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眾所周知，小說是一門敘事的藝術。作家往往通過“敘事”來講述歷史、觀照現實、展望未來，并借此傳遞人類內心深處的復雜情感，以至于德國著名學者瓦爾特·本雅明將小說家稱為“講故事的人”。然而，在這個信息爆炸、知識泛濫的發達技術主義時代，“太陽底下再無新鮮事”可言，原本由遠方“水手”帶來的種種離奇故事，已經被互聯網、大眾傳媒弱化為一則則見怪不怪的新聞事件。“敘事”的式微，已然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正如韓裔德國學者韓炳哲在《敘事的危機》一書中指出的那樣：“當今是一個人人都在談論敘事的時代。但吊詭的是，敘事話題的泛濫竟暴露了一場敘事的危機。在故事化的喧嘩中，充斥著一種既無意義又無方向的敘事真空。”{1}當小說這門古老的藝術遭遇后現代主義那一刻起，“敘事”的權威性和話語權就在逐漸被削弱和剝奪，而“文學終結論”的提出，更是一度將其推向消亡的邊緣，就像一名魔術師被當眾戳穿了背后的機關，“禮帽中的兔子”再也無法引起臺下陣陣的驚呼與喝彩。

但凡事都有其兩面性。“敘事的危機”標志著舊故事的消亡，同時也意味著新故事的誕生。只要“文學是人學”這一公式依舊成立，小說家總能借助“語言”和“情感”的力量，重新為文學點燃敘事的“篝火”，恢復藝術的“光暈”。而在這其中，青年寫作者往往憑借其探索的勇氣和創新的本能，成為文學創作領域的“持微火者”。他們在這特殊的時代機遇中，既面臨著深刻的挑戰，也隱藏著巨大的潛能。作為代表文學未來發展方向的重要創新力量，青年一代的寫作者們更深入地置身于信息時代的漩渦之中，因而也更能真切地體會到來自數據、算法和效率的規訓與束縛。這些來自當下現實的生存體驗，在給他們帶來精神桎梏的同時，也為他們的寫作輸送了鮮活的在地性和及物感。盡管他們在寫作中常常因暴露出某種同質化、技術化傾向而受到批評家的責難，但在直面“敘事的危機”時，他們從未止步對“存在的探詢”，反而在不斷尋找突破的路徑和方式。更加令人欣喜的是，我在河北青年作家王元和李景澤的筆下，看到了這種探索的勇氣和突圍的自覺。

王元的小說《美人魚的夏天》講述了一個愛而不得、此情可待成追憶的愛情故事。雖然仍舊是青年作家所熱衷的情感書寫，但是作者顯然已經擺脫了青春期疼痛文學的稚嫩筆法，表現出一種相對成熟的語言風格和敘事策略。頗為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成熟恰恰體現在，作者并沒有沉溺于對小說敘述技巧的刻意追逐，反而表現出對技術性寫作的反叛和超越。整篇小說并沒有驚心動魄的情節設置，有的只是平鋪直敘的現實描摹和純凈如水的日常性語言，以及略帶幾分痞子幽默的王朔式調侃，在這樣的敘述中一對青年男女的都市愛情生活緩緩展開。故事的開端起于一場愛情的終結和另一場愛情的開啟。

“愛情”作為人類最重要的情感之一，被法國哲學家阿蘭·巴迪歐視為“最小單位的共同體”。在他看來，愛情是人們通向真理的重要步驟：“簡單說來，愛情就是關于‘兩’的真理，關于如其所是的差異的真理。”{2}這就意味著，一旦失去了愛情這個“最小共同體”，人們必將會淪落為孤獨的個體，失去對差異之真理的探詢欲望，將自我鎖定在“一”的牢籠中。小說的主人公喬宇，在經歷了愛情和婚姻的失敗后，就陷入到這種困境之中。離婚后，他與前妻王佳寧在兒子撫養和教育問題上的分歧，以及來自父母的不理解和催婚，都使他感到人生的莫大孤獨與煩惱。或許只有另一場愛情的到來才能令他獲得安慰與救贖。終于，在一場“查頭盔”的偶然交通事件中，喬宇意外結識了另一個“孤獨”的靈魂——邱紫陌。邱紫陌是一位即將畢業的大學生，她年輕、漂亮又充滿活力。第一次見到她，喬宇就被深深地吸引。之后，在經歷了幾次有意或無意的巧遇與邂逅之后，雙方都產生了莫名的好感，但礙于現實的壓力和年齡的差距，彼此都沒有將這份愛意說出口。對于喬宇而言，在經歷了一場失敗的婚姻之后，再也沒有了對愛情最初的沖動和執著，曾經理想中的愛情已不復存在，盡管依舊渴望，但是理智和現實壓制了它。這使他在感情問題上變得優柔寡斷、畏首畏尾。而邱紫陌雖然是剛畢業的大學生，本應更有勇氣沖破阻力、勇敢追愛，然而她亦未踏出這一步。最終，這份還未來得及展開的愛情便隨著邱紫陌的悄然離開而宣告結束。

