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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天涯》2025年第1期“散文”欄目，“人間·父親”散文小輯中趙荔紅、高鳳華、楊姿分別講述自己父親的平生，三位父親的社會身份各異、選擇不同，各自經歷種種的變遷，他們的個人史也組成了一部小型時代編年史。

今天，我們全文推送趙荔紅的散文《江河水》一文，以饗讀者。

江河水

趙荔紅

一

某年夏天，我和先生在布拉格小住。房子在伏爾塔瓦河西岸。登上山頂公園，順臺階下到河畔，河水湍湍地流淌，站在橋上遠望，城堡聳立在灰白層云之下，一朵一朵的云從天空浮到橋上，浮過去，掉落到橋下，化作了浮沫，隨水流逝……過橋即是老城廣場，泰恩教堂黑尖頂的沉默、披檐陰影的青幽、欄桿窗臺的明麗，全都墜落在亮白廣場上。揚·胡斯塑像披著大麾、聳著肩，頂天立地，一大片黑色鴿影掠過，如風揚起灰燼，萬國的人影都在他身邊簌簌移動，聚合，散開，如星辰或流沙……環繞這個廣場的，有卡夫卡的幾處故居，他誕生的“塔樓”，寫下《饑餓藝術家》的房子……若是沿河畔行，可一直走到查理大橋。圣約翰·內波穆克主教就在這座橋上被國王扔下河去，如今，他的雕塑立在被扔下去的那個位置，雕像的一角已被游人摸得溜光錚亮。唉！無論怎樣平庸的時日，無論如何驚心動魄的人生，都如河水流逝，一去不復返了……

有些天，我們一大早登上山頂公園，那里有個露天餐廳，挑個可俯望伏爾塔瓦河的位置坐下，重讀《城堡》和《美國》。上午的河水呈湖藍，中午轉成明綠，成片起伏的紅色屋瓦中，不時冒出教堂的烏黑頂子、碧綠頂子，陽光滿溢，云影轉移，面光的河好似跳躍著無數銀魚。不知何故，即使是大晴天，這個城市也似乎籠罩著一層暗啞霧靄，一層詩性、憂郁的煙藍。午后，半城年輕人都聚集在山頂公園餐廳，陌生語言在周圍嗡嗡作響。我們起身，穿過草地和樹林，順公園小路，一直走到城堡去，走到城堡附近的霍特克維花園，那是卡夫卡經常散步的地方，他常帶一本書，坐在樹下讀。

有一天，從城堡轉回來，天已昏暗，河面黑藍，只剩薄薄一抹夕光染出山下屋瓦的紅，路燈也亮了，草地綿延著融進暗黑樹林，歸林的鳥啾啾叫個不停。我們坐在一棵花樹下，紫紅花瓣不時落下來，身上椅子到處都是。遠處，那個露天餐廳燈火輝煌、人影綽綽……突然，低啞的二胡曲哽咽而出，穿破夜幕，如一個人在傾訴，一句一頓，時而幽咽嘆息，時而纏綿悱惻，時而悲愴激越，情緒抑抑揚揚，節奏頓頓挫挫，如河水，在清晨、午后、黃昏，或柔情流淌，或如漩渦回旋，或遇礁石激起浪花。是《江河水》！在異國他鄉，聽見這支二胡曲，淚水瞬間涌出……斯美塔那結束流亡后，回到故土，磨難、病痛、孤獨，沒有減少他的愛與激情，他寫下《伏爾塔瓦河》，這首深摯、寬廣、詩性，沉郁而壯闊的交響詩，是獻給二戰后他那苦難深重的祖國。在這布拉格晚暮中，伏爾塔瓦河在腳下湍湍地流淌，纏綿哽咽的二胡曲，令我淚水盈眶——在這里，我終究是一個過客，一個漂泊者，一個異鄉人。遙遠的東方，那里，有我的祖國，我的故鄉，我的父親——

