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磊著作頗豐，近期出版有北京歷史文化方面的散文新著《北京繁華錄》，散文集《北京煙樹》也喜獲“三毛散文獎”，記者就此采訪侯磊，請他講述創作故事和寫作的心路歷程。

1983年生人的侯磊是一位多才多藝的青年作家、地地道道的老北京，祖上在北京生活了150年以上，從小學到高中始終都沒有出東城區北片。他從小生活在胡同里，身邊到處是古代建筑，聽著老輩兒人聊天，早早就對北京的歷史、民俗等文化產生了濃厚興趣。

侯磊還熱衷于中國傳統文化和考古，大學時跟隨梁伯健先生學習訓詁、文字學，畢業后隨張衛東先生學習昆曲、詩詞吟誦等，不論是學者教授還是鄉野黎民，侯磊都愿意以其為師，熱衷于四處打聽求教關于北京的一切。古稱愛好為“游于藝”，這些隨身的本事也成為侯磊文學創作的堅實基礎。

直面生老病死

成為寫作的源泉之一

侯磊家的祖宅在黑芝麻胡同，1951年搬到北新橋香餌胡同。他現在還住老平房，家里兩間南屋，一間西屋，被他形容為“破瓦寒窯”。住院子雖然有諸多不便，但勝在地理位置佳，方便侯磊四下里到處串胡同。

對于從小居住的北新橋，侯磊可以談到100年前，這些談資一部分從他的長輩處得來。他愛聽帶他長大的奶奶講祖上的故事。胡同里來來往往的人和事，也耳濡目染了他的童年。他從未刻意寫生活，生活早已融入了他的內心，因為他就過著這樣的日子。

侯磊從小喜歡看書，愛聽評書、曲藝、相聲、各種戲曲。《楊家將》《小八義》《白眉大俠》，到現在他還能復述劇情。他說學生時代男生最大的樂趣是比賽背《水滸傳》人物的別號，最大的夢想是吃一頓“武松餐”：“就是武松打虎前要的5斤醬牛肉，黃酒18碗。現在想想，一斤肉都吃不了。”

侯磊是個愛玩兒的人，年輕時最喜歡到各大寺廟里看石碑，雖然最初頂多讀兩行半，就忍不住繼續游逛去了。侯磊覺得自己愛讀碑文是長在北京的緣故。“我小學二年級開始在北京市少年宮練武術，那時候少年宮在景山公園壽皇殿，我們就在大殿前的月臺上表演。我一踢腿，鞋就飛了，抬頭一眼看見夕陽透過綠油油的樹照在宮殿的紅墻上。”兒時的目之所及圈定了他成年后的審美，自此綠樹、紅墻、金頂琉璃瓦、漢白玉欄桿……充盈了他的世界。“我喜歡頤和園的銅牛、雍和宮里的大佛，公園里的古代佛像、雕刻我都近觀過，我覺得我從小就對文物有一種‘狂熱’的愛。”

2007年大學畢業之后，侯磊當過中學老師，當過各種各樣的編輯：報紙編輯、廣播電臺的文案編輯、圖書編輯、雜志編輯……2015年到人民大學文學院讀研究生，畢業后到北京文學期刊中心繼續當編輯，相對單純的生活經歷，卻包含著侯磊走向寫作的原因。

侯磊說到了家庭變故。“我們家有過好日子也有過慘日子，落魄的原因特別簡單——父母都生病了。”侯磊的母親是京棉一廠的紡織工、北京紡織機械廠的車工，31歲時確診患腎炎，自此成了資深病號，那時侯磊才4歲。母親40歲上下開始在家歇病假，侯磊稱為“職業養病”，直至64歲去世。母親家源于一個充滿革命色彩的大家庭，涌現過不少近現代史上的知名人士，僅僅是聽故事和看遺物，都對侯磊的成長有很大的影響。“母親家的親戚們從沒有什么名人后裔的觀念，只是教導我不許懶散要勤奮，更不許耍貧嘴、侃大山、說廢話，要做個埋頭苦干的實干家。”

侯磊父親腰椎、肋骨都做過手術。他有過一個人開車帶父母去不同醫院看病的經歷，“到一家醫院把一個放下，再拉著另一個去另一家醫院看不同的科室。看著看著，母親就變成了骨灰盒，我一邊開車送父親去醫院，一邊帶著母親的骨灰盒去辦后事。”

侯磊說：“家里有病人，不光是錢的問題，最主要的是氛圍的消極，還有永遠的不放心，永遠擔憂未來。”“過了40歲，不僅爺爺奶奶、姥姥姥爺等祖輩人幾乎都不在了，甚至有個別‘性急’的同學、玩伴都走了，每次想起來都很傷感。”

總是揪著的心，促使侯磊直面生老病死、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本質上我很怕時光的流逝，這是我思考最多最重的一個方面，也成為我寫作的一個源泉。”

