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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北京作家群是近年來在北京文學界崛起的一個重要群體。他們在創作中著重凸顯北京現代化進程中城市空間變革帶來的感知變化，著力于記錄城市中“京漂”、普通市民的奮斗歷程和情感狀態，描繪了北京城市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多重面孔。由此，新北京作家群展現了從當代視角切入描繪城市生活的創作理念，是對當下北京時代變革的見證與記錄。

關鍵詞：新北京作家群 空間感知 “京漂” 當代人

現代城市與作家之間有著一種獨特且深厚的紐帶。城市為作家提供了一片廣袤的創作沃土，它的變化、復雜和多樣為作家們提供了豐富的靈感和素材，使其擁有了獨特的創作風格。而作家用自己敏銳的神經和細膩的情感捕捉城市的各個角落，通過文字發掘城市的深層意義，呈現出城市獨特的歷史文化、社會景觀和人文情懷。當下的北京與新北京作家群之間的關系便是如此。21世紀以來，北京的現代化進程不斷加快，無論是空間布局還是社會生活都與傳統北京大有不同，這些無疑都影響著出生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作家的創作。正如《北京文學》執行主編師力斌所言，新北京作家群就是對新時代、新北京、新經驗、新故事的文學記錄，是對一個國際大都市的全新書寫。因而，從歷史的維度來看，與傳統京味作家相比，新北京作家群無疑要書寫新的城市經驗；從空間的維度來看，與當下另外兩種地域文學代表“新東北文學”和“新南方寫作”的作家相比，他們既沒有對父輩過去榮光與傷痕的祭奠，也無需在地理空間的拓展中尋找新的文化身份，而是僅僅作為北京城市空間變化的見證者，記錄它快速步入現代化的時代剪影。

一、新北京的空間感知

“北京”應該如何書寫？或者說，在歷代京派作家的書寫中，北京呈現出何種景觀？在老舍等老一輩京味作家筆下，北京（北平）意味著古都、胡同、四合院，是一代代北京人熟悉的故鄉和精神家園。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北京始終都與他們有著牢不可破的情感糾葛。這是一種私人的、源自歷史和傳統的天然紐帶。老舍寫道：“我所愛的北平不是枝枝節節的一些什么，而是整個兒與我的心靈相粘合的一段歷史，一大塊地方，多少風景名勝，從雨后什剎海的蜻蜓一直到我夢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積湊到一塊，每一小的事件中有個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個北平，這只有說不出而已。”所以，老舍筆下的小羊圈胡同、北海、護國寺、德勝門箭樓等都充滿了鮮活的氣息。它們并非冷冰冰的物理空間，而是北京人生活記憶的承載。從這個角度來看，北京作為一個城市，與當時占中國絕大部分的鄉村并無太大區別。這里的市民仍然沿襲著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鄉音、禮節、習俗，也固守著費孝通所謂“禮俗社會”內在的規則和程式。這些就是流淌在老舍等老一輩京味作家血液中的元素，既讓他們對北京城市空間有著難以割舍的依戀，也滋養著他們的藝術創作。或者說，“京味兒”更是這些作家精神家園的表征。他們塑造了一個專屬于北京的“文化空間”，象征了鄉土、傳統與家園，也讓各種現實空間、生活細節、日常俗語充滿了生命氣息。“對于中國知識分子，北京是熟悉的世界，屬于共同文化經驗、共同文化感情的世界。北京甚至可能比之鄉土更像鄉土，在‘精神故鄉’的意義上。”

不過，正如趙園所言，這種基于鄉土的情感只會存在于前現代的鄉土社會中，也會隨著這一時代的終結而消逝。經過多年的發展，21世紀的北京已經漸漸成為現代的大都市，故宮、頤和園、胡同、四合院等傳統空間和建筑雖然仍在，但卻很難再稱之為時代的“精神家園”。如果說老舍等老一輩京味作家筆下的北京是與“我”融為一體的空間——封閉但熟悉，那么現代的北京則僅僅是“我”生活和工作的“城市”——開放但陌生；如果說前者是可以怡然自得并沉溺于其中的厚重傳統和鄉土家園，那么后者則是置身其中但卻只能旁觀記錄的現代變革和異域都市。