在黑暗花樹下，在遠處的燈光人影中，遙遙屹立的黑色城堡的上空，好似一片空洞虛無的幻景。我聽不見黑暗的河水湍湍地流，《江河水》曲聲卻潺湲流淌在我的耳邊、我的心中。在這二胡曲中，父親的銀白頭發，清瘦多斑的面龐，深情溫暖的眼睛，骨節嶙峋的手指，全都浮現在我的面前。我分明看見，在那湛藍星空之下，在涌動起伏的伏爾塔瓦河之上，父親搬一把凳子，端正坐著，二胡立在他的腿上，他一手扶著琴桿，一手顫動著弓弦，《江河水》曲聲，在他的手指顫動間悲愴激越纏綿悱惻地流淌，他的身子隨著曲聲有節奏地俯仰，好似那起伏的伏爾塔瓦河水……

這首《江河水》，最早描述的是一個女子在新婚丈夫被抓去當勞役后，無助地在河邊慟哭，滔滔河水，好似能帶走她的哭聲，宣泄她的痛苦。后被黃海懷改編為二胡曲，在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第一場“苦難歲月”中作為配樂，二胡的喑啞、嗚咽很能傳達曲子的痛苦、凄婉、悲憤而又沉思的情緒，如泣如訴，催人淚下。父親很喜歡這支曲子，每到內心憂憤不能自已時，就會拉這支曲子。我是聽著他拉這支曲子長大的。

回國后，給父親打電話。當時他聽力尚好，只要我給他打電話，總會聊許久，似要將平日沒說的話，在電話里一下子說完。我說：“爸爸，想聽聽你拉《江河水》。”聽我說想聽他拉二胡，還是他喜歡的曲子，父親高興地說：“你等著——”他將電話一擱，接著，好長一段時間，就聽見電話線那端，拉凳子的刺耳聲，翻動曲譜的窸窸窣窣，轉動琴軫調音的吱吱嘎嘎，弓弦擦動琴筒顫出的幾個試音，忙了好半天，中間是長長的空白，我耐心等著，知道父親在醞釀情緒——好一會，一個幽怨、清涼、喑啞的曲句，透過細細的電話線，從父親那端，傳到我這端——

窗外，盛夏，明晃晃的烈日，貓在睡覺，鳥兒也躲起來。清涼、幽暗的二胡聲，從電話線那端傳過來，像幽暗、深沉的河水，慢慢地席卷過來，淹沒了我。

二

寒露才過，山上早早下了霜。天空高遠黑藍，很小幾顆星子，閃著鉆石的光亮。一彎薄薄下弦月，如鐮刀般，銳利，潔白。遠山、近樹，全都黑魆魆沉默著，收割后霜凍的稻田、茶園、彎曲的公路，泛著模糊的灰白，試圖分割黑暗。在遠處的黑暗中，閃現一二點燈光，傳來一二聲狗吠，表明那里有人家，但狗吠和燈光，也很快隱遁進濃黑混沌中。

農場的幾排土墻平房，靜靜站立在天地間，微弱的月光勾勒出模糊影子。黑瓦上落下薄薄一層霜，在弦月下，清寂地泛著白光。雞們豬們全都進窩了，只有一二只狗，踩著凝霜的泥地，孤單地無目的地走來走去。家家戶戶已閉門，幾個小小的木窗戶，透漏出昏黃燈光。

母親和我已上床，捂在被子里，隔著蚊帳看父親走來走去。臥房只有一盞15瓦帶鐵罩的電燈，薄薄燈光，在房間圈出一小塊昏黃。父親收拾完，閂好木門，倒了杯熱開水，捂著搪瓷杯走進臥房。他取下掛在墻壁的二胡，搬了把方凳，對著小木窗坐下。父親用松香反復擦拭著白色絲弦，一邊調節琴軫，一邊試拉了幾下，直到音調準了，這才端嚴地坐直了身子，閉眼靜默良久……我和母親等待著……

一個喑啞的樂音顫抖開來，好似一個人長長嘆了口氣，接著，如怨如訴的樂音，在小小的灰墻鎖住的空間回旋、輾轉，濃郁得無以化開，似要突破木窗，飛到外面世界。這是《二泉映月》！長大后，我才知道這支曲子的名字，并了解到作曲者阿炳（華彥鈞）的生平，也曾去無錫拜訪過阿炳故居。父親拉出的第一個樂句，是《二泉映月》的引子，這一句低低嘆息，凝聚著阿炳幾十年生涯的長長辛酸。年過半百后，我再聽《二泉映月》，體會到更多復雜思緒：隨樂句的潮起潮落，主題被反復變奏，傳達出悲苦、沉思、驕傲，有時又是逍遙徜徉的情緒，是阿炳的自言自語、自我追問，他將自己對生命的追尋思考凝聚在這支曲子中；我聽懂了它的悲苦，也聽到它的詩性、沉思、追問；尤其是尾聲，情緒由揚轉抑，慢慢回落，越來越弱，細如游絲，意猶未止，滿懷對生命的無限流連、無限惆悵。