我有創作野心

想在紙上蓋北京四合院或一座北京城

文學最初是侯磊逃避的港灣，他想躲開牽絆找到另一個世界，但又感到人生像風箏，飛得再高，那根線一扽還得回去。如此容易破碎的自由，需要一個文學世界來容納。

侯磊的文學之路起步很早，高中時候就喜歡，大學時開始寫作。最初他想從事與旅行、戲曲、傳統文化有關的職業，所以寫得最多的是文史隨筆，發表于《中華遺產》《國家人文歷史》等雜志。

在寫作過程中，侯磊的思考持續深入。在他看來，散文較小說更有難度，“因為散文比的是內功，小說是靈光乍現。”而寫作的挑戰會伴隨終生。

“我覺得寫作肯定是越寫越難，因為要不斷超越，作家寫到一定年頭也要給自己找難度。對我而言，有時就是強迫自己寫。我在人大文學院讀研時，所學的是創造性寫作專業，很熱衷研究寫作的結構、技法等，這是一門值得深挖的手藝。我也有創作‘野心’，想在紙上蓋北京四合院或一座北京城。因為不論哪個年代的作者，都值得從自己的視角把北京捋一遍。”

對于侯磊來說，寫作本身就是困難和挑戰，因為他想寫別人沒寫過、在某領域真有創見的東西。“這真的很難，但是我認為文學最有價值的所在就是填補空白，或者說寫得比別人好。這難在沒有任何參考，以及沒有任何幫助，還有干完以后自己可能在一段時間內難以判斷其價值，所以有時像是做實驗。”

在網絡論壇興起的年代，一個名為“老北京網”的論壇上，聚起了一批喜歡看古跡、熱愛北京文化的人，后來他們紛紛成長為某一領域的專家。侯磊說自己是其中最笨的，但他和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民間組織“北京園寢遺址調查保護團隊”，戲稱“北京墳協”。這個組織2012年獲得第五屆“薪火相傳——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年度杰出團隊”。他們還創辦了一本民間雜志，名為《水牌》（即古代馱石碑的赑屃身下的方形石座），“我們實力相當高，能電腦制圖，把整個墳地的景象復原。那時我們經常相約開車出游，基本把北京看遍了，還一起去過蒙古國。”

侯磊從小喜歡戲曲，20多歲時還幸運地結識了北方昆曲劇院的張衛東先生。這位北方昆曲劇院的昆曲研究者帶了侯磊十幾年，侯磊跟著他學會了十幾出昆曲的唱念，還有幾十段單弦。

“張先生是個活古董，他是知行合一的人。他念過《四書》《五經》，現在也經常教授傳統經典。很多人剛開始不接受，后來發現這是基礎，突然間有一天發現隨時能想起幾句，這就是把它帶在身上了。”

昆曲對于侯磊來說也是傍身之技，有條件就會唱一唱。他甚至建議古典文學出身的朋友要學唱昆曲和詩詞古文的吟誦。因為“真得會唱幾句，才能明白傷春悲秋”。“李煜的亡國之音‘小樓昨夜又東風’，用的是《虞美人》詞牌，其實凡是用它填的詞都是悲的。”侯磊認為，人們常說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不會唱昆曲的話，古典文學的知識是缺著一塊的。

能多少留下點兒對于北京的研究

我就沒白活

侯磊的多部作品中都帶有鮮明的個體印記。在代表作《北京煙樹》和新著《北京繁華錄》中，他不僅將個人的成長經歷、生活感悟與對北京的情感融入其中，還有舊北京的集體記憶和特殊年代的文化表征。

北京是侯磊的故鄉，雖然“北京是一座移民城市，是一個刻意造起來的城市，但當幾百年后移民無法追溯原故鄉的時候，北京就成為了故鄉”。在侯磊看來，故鄉既然養了我，就要為它做點什么。這不是唱高調，而是他的一個樸素想法。比如他為自己找的另一套活兒：點校整理北京古籍，那真是“費力不討好還熬人的工作”。侯磊說，自己是用最笨的辦法研究北京的歷史文化，“這是最實在的事，當有一天我的小說、散文沒有意義了，能多少留下點兒對于北京的研究，我也就不白活了。”

但在侯磊的寫作中，所謂的情感是藏著的。他會寫胡同里的貓貓狗狗，生靈是他情感的一處聚焦。他寫過一段“老人與狗”的文字，街坊的一位老人80多歲，老伴兒一和他吵架他就出去遛狗。那只老狗狗齡18，走不動了，他弄一個買菜小車拉著，或者把小車推在臺階下，等狗顫顫巍巍地下臺階。老人身體還行，就是駝背，“我那時候經常看到夕陽下，一個白頭發老頭彎著腰，推著一只肥肥的塌腰老狗從胡同口一點點蹭回家。”侯磊說，“后來我出差，回來后得知老狗沒了。沒過幾天，老人也走了，連他們家里的一只老貓也死了，前后不到一個月時間。那老太太見天兒哭老伴兒，不停地給老人燒紙。”這是侯磊眼中和心里的胡同街坊。

