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傾其一生專注于弘揚儒家道統(tǒng)。他緊承“二程”理學之脈絡，廣泛汲取諸子百家，集注“四書五經”，構建了融哲學、政治、教育、倫理于一體的綜合性思想體系。后世諸多學者對朱子學說予以高度尊崇，奉他為“朱夫子”。

朱熹曾跨海前往金門島講學，其足跡并未涉及臺灣島。而在五百多年后，隨著清政府統(tǒng)一臺灣，朱子學說開始融入臺灣民眾的教化體系，深刻影響日常生活。朱夫子，自此成為連接海峽兩岸文化的重要精神紐帶之一。

清朝初期，皇太極、順治、康熙三位帝王推崇儒家思想，尤其尊朱子學說為正統(tǒng)。到了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寶島臺灣回歸中國版圖。治臺官員為教化民眾，大力推行儒學。臺灣移民大多由長期受朱子文化熏陶的閩南及粵東遷入，因此臺灣與大陸的朱子文化高度契合，一脈相承。

《重修臺灣府志》于乾隆年間纂修，卷首“圣謨”載有康熙五十一年“諭表章朱子”：“惟宋之朱子，注明經史，闡發(fā)載籍之理，凡所撰釋之文字，皆明確有據(jù)，而得中正之理。今五百余年，其一句一字莫有論其可更正者。觀此，則孔、孟之后，朱子可謂有益于斯文，厥功偉矣！”這一諭旨彰顯官方對朱夫子的尊崇，為朱子學說在臺灣地區(qū)的傳播營造了濃厚的政治氛圍。

清中期，規(guī)定書院之制，酌仿朱夫子《白鹿洞書院教條》立之禮儀節(jié)。臺灣的書院規(guī)條與教學內涵，與大陸一樣秉承朱熹的教育理念。因此臺灣《淡水廳志》將這段書院規(guī)制載于《學校志》之前，視為基本制度，可見臺灣書院的朱子文化傳統(tǒng)。在課程設置方面，臺灣書院安排研讀《資治通鑒綱目》《近思錄》等經典，并要求學者“看書理”，同時將“朱子讀書法”作為學習的基本規(guī)律和要求。

追溯至宋代，朱子學說以“道統(tǒng)”重新構建了宇宙觀、人倫關系以及社會秩序。到了清代，朱子后學已發(fā)展成熟，猶如當時臺灣社會的一劑對癥良方，精準契合了社會的發(fā)展需求。康熙年間，臺灣地區(qū)的文教事業(yè)發(fā)展并非僅為構建科舉入仕制度，更多是為了實現(xiàn)朱子學說對民眾心靈的滋養(yǎng)，進而為社會有序發(fā)展奠定基礎。區(qū)別于儒家傳統(tǒng)經典的晦澀難懂，朱子學說的內容更“親民”、更具有世俗性，因此得以在民間更廣泛傳播，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知識階層對學術的壟斷，從而產生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今天臺灣遺存的清代教育碑文，鮮見玄虛空泛的論述，而多為朱子學說深入淺出的倫理學闡釋，因其更具傳播性，教化功能也更顯著，成為民眾修身立德的源泉。

這個過程中，大陸遷徙到臺灣的儒吏在臺灣世俗社會的形塑進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無論是幼兒蒙學啟智還是成人品行教化，大陸儒吏均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傳播朱子學說，學術不再高居廟堂、深不可測，而是能夠全方位融入臺灣民眾的日常生活。

朱熹倡導鄉(xiāng)村以鄉(xiāng)約為基礎的治理模式，認為修鄉(xiāng)約這種自治模式，可以教人善俗。“德業(yè)相勸，過失相規(guī)，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的理念不僅有效維護了清代臺灣基礎社會單元的穩(wěn)定，也使儒家價值觀更加深入人心。鄉(xiāng)約對臺灣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民眾以鄉(xiāng)約約束自己、引導他人，共守公序良俗。當鄰里間出現(xiàn)糾紛時，長老會依據(jù)儒家倫理化解矛盾，根據(jù)鄉(xiāng)約分辨是非；當遇到天災人禍時，則鄉(xiāng)親鄰里互幫互助、共克時艱。

臺灣社會各個階層廣泛踐行朱熹的《家禮》。《家禮》簡化了古禮，為民眾日常生活禮儀構建了易于推行的規(guī)范。人們每天都有的飲食、進退等日常行為，以及一生中都會有的婚、喪、冠、祭等禮，都可以依《家禮》而行，嚴格約束言談舉止，展現(xiàn)溫文爾雅的儒者風范。禮儀的踐行未必能使民眾了解朱子學說的理念，但能實現(xiàn)儒家對人日常生活的教化。

在臺灣，朱夫子不僅被視為儒家圣賢，更被民間尊奉。香火鼎盛的臺北龍山寺，被尊為“紫陽夫子”的朱熹與媽祖、觀音等“當紅”神祇一同接受祭拜。從清代開始，祭祀朱夫子在臺灣地區(qū)就已蔚然成風。

陳瑸先后任臺灣知縣與臺廈兵備道兼理學政，是臺灣傳播朱子學說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他主持新建朱文公祠，并題寫碑記，詳述建祠的重要意義。康熙五十一年，陳瑸又主持興建紫陽祠，主祀朱夫子。

康熙六十年，藍鼎元因平定朱一貴之亂入臺，作為忠實的朱子學者，藍鼎元擬定了詳盡的治臺策略《覆制軍臺疆經理書》，其中提到臺灣社會施行教化之迫切，倡導“朱子八德”，主張“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字轉移士習民風”。

雍正年間，袁宏仁到臺灣任職訓導，負責教育方面的事務，籌資興建朱子祠。胡焯猷及郭宗嘏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捐獻明志書院，書院居中是講堂，講堂后方設置朱子神位。

道光年間，淡水同知曹瑾刊行《小學》，并獎賞能夠讀懂朱熹注《易經》的天才學童。

今天，很多臺灣同胞在回憶兒時經歷時都會感慨：自己自幼便崇拜朱夫子，從朱子學說中領悟到知禮數(shù)、孝雙親的道理。這一文化傳承，是中華兒女共有的文化基因。

甲午戰(zhàn)爭后，臺灣進入日據(jù)時期。日本殖民當局出于險惡的政治目的，壓制打擊中華傳統(tǒng)文化教育，妄圖消解臺灣民眾的中華民族意識。在這段艱難的時期，朱子文化成為臺灣民眾維系民族尊嚴、抵御外來侵略、守護精神家園的堅固堡壘。

20世紀中葉，臺灣地區(qū)的朱子文化研究迎來了現(xiàn)代性轉型。朱子文化在堅守傳統(tǒng)的基礎上，積極與現(xiàn)代社會融合，煥發(fā)出新的活力，持續(xù)影響著臺灣社會。

在當代，朱子文化依然廣泛地影響著臺灣民眾，或顯于宗族組織當中，或隱于家庭倫理當中，持續(xù)地、潛移默化地發(fā)揮著積極作用，引導人們成為君子，倡導謙遜、仁義、誠信等處世原則。

社會不斷變遷，但由朱子學所塑造的倫理觀念、生活模式與價值取向，早已深深融入臺灣民眾的血脈，成為臺灣地區(qū)主流文化基因。朱夫子與他的學說，跨越時空的界限，始終如一地彰顯著臺灣同胞的中國傳統(tǒng)與民族認同，成為維系海峽兩岸緊密聯(lián)系、不可分割的精神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