父親拉二胡時，微閉雙眼，沉浸在阿炳描述的最底層最苦難的人生里，一如他所經歷體會的。但年幼的我，尚不能理解《二泉映月》的主題，只覺得拉二胡的父親很帥。我后來常常回想當時的情景，回想父親拉胡的姿影——音樂在房間流動，鄙陋的日子，乏味的空間，沉重的生活，貧瘠的物質，因為這二胡曲，黯淡的一切似乎退隱了，小小的泥屋似乎閃閃發亮了。那是神的手啊，他恩惠的靈降到這個小屋，慈悲的手撫摩著滄桑勞累的凡塵的心，在這個瞬間，將美善、溫暖的光亮和馨香的希望一起種下。

父親生于1943年，1961年他十八歲，高中畢業，高考成績優異，俄語尤其出色，心儀的是清華大學。落榜原因之一是家庭成分及成員關系復雜。父親從小為自己的才華感到自豪，沒能考上大學，怕落人恥笑。高考不成的城市青年，似乎只有兩條出路，或當工人，或參軍，但這兩條出路，也要有門路、要看出身。當時閩北有個農場來招知青，說是戶口放在個人口袋中，來去自由。年輕的父親，不知前路艱險，瞞著家人，偷偷報名。他成了第一批上山下鄉的知青。父親懷著年輕人一腔熱血，大概覺得，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他隨一批南方沿海城市青年，來到高峰農場。這個農場，因建在高山上得名。高峰屬于武夷山脈，再遠點，屬于括蒼山山脈，當時只有少數原住山民，尚有虎、狼、野豬、狗熊出沒，遍布密林、荊棘、山石。往后時日，這一撥十八九歲的城市娃娃，靠一雙手、一腔熱情，硬生生在荊棘懸崖間開辟了公路，挖出了農田、茶園、竹林、魚塘……

到農場一年后，父親，這個才滿十九歲的海邊城市青年，無法忍受螞蟥的叮咬，現實日子與想象的如火如荼革命生活大相徑庭，便偷偷從農場跑回家鄉。但此時，并非如最初允諾的“戶口放在口袋里”“來去自由”，他的戶口已落在農場；又逢“三年自然災害”，城市人的口糧是根據戶口供給的，沒有戶口，就沒有口糧，父親回到城里，沒工作無收入，平添了一張嘴，全家原本緊張的口糧更不夠吃，勉強支撐了一段時間，父親只能又回到農場。在農場，稻米、蔬菜、水果、魚，全是自給自足，至少有飯吃。

幾年后，在莆田海邊農村無以為生的母親，也隨其父兄，被招工到農場，因為農場有飯吃。我的父母就此相遇、結婚，隨后有了姐姐和我。年輕的父親，理想破滅，不再躊躇滿志，從此就在農場“扎根”下來。父親是“國”字輩，名“森”，他說命中注定他要在祖國的森林中度過一生。他消了志氣。恢復高考后，他也想過再去考大學，農場不開具證明，他也沒能義無反顧堅持下去。改革開放后，他也想過放棄農場一切，下海做生意，如同那些離開農場的人一般，但看著正在上學、嗷嗷待哺的姐姐和我，前路又不明朗，父親終于沒有下定決心。就這樣，猶豫著、蹉跎著，父親就老下來，到了退休年紀。

在農場貧乏、艱苦的年月中，除了母親和我們，父親還有一個寄托，就是二胡。父親說他并沒有專門學過拉二胡。當時農場都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出工、下地干活外，沒什么娛樂，有人拿一把竹制二胡拉起來，大家就圍著聽。父親借來二胡，自己摸索，不懂就問，這樣就學會了，還學會了看簡譜。父親的二胡水準，很快超過別人。1966年末姐姐出生時，父親因為二胡拉得好，作為農場文藝宣傳隊一員，去邵武市其他單位巡演，節目是《紅燈記》《智取威虎山》《逛新城》等，還有些自編的小品、歌舞，都是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父親在后臺拉二胡伴奏，在各個宣傳隊中頗有名氣，有一回，父親拉二胡與一把京胡二重奏，拿了演出比賽第一名。晚年，父親已忘記當年他也曾在插秧、采茶、伐木、修路中成為標兵、奪過第一，唯獨對這場二胡比賽津津樂道。