侯磊寫北京不愁題材，“家里那么多親戚，每人給我一句都夠我寫的。”大家族既復雜，又有人情溫暖，“上學時理論看得多，這些年我就是在拿實踐印證理論，如何用最好的方式寫出有新意的東西。”

“我曾聽家里老人說，解放前一大家子住在黑芝麻胡同，后院養豬養雞。1948年我太爺爺去世，辦席把豬殺了。我的一個姑姑就站在桌子上邊哭邊說：‘爺爺死了，豬也死了，爺爺和豬都死了。’”

侯磊還記得小時候過年，分家后的幾十口重聚，樂事也多。他專門寫過一篇《我是幾姑媽》，講姑姑姐姐們逗侄子。“她們都是中年婦女了，大多燙著卷花頭，我一個姑姑拉住我問：‘我是幾姑媽？’”小侯磊瞬間愣住，心說我哪知道啊？你們長得都差不多。侯磊感慨，這樣的熱鬧現在很少了，在世的親戚很多都八九十歲了，再過多少年，等我老了的時候，就真沒有了。

正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人生是一個大的故事，由一人繁衍出一群人，再由群歸一，就像一張譜牒由一位始祖開枝散葉，又人丁不旺漸漸凋零，完成閉環，就是一個家族的一生。很像人的一生，由少年到成年，再到老年，很多時候我是在表達這樣一個過程。”

北京胡同里也有寫不完的事，侯磊從小居住的北新橋是貧富相間之地，越往城墻越窮，越往城里越富，他可以寫富人，寫窮人，寫王府大宅門，也寫拉洋車的。但他更憂心人的逝去，會帶來特別錯失的遺憾。

時間和精力有限

深挖北京文化是確定的方向

40歲以后，侯磊深感時間和精力是有限的。如何用有限的時間和精力做更多更好的事？他確定的方向是更注重對北京文化的深挖，未研究過的東西輕易不談。

《北京繁華錄》是侯磊尋找的北京“清明上河圖”，“香山、北海、頤和園，每一個小園子少時的我都可以玩上一天。對我，甚至很多北京孩子而言，北京的歷史文化和童年和母親和家庭是一體的。”

深入書寫北京，首先是不輕易下結論。侯磊曾經想把中國所有縣走一遍。結果數了一遍，發現中國有2800多個縣，自己花了好幾年才去了幾百個，連零頭都不夠，“所以不敢說中國怎樣了，還是寫北京吧。”

侯磊寫在書里的北京是紙上的北京，但對他而言，北京是立體的，是有色香味的。他談北京的一切都上溯看本質，甚至用上理工人思維的方式、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更多的是從文學角度，講與之有關的人性人情。在他的作品中，他不是做研究的人類學家、歷史學家，他就是里面的信眾之一。

“同樣寫妙峰山，文學講人性人情。我考慮的可能是古代醫學不發達，婦女生病、求子，只能上山拜老娘娘，這是民間俗信。還有好多人在施舍，舍粥舍饅頭，借此來積功德。積功德其實是一個集體無意識，所有人是統一的，不信不行。進一步的問題，這個行為到了現代化社會還能否維系？”侯磊說：“包括鄉村的舞獅、社戲、打太平鼓，以前是因為村里沒有任何娛樂，現在這些地方已經不是村了，變得現代化了，如何來維系這種行為？當然我們都希望傳統能夠承傳下去，但如何承傳才是個大問題。”

侯磊寫東西偏于現實主義和真情實感，“家里窮過，我爸就給我講過上地壇公園門外的榆樹上摘榆錢兒吃。我母親是紡織女工，從最早的大廠子，到只剩百余人留守。貧富、人生的機遇、生活的況味都是我觀察和寫作的題材。”侯磊說自己寫老北京的目的就是關注當下的城市生活和城市建設，“所以有時候比如廟會怎么搞，請個專家說兩句我也去，這樣的事我樂意干，我覺得這才是真正有用的事情。”

對北京文化的持續探索，成了侯磊想做一生的事業。他說：“北京文化在學術界的研究是遠遠不夠的，大學里跟不上，民間也跟不上。而且這是一個非常綜合的學科，人不可能什么都懂，研究北京的學者往往是一個人研究一方面，比方說擅長研究婚喪嫁娶，或文物古跡，或香會禮俗等等。這些都是基礎，基礎掌握了以后，還需要現代學術的意識和思想，用文學形式寫出來，這可能是北京學未來的方向。”

在侯磊看來，“北京學是個海洋，文獻是看不完的，很多也是看不懂的，還有很多是找不到也看不到的，所以把能干的先干了。另外研究者的知識結構是多方面的，所以大家花搭著來，研究能研究的東西，干不完的交給后人，交給專業的人。在這點上，我一點都不焦慮，我是一個絕不內耗的人，而且不鬧情緒。”

侯磊的《北京煙樹》最近喜獲三毛散文獎。對此他開心地表示：“散文為我打開了新世界，后續還有N本關于北京的書要寫，我會持續努力寫下去，那是我生命的由來以及最為動情的地方。”

供圖/侯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