新北京作家群中有許多出生并成長于北京的作者，如侯磊、石一楓、孫睿、杜梨、古宇、常小琥等，他們同樣記錄了地壇、頤和園、四合院等，其中不乏詳盡的歷史梳理和細節描寫，但更多是對傳統和時光逝去的感傷。侯磊在《北京煙樹》中饒有趣味地描繪了北新橋、東安商場、隆福寺、中軸線的典故和傳說，也細膩地呈現了胡同中的生活。侯磊當然懷念舊日的時光，但他也清楚這些都早已逝去，“我愿時間永遠停留，但時間是抓不住的，時間不等我，景物也不等我，一切都已物是人非。”城市的現代化進程打破了原有空間的格局和感知，也抹去了熟悉的胡同和街談巷語，我們惋惜、感慨、哀傷，但又只能無可奈何地記錄、接受這一切。由此，北京城市的現代化并不僅僅是對物理空間的改造，同時也重塑了人們感知和體驗空間的方式。

石一楓在《戀戀北京》再版后記中寫道：“這部小說的人物情感又可以算得上是當下的、正在發生的，它講述的是在‘民俗的北京’‘政治的北京’之外的那個‘經濟的北京’給人們帶來的新希望與舊感傷。”這句話足以概括新北京作家群對現代北京城市空間的感受。新北京作家并不僅僅著眼于描繪“古都”北京，也不會用歷史敘事填充當下的空間。在他們的筆下，北京就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新”空間。或者，這里的“北京”只是一個地理概念，一個正在被剝離了傳統，從都城向現代都市轉變的空間。傳統、民俗的北京并未真正消失，但其中又疊加了現代、經濟的北京，形成了一個既熟悉又疏離的空間。所以，杜梨在《香看兩不厭》可以生動地描繪出頤和園的景致和歷史，但她終究只是這里的一名員工：面對詩意的場景，她“只能拿著雞毛撣子，站在那兒發呆。”除此之外，新北京作家群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經濟北京”。而正是由于視角的轉移和拓展，北京才更加豐富多彩。徐則臣的《北京西郊故事集》描寫了一個城鄉結合部的空間。這里到處都是破舊的平房和違章建筑，居民基本都是外地來京的打工人。往西只有平房和山，而往東則是高聳的樓房和川流不息的行人和車輛，邊緣地帶的蕭條與市中心的繁華形成了鮮明對比。在此，北京代表的是財富與成功，而身處邊緣地帶的“我”卻只能遙望。

這是所有現代都市均有的現象。進入城市空間本身意味著世俗意義上成功的可能性，而具體生活空間的選擇則是一種經濟利益的考量。所以，為孩子成功而選擇的學區房位于東城區還是回龍觀意味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地位，京西的“富山豪庭”別墅區是裝點門面和拉攏關系的場所，以“小丘閣”命名的餐館也只是名不副實的名利場。對于外地來京的奮斗者而言，留在北京就意味著摸到了登上更高社會階層的扶梯。在《世間已無陳金芳》中，陳金芳從農村來到北京后就嘗試以各種方法融入其中，甚至不惜詐騙。隨著她從鄉村、胡同到高樓大廈，最后又到城鄉結合部的一個破敗樓房中結束生命，不同空間的對比展現了人物命運的巨大反差。正是由于對經濟層面的關注，此類作品中的北京不再是故宮、胡同、中軸線，而是既有著寂靜冷清的城鄉結合部也有著富麗堂皇的高樓別墅的矛盾體。

但是，北京的文化象征意義并沒有因此失語。當作家們將視野擴展到全世界，并以此反觀北京時，一種新的空間文化形象出現了。石一楓的《漂洋過海來送你》通過主人公那豆的足跡將北京胡同與美國、阿爾巴尼亞連接在了一起，展現了一個全球視野下的北京。而徐則臣的《王城如海》則借小說中的余松坡之口說道：“你無法把北京從一個鄉土中國的版圖中摳出來獨立考察，北京是個被更廣大的鄉村和野地包圍著的北京……一個真實的北京……還有一個更深廣的、沉默地運行著的部分，那才是這個城市的基座。一個鄉土的基座。”在此，我們又回到了20世紀老一輩京味作家筆下的北京。只不過，這里的鄉土北京同時還疊加著現代的高樓、地鐵、名牌店，匯聚著大量的人群和車流，它們矛盾而融洽地組成了當下的北京。正是因為北京城市的復雜性，才造就了新北京作家群多元化的書寫方式；而也正是通過新北京作家群彼此不同的觀察角度，北京的多重面孔才得以呈現。