勞作之余，父親會一個人坐在角落里拉二胡，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在質樸的母親眼中，父親拉二胡的樣子很好看，有別于其他青年，但她不明白這二胡聲傳遞出來的苦痛、悲切、對人生的迷惘，姐姐和我還小，自然也不明白。夜深人靜，父親一個人坐在木窗前，拉著二胡，如同一個人在呻吟、嘆息、傾訴悲憤。他最喜歡拉的曲目，就是黃海懷改編的《江河水》，還有阿炳的《二泉映月》、劉天華的《病中吟》，這些描述底層生命的苦難、困境的曲子，其中苦痛、悲切、纏綿又不甘，暗合父親內心，所幸當時沒人理解這些曲子，不會注意到這種與如火如荼革命格格不入的調調。后來，能在收音機中聽到閔惠芬拉這些曲子，父親總是仔細傾聽，一邊聽，一邊做筆記，一邊默默地流淚。

1987年，我考上復旦大學。父親顫抖著手捧著那張薄薄的錄取通知書，反反復復讀了好幾遍，沉默不語，淚水盈眶。那些天，父親走在農場泥路上，遇見的人都祝賀他，一路上都是陽光、星辰，如同他自己考上大學一般。父親打算親自送我去上海，卻在出發前一周閃了腰，只能低頭躬身走路，一直身，就疼得厲害。但他還是和我坐上顛簸的公交車從高山下來，到邵武市去轉火車，因為是中間站，沒有座位，他讓我坐在行李包上，自己一直站到上海。接新生的校車開往復旦路上，他一路東張西望，興奮地大聲與我說話；下車時，因不能直身，又要提很重的行李，站立不住，就跌倒在水泥地上。我去拉他起身，他只是笑容滿面仰頭看著校門說：“這就是復旦大學呀！”父親在復旦招待所住了三天，為了省錢，住的是十五個人一間的大通鋪。他扶著直不起的腰，幫我去買住宿用具，將我安頓停當。我當時并不體貼父親的心情，一心只想離開家人，開始新鮮的、自在的、小鳥一般無人管束的生活，就說：“爸爸腰閃了，趕緊回家吧。”父親離開上海前一晚，和我在復旦校園里散步，繞著一塊塊草坪走了一圈又一圈，父親說：“像切豆腐，我們切了一塊，又切一塊。”

父親退休后，回到家鄉莆田。我問他是否留戀他工作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農場？他說：“一點不留戀！做夢都不想夢到。”而那個特定歷史時期建立的國營農場，也日漸荒蕪、瀕臨倒閉——年輕人或讀書或打工或做生意，基本離開了，如我父親一般的老工人，或退休后返回家鄉，或到城市買房定居，留在農場的，寥寥無幾；農田、茶園、茶廠也多由外來人承包，勉力維持農場開支。當年，如我父親一般滿懷理想的那批年輕人創建的那個農場，隨著創建者的衰老、過世，他們開辟的那個“世界”，也自生自滅，終究被扔進歷史垃圾堆。所有的現代人，都忙著擁抱“新”事物、建立“新世界”，奔向新的一天去。千千萬萬如我父親這樣的普通人，在時代大浪中，他們如海邊的沙子，輕易就被席卷、被遺忘，他們的生命，不留一點痕跡。

