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鄉土文學中，馬金蓮的小說以西北鄉村日常生活的生動描繪而著稱。她的文字深入西北鄉村的核心家庭，圍繞家庭成員的喜怒哀樂，井然有序地展現20世紀80年代到新世紀以來的西北鄉村生活的發展變化。但熟悉馬金蓮小說的讀者也會發現，她的小說有著別樣的女性情感生活，這并不是指一般作家常涉及的男女婚戀及家庭題材，也不是女作家圍繞女性欲望表達的個人化寫作，而是女性在家庭內外所建立的與其他女性之間、人與食物動植物之間的情感結構與情動敘事。

從女性情感書寫角度，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廬隱、蕭紅、丁玲、張愛玲、冰心、張潔、王安憶、林白、遲子建等女性作家，在女性情感敘事上有著多種主題如姐妹情誼、階級斗爭、抗日救國、傳統文化、個人欲望等，但主要圍繞愛情婚姻和家國意識展開，與時代變故和社會問題結合緊密。馬金蓮的女性情感寫作聚焦鄉村日常生活中的飲食作息，在家庭勞作中呈現鄉村女性之間的濃厚親情友情——她們的情感生活豐富細膩且波瀾起伏，在鄉村勞動與生活中有著重要的位置和作用。用威廉斯的情感結構來概括的話，馬金蓮小說的情感結構飽含著西北鄉村女性的勞動生活和情感經驗，頗具當代情感實踐的階層與性別意識，其語言表述也因此生氣活潑，有著鄉村勞動女性的語調情態。人文科學在20世紀后期發生了所謂“情感轉向”，由肇始于語言學轉向的20世紀前期的話語形式分析，轉向到20世紀后期話語的實踐性研究，文化唯物主義、拉康精神分析、福柯話語理論與德勒茲情動理論等從不同角度描述了情感實踐的話語結構與運行機制。這種情感實踐既包括意識層面的情感，也涵蓋非意識層面的情動。從情感理論的角度來看，馬金蓮所書寫的女性情感互動不僅凸顯了情感勞動在鄉村日常生活的重要性，還是當代女性寫作的一種情動政治實踐。馬金蓮的短篇小說新作《一碗水》，就呈現出其女性情感書寫的情感結構及情動敘事特點。

《一碗水》寫的是鄉村最常見的走親戚。由于祖黛外祖母有兩次婚姻，祖黛家的親戚們規模龐大，親戚們的平日走動對祖黛家形成不小的經濟壓力，從孩子的視角更是禮節繁瑣、應對枯燥。然而一碗水的親戚不一樣，來自一碗水的碎姨娘和碎姨父總是受到祖黛們的期待和歡迎，原因在于碎姨娘的風衣口袋里，總能掏出孩子們喜愛的零食，這是碎姨娘寵愛孩子們的方式。但其實祖黛媽對碎姨娘更好，總是把家里最好的東西拿出來，從吃食到衣物，每次都大包小包地讓他們帶回去，有意幫襯妹妹；對妹妹的婚事，她也總是唏噓不已，覺得妹妹嫁到一碗水的窮人家，放棄了更好的端公家飯碗的人。隨著祖黛媽對一碗水親戚的嘮叨怨念，碎姨媽的家庭秘密也成了祖黛和姐姐討論的話題，祖黛甚至夢見碎姨媽的兩個孩子從自己眼前跑過。祖黛上初一那年，碎姨娘和碎姨父再一次走親戚時，碎姨父艱難地給自行車打氣的窘態，似乎印證了祖黛媽之前對妹妹婚姻的抱怨。秋收時，祖黛媽聽說了碎姨媽一家搬到新疆的消息。之后的歲月，她對妹妹的抱怨終于轉為思念。多年后，她們姐妹才再次聯系上。