二、都市的生存體驗

在日新月異的現代化浪潮中，北京的城市活力和廣闊天地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新北京作家群敏銳地捕捉到了時代的變化，他們的筆觸不再局限于胡同、四合院里的家長里短，而是將視角投向這座城市中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普通市民，尤其是那些懷揣夢想、勇于探索的“京漂”青年。他們既是城市現代化的見證者，也是傳統與現代交織下獨特生活方式的體驗者，而他們奮斗中的堅韌與不屈、迷茫與痛苦也成為北京城市變遷的時代印記。

徐則臣特別關注城市邊緣地帶的年輕人。在《北京西郊故事集》和《跑步穿過中關村》中，他講述了漂泊在北京、處于社會邊緣的小人物的生存狀態。他們沒有北京戶口，沒有正式工作，除了身份證，很少有拿得出手的證明，除了經常食不果腹、居無定所外，還會被驅趕甚至逮捕。但在他們身上還是凸顯著旺盛的生命力和不屈的意志。在《北京西郊故事集》中，“我”、行健、寶來等都是從花街來到北京的謀生者，平日工作就是貼小廣告。但他們也經常站在平房的屋頂俯瞰腳下的北京，暢談自己的夢想。寶來會對街角的姑娘一見鐘情，為了她見義勇為；天岫在幾何方面頗有建樹，認為自己是在北京“蓋樓”；即使是殺害天岫的貴州人，在面對孩子的時候也表現出了柔情的一面。《跑步穿過中關村》中的年輕人也是如此，邊紅旗靠辦假證謀生，但他同時又是民間詩人邊塞；敦煌等人賣盜版碟，但在愛情、友情、人格尊嚴上有自己的原則，會在朋友有難時拿出全部積蓄。總之，通過徐則臣的描繪，這些通常“隱身”在城市角落里的人物都有了自己的姓名、性格以及具象的喜怒哀樂。他在《跑步穿過中關村》的“自序”中解釋了自己關注這一人群的原因：“此‘亞文化圈’在北京這樣一個地方一直是被忽略的，往往只在提起‘京漂’或者‘不安定因素’時才會被想起……而我就對這一個個‘人’感興趣，他們中的一些人是我的朋友，他們散布在北京的各個角落，經常穿過一條條胡同和街道，從這里跑到那里。”通過為這些小人物“立傳”，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個自由向上的生命，他們有對未知世界的好奇與興奮，也有面對困苦重壓時的堅韌與不屈；既有人生和情感中的迷茫和失落，也有相互扶持前行的溫馨和真誠。他們很清楚，自己很難稱為“北京人”，充其量只是“在北京的人”。但對他們而言，北京不僅僅是一個地理上的坐標，更是寄托精神和體現人生價值的舞臺。在這里，他們可以實現自己的夢想、追求自己的事業、證明自身的價值。所以，他們堅守在北京，不僅僅是為了“掙錢”那么簡單，更為了實現自我價值、展現青春活力。

在新北京作家群的作品中，人性溫暖與“真”是一個鮮明的主題。除了徐則臣筆下的邊緣人群，各種行業中的“打工人”也同樣如此。古宇《人間世》中的樊斯如面對無視畢業生權益的春季校招計劃，選擇了與同事和上級斗爭，她的善良、溫厚、聰明和秉持良知的品質成為小說中的一道光亮。常小琥《中間人》中的調查記者程蝶，在面對黑暗復雜的罪案以及各種社會問題時，都能以極大的勇氣堅守內心的良知，努力揭示真相。孫睿的《發明家》則更是通過一個娛樂圈“狗仔”的經歷，將其小學時代與現今的兩個關于真相的故事串聯了起來：“我”從小就夢想能發明出一臺機器照出世間的真相，而最終發現真相就在人心。孟小書的《終極范特西》則探討了網絡詐騙中的誘惑與真心，騙子張存良最后冒著生命危險逃離并救下網紅主播的同時，也守住了網絡時代瀕臨消失的真相和信任。一些作品更加關注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和關系，對于人性中的良知與情感有了更多的探討。張天翼的《雕塑》中有對愛情中理想與現實、完美與殘缺之間的哲理思考；陳小手的《簾后》呈現了弱者的母女情；鄭在歡的《忍住Ⅲ》審視了故土友情的消逝。這些文學作品以其細膩入微的情感描繪和對人性的深刻洞察，為我們勾勒出現代都市居民豐富而復雜的生存圖景與內心世界，照亮了城市生活中的溫馨與美好，同時也揭示了隱藏于繁華背后的矛盾與挑戰。