盡管父親說，做夢都不想夢見農場。若有農場人來，還是很高興。有一次我回家，碰到楊澄來拜訪父親。楊澄也是莆田城里人，當年一起去農場的那批城里知青，只有四個在農場干到退休，其中一個就是楊澄，他比父親混得好點，轉干后任副場長，退休后在邵武市區買了房子。楊澄還是父親的演奏搭子，父親拉二胡，楊澄拉京胡。那天飯畢，父親搬出兩把二胡，兩個七十多歲的老頭，一起合奏了一曲《賽馬》，馬蹄快樂奔踏著，嘶鳴聲聲，父親和楊澄，兩顆銀白腦袋，隨著曲聲晃動，好似兩個二十來歲的青年，你追我趕，一起割稻穗，一道拖大鋸砍伐樹木，一起搬石頭修公路，一起追野豬，一起撈塘魚……那天，父親話特別多，精神矍鑠，母親手腳麻利地做菜、端茶、切水果，與父親、楊澄說話時，竟有一種少女的俏麗神情，好似她依舊是那個留長辮的姑娘。那是楊澄最后一次到我家。

三

父親退休回家鄉后，有兩件消遣的事：一是寫鋼筆字，自學自練，特別秀氣；再就是拉二胡。我與父親去散步，見區政府前大榕樹下圍聚一群老人，有二胡、笛子重奏的，有京胡、二胡合奏的，也有二胡為人歌唱伴奏的。表演者坐在小方凳，將二胡支在腿上，隨曲子俯仰自得，一曲終了，圍觀者鼓掌、喝彩，好生熱鬧。父親個子高，背著雙手遠遠站著，傾身、抿嘴、專注傾聽，似不為所動。我鼓動父親也拿二胡出來，與他們一起表演，大家好有個交流。父親一口回絕，說：“那幾個人拉得不如我好，都是最簡單的曲目，技藝單一，揉弦都不會，我和他們交流不來。”我又鼓動父親參加老年大學器樂班，禁不住我聒噪，他報了名，幾天后又不去了，說：“那里都是初級班，教二胡的老師，只有二三級水平，我的水平，都超過二胡課程十級了，學不到新東西。”父親就是這樣，生性孤僻，清高自許。他寧可一個人，在家里自拉自聽。

我每次回家，都會央父親拉二胡來聽。其實父親器樂上的天賦，絲毫沒遺傳給我，我五音不全，讀不來曲譜，記憶與模仿能力極差，總之是毫無音樂細胞，兒時，父親就想教我拉二胡，見我雙手僵硬，哈欠連天，只得放棄。但父親似乎忘了我極差的樂感，覺得既然我文化高，鑒賞力自然就好，所以，我說想聽他拉二胡，就很高興，覺得是知音。

夜飯罷，天色昏暝，母親出門散步。父親收拾完碗筷、摘下圍裙，換了一件干凈襯衫，這才去取掛在墻上的二胡。他將方凳擺在客廳正中，對面再擺一張靠背椅，靠背椅上搭著一整本二胡曲譜。我一定要強調一下，我用“一整本”二胡曲譜，會讓人誤解，以為是十六開或八開大小的二胡曲譜書。不是的，這是父親自己手抄的二胡曲譜，且是抄在掛歷背面。在新年互贈掛歷的年月，每年我都會寄新掛歷給父母。元旦那天，掛上新掛歷，是個重要儀式，意味著新一年的開始。舊掛歷，父親收起來，統統沒扔掉，用來抄寫二胡曲譜。一是“敬惜字紙”的習慣；二是這種掛歷足夠大，可以搭在靠背椅上，在上面抄寫的二胡曲譜，字也足夠大，便于眼睛老花的父親邊拉二胡邊看譜。有一點令人驚嘆。請你試試用鋼筆在一張空白A4紙上抄寫一段話，你會發現，漸漸地，字就歪斜了，何況要在一張長60公分、寬40公分沒有打橫豎線的空白銅版紙上抄寫。父親就是在這樣的紙上抄寫二胡曲譜，且每張曲譜極其工整，行行整齊，簡譜的每個數字大小一樣，節拍、技法、情感全都標識得一清二楚。一行不斜，一字不亂，一個錯誤也沒有，像是刻印出來的！父親抄寫了好多本二胡曲譜。

父親的這個本事，一來，有賴于他長年練習鋼筆字，對漢字書寫的控制力；二來，是他在農場任會計二十多年的訓練，父親做出納也好，做會計也好，本本賬冊都是手抄，在沒有電腦的年代，再沒有比他的賬冊更清晰更工整的了；三來，則是父親天性的專注、認真。父親連切西瓜都要嚴格等分、連劈柴都要大小均勻，仿佛長短粗細一樣的柴，燒出來的火，也是均勻的。父親的性情與專注力，是一個科學家的天賦秉性，假如當年他考上了清華大學了呢？假如他從事科學研究了呢？我相信，父親一定會是一個極其投入且極其出色的科學家。