小說從故事角度來說比較平淡，真正動人的也并不是故事情節，而是《一碗水》中的姐妹感情，且憑著小孩子祖黛的眼光，顯得分外珍貴。馬金蓮對女性情感的書寫已然形成特色，從《1987年的漿水和酸菜》《母親和她的第一個連手》到《親愛的人們》，小說都立足于家庭日常的勞動場景，從做酸菜到打荷包蛋、蒸饃饃，女人們之間的親情、友情實實在在地體現在家務勞動中。這種勞動生活中的情感結構有其特殊的女性經驗和心理。傳統鄉村社會的走親戚主要是親屬家庭間的走動，親戚上門往往是家里的女性最忙碌的時刻，但農業社會中男性是一家之主，故少有作品從正面描述家務勞動中的女性。尹學蕓的《李海叔叔》也是從孩子視角來講述走親戚的故事，卻是以男性為主的家庭之間的走親戚，兩個相距甚遠的非血緣鄉村家庭由于男人們的結拜而成為親人，他們在艱難生活中互相扶持，或者說更多地是“我”家對李海叔叔家多年的慷慨付出。當這種社會關系最終顯露出其算計欺瞞虛偽的底色，互為鏡像的兩個家庭的情感聯系終歸破碎，凸顯出匱乏時代人們的精神與物質需求。不得不承認，《李海叔叔》小說延續的是明代四大奇書以來的男人們圍繞“義”的社會性情感關聯，呈現的是男權社會的男性情感結構，以及男人們情感關系的建立與崩塌。當代女作家也通常以男性情感結構作為首要的熟悉對象，當代文學中一些令人難忘的女性形象有著明顯的男性情感結構，其原因也許與莎劇時代女角只能由男性扮演相似。甚至，當一位女作家擺脫女性題材時，當代評論家們通常紛紛叫好，贊美她終于從單調狹隘的女性題材走向了宏闊豐富的社會題材，所謂從個人走向了社會，殊不知也可能是女作家對女性問題的認知不足，不得不以傳統男性視角到社會問題中尋找新題材。即使是文青題材——這應該是男女作家最為相似的起步階段，男女文青也有著明顯的取材差異。女文青往往歷數青年時期的愛情挫折苦痛且難以自拔，如林白早期的《一個人的戰爭》《說吧，房間》，而男文青的當代標桿是路內的《霧行者》，是作為江湖兒女的男文青縱橫四方的底層社會歷險故事。這也說明，女性確有著獨特的情感結構需要辨析和思考，女作家在這方面還遠未窮盡，不管是范圍、機制還是深度。

《一碗水》以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為背景，描述一個物質匱乏年代的走親戚。碎姨媽是馬金蓮小說中常見的家里最小且最叛逆的女性形象。她不考慮社會生活的世俗標準，為了感情而嫁給了一碗水這個窮村落的有舍子，在小說所描繪的年代，這樣的鄉村女性并不多見。小說以祖黛的孩子視角來渲染穗穗姨媽走親戚的風采，碎姨媽和碎姨父每年兩次來祖黛家走親戚，是祖黛媽最為重視的親戚。身為姐姐的祖黛媽包容妹妹的特立獨行，克服其他家庭成員特別是來自奶奶的壓力，努力攢下糧食、衣物和錢，接濟妹妹一家。從奶奶和祖黛等人的角度來看，這是祖黛媽主動挑起另一份重擔；而從祖黛媽的角度，這只是承襲了前輩們的責任，所謂“墓里愁”，是想象中的已躺在地下的長輩們的牽掛，使得她不得不擔負起照顧親人的職責。這種共情能力無疑是女性的情感特點。在馬金蓮其他小說中，女性的共情能力不僅見于家庭中親人之間，比如姐妹姐弟、母子母女之間，也發生在女性與“連手”（閨蜜），以及與鄰居女人之間。她們通過聊天分享對方生活中的所思所念，甚至馬上能猜想到對方的想法，遠比親人之間還要默契。這種女性情感上的默契在馬金蓮小說里隨處可見，在推動敘事進程上起到重要作用，毫不夸張地說，女性間的共情構成了馬金蓮的中短篇和長篇小說的特色。