《北京文學》副主編張頤雯將新北京作家群稱為“北京的巴爾扎克們”。這一比喻非常恰切地捕捉到了他們創作中的現實主義傾向。在這些作品中，我們能夠看到現代城市的變化、邊緣人群的生活以及人們面對挑戰時的態度和選擇。這些作家對時代的敏銳捕捉和深刻反映，與巴爾扎克對現代社會的深刻洞察不謀而合。無論是19世紀的巴黎還是21世紀的北京，現代化為城市帶來巨大的物質財富，也在社會中形成了拜金和功利主義傾向：《發明家》中用錢來編造明星八卦新聞的“狗仔”，《終極范特西》中的網絡詐騙團伙，《中間人》中為名利拋妻棄子的程德理都是其中的典型。在職場中，專業化的分工體系極大地提升了生產效率，為個體營造了一個相對穩定且風險可控的工作環境，但也造成了一群只知服從和接受現狀的“打工人”。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形象地將這些缺乏反思精神、失去否定性和創造性的人稱之為“單向度的人”，他們是為了企業私利無視畢業生權益的王采苓（《人間世》），是意圖用請客送禮揚名文壇的羅秋山（《丘山》），也是無原則一味迎合討好老師的家長（《四輪學區房》）。凡此種種，都是城市現代化過程中個體被異化的表現。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們更多的是在既定的框架內，依據既定的程序、規范生活和工作，而不會停下來認真反思自己的行為是否得當。

新北京作家群沒有回避這些社會問題，他們通過生動的故事和鮮活的人物諷刺和批判了其中的弊端。但正如魯迅先生評價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時說，他不但剝去了作品中人物表面的潔白，拷問出了下面藏著的罪惡，而且還拷問出了藏在罪惡之下的真正的潔白——這是“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新北京作家群也是如此。他們并沒有止步于描寫城市生活中的艱辛和無奈，也沒有停留在揭示社會的弊端，而是將更多的筆墨投向了普通人在面對困境時展現出的真誠、達觀、正義和熱情。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不僅是對個人價值的肯定，更是對時代精神的頌揚。

三、凝視與記錄當代

在新近有關新北京作家群的討論中，“當代”（當下、同時代）（contemporary）是一個出現頻率相當高的詞匯。楊慶祥認為，“正是被當下——具體來說是1990年代以來北京乃至中國高度變化的現實——卷入其中，新北京作家群的寫作才找到了其切身感、在場感和肉體經驗。”徐剛則認為，當前北京文學寫作中需要找到認識新時代北京總體性的元素，而新北京作家群卻“呈現的其實是一幅總體性消失之后的文學圖景。一方面，北京文學的傳統早已淡漠；另一方面，它的‘當代性’顯現得又并不充分”。兩位學者實際指出了新北京作家群創作中應當解決的問題，即立足于當代發掘一種北京的當代性。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現實主義創作的基本立場，它強調作家以客觀的態度去觀察社會生活，真實反映并深刻剖析“此時此地”的現實。可是，作家如何既生活于“此時此地”，同時又可以超脫出來冷靜客觀地分析呢？

這正是強調“當代”的意義。意大利哲學家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認為：“同時代性就是指一種與自己時代的奇特關系，這種關系既依附于時代，同時又與它保持距離。”從這個角度來看，立足當代，成為當代人，不僅是一種既定的生活，同時也是一種獨立的姿態。他們能夠保持與時代同步，但又不會完全被時代洪流所吞噬，以一種不完全契合的姿態與時代保持著微妙距離。在外人看來，這種距離感似乎有些格格不入，甚至與時代“不相關”，但也恰恰是這種距離，賦予了他們超乎尋常的洞察力，可以穿透時代表面的喧囂，更精準地把握時代的本質。在當代的姿態中，時間仿佛靜止了，過去與未來之間打開了一道裂縫，這個剛剛到來又即將過去的瞬間就是我們要把握的對象。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解釋更為清晰：“歷史唯物主義者不能沒有這個‘當下’的概念。這個當下不是一個過渡階段。在這個當下里，時間是靜止而停頓的。這個當下界定了他書寫歷史的現實環境。”在這里，本雅明堅定地拒絕了線性時間觀念，因為此種觀點完全無視當下的重要性：一切都是在為未來做準備。對于本雅明而言，現在是過去各種各樣異質要素匯集的場域，他的工作就是發掘這些被時代蒙蔽和壓抑的事物。阿甘本也認為，作為當代人，就必須堅定地凝視自己的時代，觀察并探究當下被人所忽視的景觀。

