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京中藏書大家姜德明先生舊藏拍賣，激起不少漣漪。追憶與姜先生一次次聊天，他興致勃勃談的都是書前書后的故事，印裝的精美，對插圖和設計的贊不絕口……這讓我多少品味出拾掇舊書刊的三昧：那不是數鈔票，得有一點情調，才不辜負這些飽經歲月風塵的舊書刊。為了這么一點小趣味小情調，我愿不時翻起那些有各種圖畫的舊書，由此向往昔時光進發。

拾掇舊書總得有一點情調

上個世紀30年代中期，魯迅譯契訶夫的小說，竟然說：“這回的翻譯的主意，與其說為了文章，倒不如說是因為插畫；德譯本的出版，好像也是為了插畫的。這位插畫家瑪修丁（V．N．Massiutin），是將木刻最早給中國讀者賞鑒的人，《未名叢刊》中《十二個》的插圖，就是他的作品，離現在大約已有十多年了。”“老頭子”不惜自貶身價，說自己的翻譯不過是“插圖的說明”：“契訶夫的這一類的小說，我已經紹介過三篇。這種輕松的小品，恐怕中國是早有譯本的，但我卻為了別一個目的：原本的插畫，大概當然是作品的裝飾，而我的翻譯，則不過當作插畫的說明。”（《〈壞孩子和別的奇聞〉譯者后記》，《魯迅全集》1981年版第406頁）如此買櫝還珠，魯迅可謂超級玩家。東施效顰，我流連于書肆，常常是為了插畫而買書。一些小冊子，不要說收藏家了，一般人都看不上眼，我照收不誤，且不避什么過時和應時，回家捧著這些發黃的書頁看得津津有味。

當年舊事，豪華的插畫陣容

魯迅愛圖畫的舊事，說的人太多了，不必再說。我想說，那一代文人的審美都在線，有很多愛好也是共通的。比如巴金，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辦平明出版社，譯世界名著，雖然標榜為平民出書，可是，書出得不寒磣，很多名著都精選了插圖，盡管當時印刷條件大大限制了圖像的印制效果，可是精美的插圖與優美的文字渾然一體，還是讓人愛不釋手。我就比較喜歡他印的《包法利夫人》（李健吾譯，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9月初版），里面配有法國Pierre Laprade作插圖，看樣子像是鋼筆線描畫，細部密不透風，疏處又可以空曠跑馬，與世界名著的格調和文字很搭，常把我誘至小說人物內心深處。平明出版社為巴金妻子蕭珊所出的譯作《別爾金小說集》，配有俄國的水彩插圖，讓人翻開便感覺到普希金筆下的大風雪。

那個時代的畫家也都放下身段放下潤筆，肯為書刊配圖。這種風氣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還很興盛，后來大家便默不作聲了。黃永玉的版畫集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他給文學作品所配的插圖。1959年，中國出版界一次壯觀的豪舉就是為郭沫若的《百花齊放》出版了木刻插圖本（人民日報出版社1959年4月版）。劉峴、李樺、力群、黃永玉、王琦、馬克……這些木刻家在今天冠以“大師”的名號，人們都不會有意見吧，他們為該集中101首詩都配了插圖，就像一個盛大的畫展，難怪作者在后記中寫道：“我要特別提到《人民日報》編輯部同志們的鼓舞，我還要感謝他們動員了好些同志作插圖。”并非只有郭沫若這個級別的作者才能享受這樣的待遇，當時的書刊插圖幾乎是標配，且薄薄的小冊子很多，出版社并未因為小、薄就輕慢它們，相反每個環節都很用心。《新兒女英雄傳》，當時算是流行小說吧，我手頭的這本海燕書店1950年10月第八版的封面和扉頁上“袁靜、孔厥合著”并排的是“彥涵插圖”，可見插圖是該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秦牧的一本《巨手》（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8月版）封面和插圖都是畫家袁運甫。袁先生的畫，明快的線條中不乏現代感，很有裝飾性，適合做插畫。

