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年來，關于蘇軾元祐三年（1088）科場事辨偽，有學者從北宋科舉嚴格的鎖院制度等方面做了辨析，認為蘇軾不可能舞弊泄題，具有說服力。但更多的學術成果在論及中國科舉舞弊時，往往照引宋人關于蘇軾科場舞弊的筆記記載，很少做辨偽梳理，使得泄題一事仍撲朔迷離。近來筆者閱讀宋人筆記，發現了一些材料，可以證明蘇軾科場事確屬子虛烏有。

一

哲宗元祐三年蘇軾知貢舉，參加進士考的舉子有四千七百余人，而高調趕考、志在必得的蘇軾門生李廌卻意外落榜。此事最早記錄在葉夢得《石林詩話》和朱弁《風月樓詩話》里，真實可信。李廌“少以文字見蘇子瞻，子瞻喜之”，“其年到省諸路舉子人人欲識其面，考試官莫不欲得方叔也”，東坡也自言“有司以第一拔方叔耳”，對他中榜十分有信心。“及考，章援程文，大喜，以為廌無疑，遂以為魁。”既拆號，逮寫盡榜，皆無其人，于是無不駭嘆，李廌“不甚自愛，嘗以書責子瞻不薦己，子瞻后稍薄之，竟不第而死”。《石林詩話》所說的魁首章援，即權臣章惇之子。二詩話皆無一詞涉及舞弊。

但此事首次載入宋人筆記，即陸游《老學庵筆記》時卻出現了變化，其云：“方叔赴省試，東坡知舉，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數十字，且語黃魯直曰：‘是必吾李廌也。’及拆號，則章持致平，而廌乃見黜。”“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兒遇蘇內翰知舉不及第，它日尚奚望？’遂閉門睡，至夕不出。發壁視之，自縊死矣。”“致平”為章援之字，有弟章持。《老學庵筆記》在《石林詩話》真實性基礎上，改換了人物并增加了情節：一是高中之人由章援改為其弟章持，但又在章持之后加章援之字“致平”，造成兄弟兩人均上榜的假象。二是李廌70歲乳母自殺事。既讓讀者感到惋惜，又增加了可信度。羅大經《鶴林玉露》又在陸游筆記基礎上有所增飾：“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仆受簡置幾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揚雄優于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為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仿坡作，方叔幾于閣筆。”接著記載章援奪魁，章持第十名，而方叔竟下第。東坡大嘆恨作詩送其歸，其母抑郁而卒，末嘆“余謂坡拳拳于方叔如此，真盛德事”。宋末趙溍《養疴漫筆》則全部抄錄《鶴林玉露》，只是開頭多一句“士之窮通出處，蓋有命焉，非人力所為也”。可見，舞弊一事實出于《鶴林玉露》，而當今很多科舉通俗讀物和專著在談到宋代科場舞弊時，也往往照引《鶴林玉露》等記載，蘇軾也成了宋代科考舞弊的一大“典型”。

《鶴林玉露》等筆記所增蘇科場舞弊情節，只要深入分析，就會發現諸多嫁接虛構之處：其一，章持與其弟章援皆登進士第，但非同科進士。《鶴林玉露》等云二章是同科進士，援第一，持第十。據《宋會要》《太平治跡統類》載，章援元祐三年（1088）入進士前二十四人高第之列，章持是紹圣四年（1097）進士第四名，兩次科考相差十年。因而，章持根本不是蘇軾知貢舉時高中者，而是十年后林希知貢舉時高第者，陸游誤記在了東坡身上。其二，周煇《清波雜志》載：紹圣丁丑（四年）禮部貢舉，章持魁南省，時有士子以詩嘲諷章惇之子章持高第：“何處難忘酒，南宮發榜時。有才如杜牧，無勢似章持。不取通經士，先收執政兒。此時無一盞，何以展愁眉。”這則佚事所記“紹圣丁丑”與章持登科時間完全吻合，應當可信。作詩目的是諷刺科考將像杜牧這樣的人才漏掉，而將權貴章持之流錄取。諷刺對象自然就是主考官林希和權臣章惇及其子章持，而非蘇軾。其三，《鶴林玉露》等將兩次科考合并一科轉嫁于元祐三年知貢舉的蘇軾和其門生李廌，言蘇軾密信泄題于李廌，還盛贊蘇軾之所為。而在當時嚴格的鎖院制度下，蘇軾根本不可能漏題，學界對此早有辨析。《老學庵筆記》將二章混為一談，為后來的好事者提供了想象發揮的空間。