“閑逛者”便是本雅明認可的當代人。他們漫無目的地在城市中游走，不追求速度，不執著于某一目標，隨心所欲的態度就像漫步在自己家中一樣。然而，他們又對一切充滿了興趣，對城市的每一個細節保持著強烈的好奇心和敏銳的感知力。他們喜歡走在人群當中，也耐心地觀察著身邊的每一個人，永遠都像是偵探尋找嫌疑人一樣貪婪地收集著涌來的訊息。所以，他們與城市中忙忙碌碌的人群截然不同：前者更愿意拉開距離，以便更好地觀察；而后者根本不會在乎周圍人的推搡，只專注于盡快抵達自己的目的地。在閑逛者眼里，城市的每一個商場、每一條街道、每一個角落都蘊含著豐富的意蘊，他們在其中不斷生產著對城市的認知。而也正是因為通過細致入微的觀察抓住了城市生活的每一絲細節，他們也成為城市變化的見證者和記錄者，從而也能夠洞悉隱藏在表面之下的社會結構和文化邏輯。

因此，我們可以說，要成為當代人，首要的就是對城市保持專注力和好奇心，在面對當下高速發展變化的北京時，這種姿態尤為重要。北京的空間布局和社會生活中的巨大變化可以為城市的“閑逛者”帶來豐富的素材和感受，同時也讓新北京作家群面對當代的復雜現實做出自己的選擇。實際上，他們也正是這么做的。所以，我們才能夠在高樓林立、車水馬龍之外，看到北京更多角落中的人群和生活。這里有街面的變遷和胡同叫賣聲，有夜幕下城鄉結合部“京漂”奮斗的足跡，也有隱匿在高樓職場中的愛恨情仇。無論是北京空間巨變中傳統與現代的交錯，還是普通個體在城市生活中的夢想與艱辛，這些都是駐足在當代的瞬間才能發覺的。這種主動的凝視和記錄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俯視和指摘，而是深入城市的毛細血管處，融入各色人群中，細致地描繪城市中那些沉默的聲音。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新北京作家群正是以當代人的視角記錄下了北京現代化進程中的剪影。他們在宏大敘事之外找到各種異質的要素，為我們提供了理解、感知和體驗北京的多維空間。因此，新北京作家群作品中的北京，不再是簡單的地理空間或經濟實體，而是被賦予了靈魂的生命體，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個體都是構成其整體的細胞。理查德·利罕(Richard Lehan)認為，文學對城市的建構“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將城市概念化的方式，以便可以用人的方式重新把握城市，把城市帶向知識的焦點，使我們有可能對那種從其物理現實分離出來的城市進行知識上的理解。文學文本和文化范式有助于我們聚焦于并捕捉住時間的流變”。正是通過新北京作家群的創作，我們得以窺見隱藏于鋼筋混凝土之下的精神脈絡與情感共鳴，也觸摸到了北京多個層面上的生活氣息。這是北京城市一個時代的見證。

結語

現代北京是一個龐大而又復雜的多面體，我們已經很難用單一的形容詞來概括其全貌。不過，這也為書寫和表征新的北京經驗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新北京作家群不需要有統一的規范或目標，他們的新穎之處就在于對北京城市空間感知的拓展，在于對當下北京市民生活的尋覓與凝視，在于對城市時代變革剪影的記錄。而正是這種切入當代的自覺意識，才使新北京作家群有了截然不同的亮色。誠然，與老舍等老一輩作家相比，新北京作家群的寫作很難歸于正統的“京味兒”，但或許正是區別和差異，才使得他們創造了一種屬于現代北京——一個自信、包容、開放的城市——的新京味文學。

〔本文注釋內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