小說并沒有出現讀者所期待的戲劇化情節或理想化結局。但在筆者看來，這反而正是小說的真正用心之處，即作者所要展示的恰恰是生活本身。我們對于愛情的浪漫化期許，往往更多是一種虛幻的想象，美好的愛情只出現在青春偶像劇之中。作者王元顯然認識到這一點，因此他極力想打破和顛覆這種愛情敘事模式，并渴望在一種對“虛構”的消解中抵達真正的現實。整部作品雖然以第一人稱來敘述，卻處處表現出一種不動聲色的、近乎零度“新寫實主義”風格。盡管我們說，小說要寄托對理想生活的向往，但在殘酷而沉重的現實面前，作者王元選擇了“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正因如此，當主人公喬宇在得知邱紫陌的父母已在武漢為她安排好工作時，并沒有勸她留下，而是以一副過來人的口吻對她說：“一份穩定的工作很重要，有了主業，才有心情經營其他周邊。”經歷過生活打磨的他，更明白愛情碰撞現實，無異于以卵擊石。正如魯迅先生借子君說出的那句名言：“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這或許正是當下青年所普遍面臨的一種真實情感處境——想愛而不能愛，想愛而不敢愛，因為無力承擔其帶來的負累與后果。試想，倘若邱紫陌真的留下來，又會不會重復《傷逝》的悲劇，或是重蹈喬宇上一段不幸婚姻的覆轍？這是愛情與生存的悖論，也是理想與現實的辯難。有時候一味地追求并不一定能帶來最好的結果，相反，放手有可能會是另外一種成全，這或許也正是小說傳遞給我們的當代愛情觀。

當然，作者并沒有僅僅停留在一種簡單的愛情敘事和現實描摹，而是將婚姻、家庭、教育、工作等諸多沉重話題，巧妙地融入到看似輕盈的日常性語言之中，從而表現出對當代青年所面臨的現實處境與精神困境的雙重關注。小說中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情節，即兩個主人公在忘我地玩著一款名為“舞立方”的電子競技游戲。喬宇說：“我越玩越痛快，幅度和力度不斷加碼，越發夸張而激烈。拋開工作，拋開生活，拋開房貸，拋開煩惱，拋開預設，拋開婚姻，拋開愛情，拋開所有，拋開一切，我來到游戲的世界，周圍一片空虛，我懸浮于半空中，圓球和長條從四面八方向我聚攏。我變成二維生物，變成模糊的色塊，在二進制的世界，我就要被格式化了。”這一場景深深地觸動了我。在他們看來，現實世界是殘酷的，冰冷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所以他們寧可在虛擬的游戲世界中尋找“快樂”。這與其說是對現實的一種逃避，毋寧說是對現實的控訴與反抗。盡管無效，卻能讓他們感受到暫時的解脫和釋放。生活宛如一場巨大的虛擬游戲，當那些變幻莫測的圓球和長條不斷沖擊而來，即使你用盡所有力氣來舞動和拍擊依然措手不及、顧此失彼。

如果說王元借助“舞立方”這一隱喻，揭示出當下青年的情感糾葛與精神困境，那么李景澤則通過“一塊磚”的意象，試圖在歷史記憶和鄉村敘事中尋找重建倫理道德的可能。河北歷來就是“鄉土文學”的重鎮，李景澤顯然很好地繼承了這一敘事傳統。他的新作《藏了一塊磚》無論在故事性還是藝術性層面都顯現出一種少見的持重和成熟。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小說將厚重的歷史記憶與新鮮的時代經驗融于鄉村敘事之中，從而表現出一種突顯新時代山鄉巨變的宏闊視野。

正如標題所示，小說講述了“一塊磚”的前世今生。然而，這絕非一塊普通的磚，它承載了一段沉重的革命歷史，負載著主人公李國忠一生的愧疚與感恩，也隱含了作者重建鄉村倫理道德的期許與渴望。以這塊磚為故事線索，小說以雙線并進的方式展開敘述，歷史記憶與現實場景相互補充，彼此呼應。雜而不亂、疏而不漏的敘事結構也顯示出作者高超的文本駕馭能力。

某種程度上講，《藏了一塊磚》可以被視為對歷史的一種“隱形書寫”。它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革命歷史題材宏大敘事，也沒有從正面來講述和表現國仇家恨，而只是通過個人化的回憶性視角來進入歷史之一隅，并在隱秘的歷史細節中窺探人性，反思現代鄉村倫理的失范。故事的背景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主人公李國忠因幼時頑劣，外出玩耍時不慎被鬼子跟蹤，無意間將敵人引至八路軍的臨時駐地，進而引發了一場激烈的戰斗。一名戰士為了掩護李國忠而不幸犧牲，鮮血染紅了他身下的一塊長城磚。從此，這塊磚便如巨石般重重地壓在他的心里，令他一生都活在痛苦的回憶和無盡的愧疚之中。為了時刻提醒自己的罪過，紀念那場慘烈的戰爭，祭奠那些犧牲的戰士，李國忠將這塊長城磚存放在自己家中，宛如珍寶一般守護著。如果不是兒子一家的到來，不是孫子的一再追問，不是村委會發布回收長城磚的消息，關于這塊磚的秘密、關于那段沉痛的歷史記憶將永遠塵封在他的內心深處。小說直到最后也并沒有明確交代李國忠是否將磚主動交出，這種開放性的結尾更加耐人尋味，引人深思。