確切地說，這種共情并不僅僅發生在女性之間，甚至不是在人與人之間，而波及人與物的網絡聯系。這就不得不提到情動，在哲學史上，情動來自斯賓諾莎、德勒茲、馬蘇米對情感的研究，意味著未進入意識和語言的情感的自主流動與主體間互動。馬金蓮小說中女性與食物、動植物之間的共情所形成的情動敘事，可以說是其小說敘事手法上最為獨特之處。《一碗水》來自這種情動的生產和生成。從小說名稱“一碗水”說起，這個地名并不能說毫無道理，但整篇小說都沒描述和解釋，它在小說中就是實在界，是碎姨媽和姨父的家庭與秘密所在。小說止步于這個村莊之外，從情動來看，這似乎意味著一種在世俗與真相之間微妙的情感平衡。小說極盡所能描繪世俗生活里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感觸互動，很多互動超過了意識和語言所能到達的邊界，陷入到人與萬物間的情動網絡中。小說中的時間總是在鄉間勞動與吃食中輪回，比如“春天草兒發芽的時候，祖黛們在地里挖辣辣吃，碎姨娘來了，祖黛們每個人分了一大把水果糖，就再也看不上吃辣辣了。一直到秋天割蕎麥挖洋芋的時節，他們才會再次出現”。女人的形態也總和糧食連在一起，如“祖黛碎姨娘是哪種穗子呢？祖黛覺得應該是谷穗，單溜溜的一根兒，一個勁兒往上長，高到不能再高的時候，就彎下來，像個問號一樣，低頭望著大地”。家里的氣氛和食物一樣可觸可嘗，如“祖黛家的氣氛香甜得連空氣里都浮動著濃郁的蜜，伸舌頭舔一口試試，保證讓你沉醉”。而食物也毫無疑問襯托著家里的氣氛，如“一封花生一封餅干，團結友愛地并排站著，站出親戚來了該有的喜慶”。女性的閑聊在馬金蓮小說中極其生動且重要，如《一碗水》里的祖黛與姐姐八卦碎姨娘家的孩子時，“祖黛發現姐像個上了年歲的老婆子，她老邁而滄桑，自然而然地就發表起人生的慨嘆來。這慨嘆里包含有不容人質疑的真理”。女性間的聊天既揭示秘密，也掩藏秘密，姐姐的形象在其中變幻莫測，好像成了陌生人。閑聊也是德勒茲意義上的情動和逃逸，它的異質性也許能帶來女性主義視角下性別主體的解域化。《一碗水》的情動敘事將人與萬物的聯系置于一切觀念之前，人為的界限消弭，人與萬物親密無間，小說的語言因此敏捷、機智而樸素。

現當代文學史上的女作家比如蕭紅、丁玲、張愛玲、林白、王安憶等，也不乏細膩生動的情動敘事，如蕭紅的《生死場》、王安憶的《長恨歌》等小說在情動敘事上各具特色，但往往將人物的情感結構導向更明確的抗日情懷和家國意識。秦暉在《個人主義的“回旋鏢”》中圍繞女性權利，曾梳理過現代個人主義話語的衍變及其出人意料的結果。比較而言，張愛玲、林白、張潔、林奕含等作家筆下的情動敘事更為自由，但女性主體仍在很大程度上被束縛在傳統婚戀情感中，她們所摧毀的對象幾乎就等同于自身。

新世紀以來，尤其是2017年引爆全球的MeToo運動以來，伴隨社交媒體上的女性反騷擾運動的興起，影視和新媒體上的女性覺醒與自我賦權故事如火如荼。同受到女性主義理論影響的文學影視和視頻博主相比較，馬金蓮的小說并非是女性主義寫作，其性別意識相對比較傳統，但是她的小說所體現的女性情感結構和情動敘事卻充滿生機和力量，可以看作是當代底層女性的情動寫作，是當代中國底層女性覺醒運動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