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劉皓的小說《信客向山》展現了一個年輕小說家的探索意識，這種探索意識首先就表現在敘事技巧上，這種小說技巧的探索讓人想起上世紀80年代先鋒小說的敘事。

時間在《信客向山》中并非線性發展的，它往返曲折，通過順序、倒敘、插敘、補敘等將一個警察與罪犯，光明與黑暗等多種關系展現在讀者面前。讀者必須在錯亂的時間中拼湊出一個完整的故事情節來，這既是對讀者耐心的考驗，也是對讀者邏輯能力的考驗。當然，這種錯亂的時間分布不僅與人物有關，也與場景有關。

時間的錯亂也決定了人物關系之間的錯亂，決定了故事情節的錯亂。在小說中，駱衛東、宋步云、辛曉蕙、駱豐年、姜斌、老陶、宋鵬……各個人物之間在錯亂的時間中逐漸匯集到一起，成為推動故事發展的重要因素。事實上，在小說《信客向山》中，推動故事情節發展的并不是事件，而是時間。通過時間節點的變換組織起了整篇小說的發展路徑。在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中，作者向我們展現了何為“信客”，又如何“向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依靠時間來推動故事情節發展的《信客向山》具有意識流小說的質素，但《信客向山》又確實不屬于意識流，劉皓只是扭曲了時間的向度。

時間之所以重要，在于所有的人物都會在時間中成為歷史。這個歷史當然不會被史書所記載，要知道，中國上下五千年，能夠進入史書的人物也寥寥無幾，但這并不意味著那些沒有進入史書的人就沒有自己的歷史，事實上，正是那些沒有進入史書的人創造了歷史。這是一個奇怪的悖論，書寫歷史的人并不一定會成為史書的一部分，而進入歷史的人卻并不一定會親自書寫，但這并不妨礙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歷史。《信客向山》并不是一篇專門寫給駱衛東、宋步云、辛曉蕙等這些小說主人公們的歷史，甚至作者本人可能也并沒有意識到對這些人物的書寫就構成了他們歷史的一部分，但事情恰恰是這樣，通過駱衛東、宋步云、辛曉蕙、駱豐年、姜斌、老陶、宋鵬等人的書寫，作者重構了這些底層人物在時間川流中的部分歷史，也重構了平城這個地方的現代史。正在改造的古城，轟然倒塌的郵電大樓，在時間中見證了一切。有時候，我們會認為是人類見證了歷史，但是，從時間上來講，還不如說是這片土地見證了人類的歷史，正如小說第6節中，作者從“土丘”的視角出發來寫兩次殺人拋尸的過程（這一節也是旁逸斜出的一節，它將全知全能的敘事技巧用到了極致，當然，也因為這個極致，讓小說顯得略微稚嫩，使得這一節多少有種為了讓故事圓融而強制出場的感覺）。然而，任何一個地方要成為歷史的主角，都必須依附于人，套用魯迅的話說，必須要有歷史人物，地名才會有所附麗。

同樣，《馬拉多納安魂曲》也是平城底層人物陳佐山的歷史。與駱衛東一樣，這些人物的歷史并非按照線性時間敘事展現出來的，而是通過回憶。他們回憶的時間不是普魯斯特的時間，回憶在這些底層人物那里并不是似水年華，而是一生苦難的總結。回憶中的時間當然可以隨意扭曲，人類的意識可以不辨方向，不辨時空地穿梭于古今，這種意識的流動性決定了小說情節的可讀性并不會太強，換句話說，如果回憶的過程完全依從于意識流，小說就只能以敘事技巧取勝了。

當前，小說寫作要從敘事的角度而不是從故事本身出發去創新，其實是非常困難的，喬伊斯在寫作《尤利西斯》，福克納在寫作《喧嘩與騷動》的時候，從意識流出發的創作還具有藝術手法上的開創意義（當然，《喧嘩與騷動》的意義在事實上也不只是依靠敘事技巧展現出來的），但是，如果今天我們依然繼續承用這一藝術手法來展示我們那些雞毛蒜皮的生活，而不是把它與時代聯系起來，我相信不會有太多的讀者的。一個作家在建立自己的文學觀之前，他首先要建立的是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這三觀決定了我們看待問題的態度，同樣也決定了我們的文學觀念以及文學的深度。我們為誰而寫作？為什么而寫作？寫作的意義何在？這些問題端賴這三觀作為基礎。這三觀并不是通過教育而獲得的，而是通過生活體驗、歷史總結出來的。教科書得到的知識不能代替生活，因為生活——套用托爾斯泰來說：幸福的生活何其相似，而不幸的生活卻各有各的不幸。宋步云有宋步云的不幸，陳佐山有陳佐山的不幸。同樣，生活也代替不了教科書，他們或許會相互為用，但并不能一家獨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生活的意義在于，它不是按照教科書來進行的，它總是逸出教科書之外，它可能處處給人驚喜，也可能時時讓人悲傷。有時候，想一想這個世界多如牛毛的寫作者中，最后能進入文學史的人卻寥寥無幾，就會讓人有一種莫名奇妙的哀傷，如果這種哀傷不能轉化成我們反思自己寫作的動力，那么，一個生前著作等身的作家，死后也依然會寂寂無名，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中。

劉皓的《信客向山》和《馬拉多納安魂曲》似乎有意向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世系”，沈從文的“湘西世界”以及當前的“新東北文學”中的地方性書寫靠近，試圖將“平城”作為一個新的文學發現呈現在讀者面前。作為一個二十歲剛出頭的年輕作家，未來還有無限種可能性，期待他在未來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