如果說“一塊磚”承載的是李國忠對于過去革命歷史的沉重記憶，那么“長城”則隱含了作者對當下鄉村倫理道德淪喪的關注與擔憂。它作為小說中反復出現的重要意象，無疑有著特殊而深刻的歷史隱喻。眾所周知，長城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文明的象征，但在小說中卻呈現出一副殘破、頹敗的蕭瑟景象：“城墻東倒西歪，破碎的磚頭散落一地。依然挺立的墻垛子在斑駁中撕扯著一道道深深的裂痕，隨時都有坍塌的危險。雜草荊棘瘋長在裂縫中，泥壤助長了植被的綠意，將長城幾近吞噬。綠色原本是活力的見證，但此刻卻顯得那般突兀，甚至叫人厭惡。它侵犯了長城的威嚴，讓這座歷經滄桑，有著無數動人故事的建筑顏面掃地。”這正是李國忠的心結所在。曾經無數革命先烈用熱血和生命守護的長城，歷經歲月的流逝，如今卻無人問津、頹廢不堪；當那些浸染著戰士鮮血的長城磚被村民們紛紛拿去垛墻頭、壘豬圈時，革命精神和歷史傳統也在現代化進程中被抹除、被遺忘，甚至被嘲弄。正如李國忠對兒子抱怨的那樣：“長城？現在知道有長城了？它都廢了多少年了。那么多人把磚搬回家垛墻頭、壘豬圈的時候，管的人在哪？現在后悔了，要管了，憑什么？”在這一連串的抱怨和追問之下，暗含了他對長城的無限敬意與惋惜。而他之所以要私藏那塊磚，固然有自責、愧疚的心理在作怪，但同時也表達了其對于“長城精神”的守護與挽留。畢竟，現實中的長城破損了可以修繕，而心中的“長城”一旦坍塌，又該如何重建？

趙老三為了金錢不惜違背良知，偷偷將老虎口的長城磚一次次背去村委會換錢。這一行徑無疑意味著在現代物質文明、金錢觀念的沖擊下，鄉村倫理道德面臨著失范和滑坡的危險，由此可見，人們心中的“長城”早已開始搖搖欲墜。而李國忠依舊執拗地藏著“那塊磚”，并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守護著彌足珍貴的“長城精神”。小說最后以李國忠阻止趙老三偷磚而被砸傷的情節將故事推向高潮。這既是一場沖突，也是一次救贖。李國忠用自己的忠誠和信念守護了“長城”，他在昏迷中也再次見到那位犧牲生命營救自己的戰士：“他微笑著對他說，別怕，活下去，好好活下去……”顯然作者在李國忠的身上寄托了對鄉村文明重建的希望，并將這種希望投射到被村民們遺忘的革命歷史傳統之中。從“一塊磚”到一座“長城”，這不僅僅是坍塌和修繕的關系，同時隱藏著傳統文化和革命歷史在斷裂后如何重建等諸多問題。“晨光微涼，將巍峨的老虎口長城渲染成了金色。在金光燦爛中，煥然一新的長城蜿蜒開去。它蟠伏在中華大地上，那矯健的身姿、磅礴的氣勢，一如一條昂首挺胸的巨龍盤踞于群山之巔，俯瞰萬里，氣吞天下。”小說結尾對于老虎口長城的再次呈現，也昭示著重建“長城精神”的希望與可能。

對于青年寫作，賀仲明曾在《時代之癥與突破之機》一文中不無憂慮地指出，當下青年作家在創作中呈現出高度的同質化現象和技術化傾向，具體表現為：一方面“較少關注宏大社會生活和事件”；另一方面則是“對小說形式藝術的過分追求”。{3}問題的發現，往往會引發行動的自覺。我們已然從王元和李景澤兩位青年作家的小說中看到，他們正在有意識地努力突破困境，尋找解決之道。前者對于情感世界和日常生活的深度描摹，后者對于歷史記憶和鄉村倫理的隱形書寫，恰好構成了當下青年寫作的兩個重要審美向度，表現出他們對于敘事藝術的多元探索。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這個日益被信息化、技術化所主導的后敘事時代，他們并沒有放棄“敘事”的力量，始終致力于在故事的講述中重燃文學的“篝火”，尋找“敘事的錨地”。正如韓炳哲在《敘事的危機》中所寫：“身在信息和數據海洋之中的我們，依舊需要找尋‘敘事’的力量。”{4}

注釋：

{1}[德]韓炳哲：《敘事的危機》，李明瑤譯，中信出版社2024年5月版，第3頁。

{2}[法]阿蘭·巴迪歐：《愛的多重奏》，鄧剛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71頁。

{3}賀仲明：《時代之癥與突破之機》，《揚子江文學評論》2023年第6期。

{4}[德]韓炳哲：《敘事的危機》，第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