二

再從蘇李書信以及策問來看，蘇軾寫給李廌的書信共有十九封。其中《與李方叔書》是李廌當年落第后，蘇軾寫給他最長的一封書信，可窺蘇軾為人處世的態度與原則。其一，書信反映李廌下第后，曾屢生怨望，多次寫信責怪蘇無引薦之力。信中還申說與傅欽之等聯名推薦陳師道出仕之原因，足證蘇軾有很強的處事原則，不會因名利、親友之情而違背道義，更不會突破道德底線泄題。魏了翁《跋蘇文忠墨跡》云公知貢舉秉公辦事，不因親疏好惡取士，“然終不以一時之愧，易萬世之所甚愧”。聯系書信來看，更顯蘇軾為人之坦誠，雖對李廌有愧，但對道義與天下讀書人無愧。其二，信中真誠坦率地評騭李廌文章。其文“過人之處不少”，“可以追古作者之道”，其不足“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像這樣的美譽與批評還不止一次。如《答李方叔十七首》云所承新文“豐容雋壯，甚可貴也”，“前日所貺高文極為奇麗，但過相粉飾，深非所望”等，說明蘇軾對方叔文章的評論客觀公正，于其長處則高揚褒舉，于其短處則直擊要害，并非皆過譽、溢美之言。其三，信中告誡李廌“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愿足下為禮義君子，不愿足下豐于才而廉于德也”，要踏實讀書求學，做有才有德的君子，不為急進好名之徒，對其厚望有加。據《師友談記》自言“廌少時有急進好名之義”，“多游巨公之門”，東坡嘗誨之。蘇軾“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言之諄諄，情之切切，傾心可鑒。上述書信，足見東坡為人處世之高義，更不可能做出舞弊行為。

李廌的策問也印證了蘇軾之批評。李廌參加科考之策問已不見原文，但從《師友談記》之片段可窺其科考策問之水準。其《范太史言人君之政令非天之時氣》回憶當年科考策問之結尾，暢論“王者應天以實不以文”，不必有過多的繁文縟節，不要追求虛文好古、奏祥作頌的外表華麗。此策問片段之所以寫進《師友談記》，是因太史公范禹講月令引起他對省試的回憶，加之省試策問與太史公所講月令大致相當，策問所對，英雄所見略同。在宋代嚴格的鎖院和封彌謄錄制度下，選拔人才相對公平合理。《鶴林玉露》等虛構轉嫁故事是出于對李廌的同情，雖感慨蘇軾“拳拳”“盛德”，卻亦是對蘇軾的抹黑。蘇軾有《韓愈優于揚雄》等文，與其知貢舉時出題《揚雄優于劉向》非常相似。蘇軾策問短小簡潔，直接明了，重點抓住韓愈《原道》、揚雄《法言·問道》比較論述，又引老子語云揚雄不識道，與韓愈相去甚遠。蘇文直擊要害發論，論據充分，沒有多余的浮艷華麗之辭。但因文獻闕失，方叔策問只留下自以為精彩之結論，一方面可見李廌對當年科考策問所對相當自信與自負，而另一方面與蘇文相較，其結論正如蘇軾所批評“過相粉飾”，反顯“才識不足”，未中“策論可以見才識”之鵠。

三

《鶴林玉露》等宋人筆記帶來的消極影響：一是歷來的辨偽者被筆記所迷惑，只注意蘇李交往，而不關涉其他材料。如明人方鵬《責備余談》云：元祐中，東坡知貢舉，向其門人方叔泄題。“君子之于故舊，汲引之可也，勉進之可也，如軾之所為，不可也。”“且使權奸之子夤緣而進。”二是研究者對宋人筆記盲目信任，不加質疑地引用，亦未深入分析，導致誤傳越來越多。如專著《中國科舉制度通史·宋代卷》《北宋館閣文人詞創作研究》等皆引《鶴林玉露》所載，作為科場舞弊的有力證據，認為蘇軾泄題于李廌，卻讓章惇二子撿了便宜。三是宋人筆記所載蘇軾科場事，還演化為詩歌傳播。如晚清樊增祥歌曰：“君不見東坡欲得李方叔，潛送程文李他出。章惇二子懷之去，端明坐迷五色目。榜發乃雋援與持，天之所廢人無術。以今擬古何差殊，兩僚詭遇二章如。李生若比老方叔，弱女非男聊勝無。”

李廌科考落第令人惋惜，而蘇軾在文壇上頗負盛名，羅大經為推崇其盛德，在《鶴林玉露》中虛構“泄題”一事。事與愿違的是，后人多以《鶴林玉露》記載為實，反致坡公聲名受“舞弊”之累，也足以令今人警誡了。

（作者：張福清，系廣東省韓山師范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