在）對話——因此具有倫理意義。

口述史也牽涉聲音、敘事文字與時空的碰撞。受訪問者以第一人稱回顧往事，或還原所謂的真相，或鉤沉揭秘，自然傳達一種可信度與權威感。但我們都明白，任何回憶總難免有后見之明。時過境遷，當事人的記憶與判斷可能有變，更何況客觀環境的左右，該說的與不該說的分寸處處都得拿捏。這牽涉到敘事的藝術與技術：如何從記錄下的千言萬語整理、編寫出一套可以刊行的敘事，絕非易事。王堯談到這本口述史是他與受訪者共同完成的工程。從21世紀初訪談開始，到新時代的整編出版，二十年的時間不能算短，有些受訪者已經不在，有些對談資料的語境也已變遷。歷史本身的流動成為聲音與敘事最后的判準，這使《口述史》的時間感躍然紙上。

《口述史》的關鍵詞還包括“新時期”與“文學”。本書對“新時期”采取較寬松的定義，涵蓋1977年后，文藝機構屢次調整思考方向與政策，資深與年輕作家的種種實驗與突圍，以迄1990年代市場浪潮興起，“人文精神”得而復失，或是未曾有過的大辯論。這十多年里，中國社會經歷翻天覆地的改變，不乏路線之爭，但整體而言充滿蓄勢待發的向往。“新時期”既然名之為“新”，就有反思或批判的對象。新舊之間的齟齬、磨合、或各行其是，構成新時期旺盛的辯證能量。學者日后對這一時期已提出多種不同見解。有的認為是“五四”啟蒙精神的去而復返，充滿改革開放的可能，有的認為是新自由主義入境的前兆，影響社會主義的未來愿景，有的則認為是革命辯證的又一轉折，無所謂新舊之分。總之，“新時期”的命名觸動了一個社會的感覺結構，自然讓我們聯想到20世紀初期的維新精神，或20世紀中期大破大立的開新行動。

新時期必須是“文學”的。這可以分為三個層次探討。首先，1980年代文學大眾傳媒形式轉變方興未艾，文學，不論是小說、戲劇，還是詩歌、散文，仍是交流情感、傳播訊息的重要平臺。用陳思和教授的話說，這是由“共名”到“無名”時代的轉折點，種種社團、創作此起彼落，質量俱佳，堪稱是“五四”之后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另一高峰，自然應該重視。

其次，放寬歷史視野，“文學”自傳統以來一直與政教機制互動不休，遠遠超過學院“新文學”的制式定義。晚清到“五四”，延安時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文藝總被賦予審美形式以外的功能與意義。在此格局內看新時期文學的崛起以及之后的變化，我們乃知其所謂文學豈止是文類演練或流通，更是一種從感性體驗出發的審美“元政治”，與現有體系的辯證，以及對“可感性”的重新分配，在在可見其重要性。[1]詩人芒克回憶他的文學啟蒙，“你怎么會對一個社會的變化有看法，你只能說感覺，有感受……人在災難面前，任何災難面前，你只能去感受這種東西”[2]。這是最素樸的文學證詞，勝過千言萬語的論說。

但對王堯和他與談對象而言，新時期文學還富有更強的前瞻意義。亦即文學以其審美范式，調動感性資源，可以成為介入歷史、走向未來的辯證方法。《口述史》中有不少人物回想當年的熱情或執著的片段，令人動容，因為他們眼光所及不僅是與過去當下的情境互動，更及于一種信念或感嘆，一種對未來可以如此，或不必如此的想象。我們想到左翼批評家阿多諾(Theodor Adorno) 的話：

藝術的觀念是位于歷史不斷變動的時刻點所形成坐標圖中：藝術拒絕定義……對藝術的定義總是對其曾經如何的定義；但這樣的定義總是被藝術已經如此所制約。而真正的藝術是面對它想要也可能成為的未來開放。[3]

《口述史》所介紹的口述者來自文學場域的四面八方。王堯教授調動組織各種觀點與聲音。我們熟悉的作家如王安憶、莫言、余華、蘇童、閻連科、賈平凹、陳忠實、林白、陳染等都陳述了他們的創作甘苦或不尋常的遭遇。莫言談及故鄉曾經的貧瘠生活，如何觸動他的書寫欲望，其成名作《透明的紅蘿卜》更名的始末，還有《酒國》《豐乳肥臀》和《檀香刑》所遭遇的批判和他個人的反響。這應是莫言論寫作最生動的記錄之一。又如余華談《現實一種》背后的“現實”秘辛，或蘇童談小說創作前，先將場景或意念畫成一幅畫的過程，陳染談《私人生活》如何游走私人領域的可能，都能讓讀者一開眼界，從而理解“新時期”作家看待虛實、人我、公私領域的方式，早已超越此前時代。

書中對《今天》創刊、以及相關人物發起系列新詩運動所作的訪談，尤其彌足珍貴。1970年代末的混沌中，一群年輕詩人和編者憑著沖勁，在一無所有里催生《今天》。北島、芒克等以最克難方式制作、印刷、發行詩刊，由此形成志同道合的聚會。他們朗誦、爭執、歌哭、演繹了“新時期文學”原初的精神——一個只能名之為”詩”的時代。唐曉渡回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一次《幸存者》詩歌朗誦會。“中戲小劇場只能容納九百九十九人，但來了三千多人，中央電視臺，北京電視臺的轉播車全都進不來，整個會場的氣氛讓我感到詩歌確實是一種深植于人心深處的力量。” [4]