父親再移動一下凳子和靠背椅，確認已擺端正了，這才坐下來，將二胡支在左腿上。他開始擦拭琴筒，父親的這把二胡，琴桿、琴筒是烏木的，他最早學琴用的是一把竹制二胡，聲音效果自然打折扣，這把烏木二胡，伴隨他三十多年了，琴筒一端是六角形的，蒙著蛇皮，已開裂、翹皮，用透明膠粘著，另一端是圓形雕花音窗，漆皮也略脫落。父親開始用松香來來回回擦拭絲弦，一邊說，他喜歡絲弦，雖然容易斷，且要反復調音，但聲音柔和，表達細膩，鋼絲弦雖牢固，但音色太亮、缺乏陰影，拉二胡如人在一句句說話，有明亮，有陰暗，要有層次。接著，父親開始調音，左手轉動琴軫，轉幾下，右手拉弓弦在琴筒擦出幾個音，仔細聽聽，又轉動琴軫，如此反復再三——

我就叫起來：“爸爸，你都忙了大半小時了，我腸子都等直了！”父親朝我咧嘴笑笑，門牙缺了一個：“起鼓了——第一曲，《賽馬》——”他將曲譜翻到《賽馬》那頁，其實譜子他早已背得滾瓜爛熟，但照例是要擺在跟前。他俯首凝神拉了一段，弓弦擦出一段歡快、跳蕩的旋律，父親說：“這里，要活潑地，要像馬兒歡快地踏著蹄子、奔馳在草原上，要有‘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感覺……”父親說，《賽馬》是黃海懷在1964年創作的二胡曲，拉的時候，跳弓得富有彈性，顫音得強弱分明，才能表現出賽馬盛況，他用撥弦來表現馬蹄聲，用顫指音模擬出一串馬兒嘶叫聲。

父親接著又拉了一支《良宵》。1928年除夕夜，劉天華邀請朋友來家中小聚，室內其樂融融，室外鞭炮聲聲，作曲家為歡樂氛圍所感，邊拉琴邊記譜，即興創作了這支曲子，故而又名《除夕小唱》。父親微瞇著眼睛拉這支曲子，身體隨之俯仰，周身洋溢著祥和的喜悅。我也很喜歡這支短曲，因為它特別溫雅，是屬于東方的溫柔敦厚的喜悅，快樂而不放縱，歡喜而文質彬彬，有一種“華枝春滿”的感覺。

父親最后拉的是保留曲目《江河水》。隨著曲句展開，父親臉上時而悲切痛苦，時而纏綿多情。父親說，拉這支曲，關鍵在直音和揉弦的靈活交替，以呈現時隱時現的哭腔效果；運弓虛虛實實的把握最難，既要呈現人物哭訴時若有所思、精神恍惚之狀，又要準確地表達情緒轉化。我一直覺得，我身上的浪漫多情，是來自父親，他不善于言說，也無法用文字表述，但在拉二胡時，他盡可以坦蕩無遺地表達情感。每在深夜無法入睡時，父親就會拉《江河水》，又怕吵醒母親、驚動街坊，拉琴時，他會在琴筒上夾一塊木板，壓制住聲音，讓音色不那么高亢，因而，深夜里，他拉的《江河水》，就是哽哽咽咽，如多情的河水，在礁石間磕磕碰碰，無法暢快流淌。但是那天，父親也沒能暢快地抒發情緒，他努力地拉弓、推弓，試圖提高音量，表達強烈悲切、激越之情，聲音卻越拉越細，掙扎著向高處伸長，最后好似一把尖刀切割在堅硬石頭，發出難聽的尖利的聲音。父親試了幾次，高音就是無法正常上去，最后只好放棄，無奈地咧咧嘴，說：“陰雨天，二胡回潮了，松香都不管用，絲弦太澀了——”