王堯編纂《口述史》的用心不止于此。他走訪當時參與新文學編務的編輯，以及廁身文藝政策的文化人。他理解文學不只是作家的紙上文章而已，也是“編輯室里的故事”，更是文藝機構里你來我往的意識形態角力。換句話說，《口述史》同時處理文學生產的上游與下游、核心與外圍，如此形成的復雜網絡遠遠超過教科書式的文學史。其中最精彩的篇章包括《人民文學》《北京文學》等刊物的主編訪談，還有對特定文藝會議和機構的側寫。如《人民文學》崔道怡談一九七七年張光年策劃發表劉心武《班主任》，開啟“新時期文學”的先聲；丁玲、草明“兩個老太太”就文學評獎思想性或藝術性孰輕孰重的對話，在在說明作家的和作品的命運哪里是“純文藝”的？又如《北京文學》李清泉發表汪曾祺《受戒》、張潔《愛，是不能忘記的》和方之的《內奸》等，顯現的不只是文學鑒賞力，也是時勢的判斷力。

《口述史》也觸及新舊時期接軌的關鍵人物之一——周揚，以及數次會議如第四次（1979）及第五次文代會（1988）報告起草的幕后故事。這將文學作為政教機制的意義拉到另一種制高點。周揚在左翼文藝界呼風喚雨近五十年，大起大落，本身就是傳奇，他晚年的立場轉折尤其耐人尋味。口述者顧驤、劉錫成等或參與或旁觀部分決策過程，作出他們的評價。文藝的“上層建筑”往往在一個關鍵詞、一篇文件大費周章。然而外人眼中的官樣文章每每藏有豐富訊息，據此，各種運動、批判過程的復雜可以思過半矣。

作為訪問者，王堯編輯采訪結果，有時讓一位受訪者出現在不同話題里，有時讓數名受訪者討論同一話題，有時由某一受訪者間接評價其他人與事。因為環境的局限，他未必能如愿還原想象中眾聲喧嘩的場面，但他依然做到多層次的對話。跨越時空，臺上的菁英作家與臺下的專業讀者，操盤的領導人物與執行的屬下干部，甚至當事人的昨日之我與今日之我都有了現身說法的立場，彼此互動，使得話題陡然有了立體意象。這樣的安排對王堯而言是具有民主意識的，“進而改變了文學史寫作者在歷史敘述中的位置。新的關系可以視為一種對話關系，如何解釋作家作品顯然已經不是文學史書寫作者一個人或幾個人的權力”[5]。

《口述史》這類的嘗試為當代文學史編纂或寫作投射新的目標：文學生態史的研究。近年生態研究崛起, 但焦點多半集中在環境保護及自然資源等話題上，所論從草木山川到污染災變，的確擴大了文學研究的范疇。然而“生態”一詞無須局限為主題式討論，也同樣可以指向更有整合性的文學史觀。

法國心理學和哲學學者瓜達西 （Pierre-Félix Guattari）曾為文專論“三種生態學”[6]。 瓜達西認為，生態學不是小眾環保話題，而是我們全面思考人與世界關系的新起點。生態關乎自然現象的變遷、社會脈動的張弛，以及主體心靈的消長。生態就是生/態，你我應和生命內外情境的總合樣貌。這三種生態學——自然/物質環境的、社會環境的、心理環境的——如果置于文學研究語境，促使我們關心文學主體如何在三者不斷衍異交錯的關系里，形成言說及行動的位置。又或許我們無須只以西方生態學觀念思考文學史。詩可以“興、觀、群、怨”，可以讓我們“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文可以為“聲文，形文、情文”，彰顯或遮蔽現實，或可以成為一種心史，“痛哭古人，留贈來者”……古老的信念生生不息，歷久而彌新。

在這樣的意義上，《口述史》將經典、大師、運動等指針性話題導向個人的或群體的心理、社會或物質環境層面。《上海文學》的李子云曾經為是否刊登某篇作品而忐忑不安，余華是如此懷念1980年代，“覺得那是一個最好的年代，那么多人那么真誠地要沖破什么；到80年代已經沖破了，起碼在人的思維上已經沒有禁區了”[7]。而賈平凹寫作《廢都》前后自認心身經歷一次大清洗。口述者的敘事又與整個社會脈動息息相關。什么是“傷痕”？ 什么是“現代”？文學的詞匯已經投向文本以外的意識及意識形態閎域。而這一切隨著時空的變動，扣緊時代甚至生命起伏的周期。這是為什么讀到周揚晚年病榻上的奮力一搏，或是獲諾獎前的莫言仍愿暢言自己的童年往事，這些都令我們心有戚戚焉。聲音與文字，重復與改變，喧囂與瘖啞，衰老與死亡……“新時期”煙消云散，另一時代形成另一種生命樣態。

《口述史》完成不易。王堯教授花費二十年時間鉆研其中，用心何嘗只是為時代留下記錄？他更要對“文學何為”這樣的話題再做思考。有感于他的努力，作為讀者的我們應該如響斯應，持續《口述史》所開啟的聲音和敘事的空間，也預想下一個“新時期”的對話。

注釋

[1]參見[法]雅克·朗西埃：《文學的政治》，張新木譯，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 頁。

[2][4][5][7]王堯：《“新時期文學”口述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4 年版，第 44 頁、54 頁、9 頁、278 頁。

[3]Theodor Adorno, Aesthetic Theory, trans. Robert Hullot-Kentor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p. 2-3.

[6]Pierre-Félix Guattari，"The Three Ecologies," trans. Chris Turner, Material Word, New Formations, 8(1989):131-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