我暗想，這把二胡到了年限了。應該給他買一把新的二胡。

父親七十大壽時，我想給他一個驚喜。在上海福州路一家中國民樂琴行，挑了一把二胡。我無法鑒別二胡品質，就只挑價格，挑做工，琴筒、琴桿都是花梨木的，蒙琴筒的是蟒皮，據說蟒皮厚，比蛇皮效果好。父親生日在農歷十月。我將琴盒打開，父親看了，微微笑了，并沒有我想象的那么高興，也不著急拿出來試拉，依舊將琴盒蓋上，說：“一定很貴吧。”我說不貴的，父親一再說：“我看看木頭、蟒皮，就知道很貴。”然后，他就抱著琴盒，藏到自己臥房去。第二天，父親說要拉琴給我們聽。但他并沒拿新二胡出來拉，依舊支著他那把舊二胡，反復地用松香擦拭潤滑絲弦，咿咿呀呀轉動琴軫調音。我心中嘀咕，他是否不喜歡新二胡呢？偷偷去問母親，母親說：“老頭子肯定喜歡的。他要等你們走了，自己安安定定去摸索新二胡。你們在，他不好意思。”

真的，他大約要等我們走了，自己一個人去摸索那把新二胡，就像一個新郎，第一次見到新娘，會不好意思，會回避，即便那個新娘很美麗，很合他的心意。他要慢慢去親近她，慢慢去品讀她的氣味、體態、聲音、笑容。另外有一點，是專業上的，我后來才知道，一把新二胡，并非一開始就能拉出好曲子，要拉二胡人慢慢去“煲”新二胡，等到拉二胡人與二胡“合二為一”了，才能“出”好的聲音效果。

父親生病時，我沒在他身邊。等我到家，他已出院了。推開門，見父親一個人坐在沙發上，沒開燈，整個人陷在陰影里，似乎縮小了一截；他沉默地看著我，有點委屈地癟癟嘴，白發短短地貼著頭皮，腦袋也小了一圈，原本端正的國字臉瘦削、散布著老人斑，牙齒掉了，嘴唇癟下去，眼窩深陷，只有那雙大眼睛，依舊深情、明亮。早年在農場的艱辛勞作留下了后遺癥，父親才過八十，就佝僂著，腰疾發作時，疼得難以入睡。次日若是晴天，腰沒那么疼，父親會勉力直起腰，他年輕時很英俊，向來愛美，向來自尊，不愿意我看見他佝僂的樣子。父親牙齒掉了，咀嚼艱難，就讓我們和母親先吃飯，他自己一個人在廚房，用杵臼將菜飯一道搗爛，慢慢吞咽，一頓飯要吃一個多小時。

父親的耳朵也不大好了，似乎只聽得見母親說話，我大聲叫，他也常常聽錯。耳朵不好，父親就更加沉默寡言。他也不拉二胡了。兩把二胡靜靜地并排掛在他臥室墻上，沒什么灰塵，大約他常常擦拭。他手抄的二胡曲譜，整整齊齊疊在一起，掛歷那么大的有二三本，八開大小有幾本，以及各種各樣紙張散頁，有些是抄在菜單、黃歷、售樓廣告的反面。全是工整秀氣的鋼筆字。我想用文件夾將散頁曲譜放起來，父親不讓，說怎么放他都是有規矩的，我一整理，就找不到了。大約父親還想著什么時候拉二胡。

有一日我午夜醒來，客廳燈還亮著。我起身，見父親一個人坐在沙發上，小燈昏暗，電視機熒光閃閃。我問父親為什么還不睡，他指指電視說：“我在聽二胡曲，閔惠芬拉的《江河水》。”電視上的確在播放閔惠芬拉的《江河水》，父親將音量開到最小，怕吵醒我們，其實就算開到最大聲，他也聽不見。但我知道，父親是“聽”得見的，他用心在傾聽，他的心在吟唱，這支他所愛的《江河水》，不知在他腦海、心中，演奏過多少遍。父親握著我的手，看著我，孩子氣地笑著說：“閔惠芬拉得太好了，我最喜歡她拉的《江河水》了，一聲一聲都撞在我心口。”他捶了捶自己的胸脯，他的眼睛依舊多情、秀氣，淚水盈盈的……那條生命之河喲，在父親心中流淌，或嗚咽回旋，或悲切激憤，或愁苦郁悶，或孤獨沉思，也有舒緩徜徉的時刻……

【趙荔紅，作家，現居上海。主要著作有《意思》《回聲與倒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