艾蕪的《南行記續篇》（作家出版社1964年9月版），文前赫然有插圖目次，原來也是豪華陣容：野牛寨（吳冠中作）、芒景寨（蔣正鴻作）、姐哈寨（徐啟雄作）、邊疆女教師（姚有多作）、邊寨人家的歷史（袁運甫作）、霧（柳成蔭作）、群山中（柳成蔭作)。像吳冠中這樣的后來在市場上畫價奇昂的畫家，畫作被用來做插圖，在當年也是平常事。《郭小川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12月第2版）的插圖就是吳冠中。遺憾的是，這些書包括很多世界名著后來重印、改排新版后，里面的插圖都不見蹤影，當年編輯和畫家的心血付之東流。近幾年，風氣轉變，插圖本、珍藏本紛至沓來，插畫似有卷土重來之勢。我不滿足的是，這都是豪華裝、“珍藏版”，不像是給平常人讀的，甚至只打算讓人“珍藏”，不像要人日常閱讀。其實，美應當在日常生活中煥發生命力，也只有這樣才最有生命力。我還是懷念那些普通的小冊子、平裝本，從中照樣能夠享受到豪華的、精心的裝幀陣容。在冬日的午后，沏一杯熱茶，有心無心地翻起來，那才愜意。

賞心悅目的題圖和尾花

不僅僅是插圖，環襯、題圖、尾花這些美術元素的加入，增強了一本書的美感和藝術性，這樣的小書捧在手里，文圖相得益彰，翻開讓人有一種收獲感。圖書的裝幀設計，不只有封面、版式，它還體現在諸多細節中，是一個整體設計。比如扉頁、環襯，現在很多書都是“白茫茫大地一片干凈”，只有墨豬一般呆滯的書名等信息。別忘了，這也是一本書的臉面啊，就像推了家門走進來的第一眼所見。辛笛的詩集《印象·花束》（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6月版），攤開扉頁，左右相連，深綠色襯底，書名和出版社分居右上和左下，鋪滿頁面的是凌亂又有所表達的線條，像抽象的“印象”，又似具象的花束。袁運甫為秦牧設計封面、作插圖的《巨手》，扉頁上部是一個田字格，書名和作者名占了對角的兩格，另外兩個是設計者精心繪制的線描畫，封面藝術氣息濃厚。

現在幾乎已經絕跡的題圖和尾花也非常值得懷念，雖然都是比較簡單的裝飾性圖案，但是，它們的存在讓單調、呆板的文字頁面有了活氣，猶如在一堵密不透風的墻上開了一扇窗。這些零零碎碎的小圖，常常不過是閑花野草，然而，卻是裝幀者手繪，它的手工感又讓機械的印刷中留下人的蹤跡，使一本書變得親切可感。這些年，遇到這種有題圖、尾花的小書，我甚至都不關心內容，直接拿下。袁運甫為楊朔作插畫的《生命泉》（作家出版社1964年6月版），不過100多頁的小書，卻讓人有精美絕倫之感。裝飾風格極強的書裝不說，每篇文章的題圖，作者一絲不肯馬虎，緊扣文意，又畫出了自己的特色，使全書在文字之外，又多了一套可以欣賞的系統。

百花文藝出版社的那套小開本散文集，作者和內容自然引人矚目，我還很喜歡它們的題圖、尾花這些小裝飾，書卷氣之外不乏靈動，小細節中提高了全書的品位。小小開本，因為這些，翻開書仿佛讓人置身花草繁盛的原野，自有一番別樣的感受。葉圣陶的《小記十篇》1979年5月第二版書前《再版說明》中說：“初版時所刊的照片，再版時全部撤銷，改為每篇加題頭圖一幅。”我認為這是一個高明的決定，手繪題圖的藝術感遠勝照片。孫犁的《秀露集》（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年3月版）很多文末都有小小的尾花，采用的是小花小草，不復雜，有自然氣息，跟孫犁平淡、自然的文風十分契合，給人賞心悅目之感。

當年的書刊也有很明顯的短板：紙張很差，印制技術也無法與現在相比，特殊的工藝更是鳳毛麟角。然而，在今天各項基礎條件都要比過去好的情形下，我們的圖書又缺了至關重要的藝術感、手工感和書卷氣，都變成電腦制作、流水線上的標準件，未免乏味，也缺少情調。這也是我又扮九斤老太越發喜歡去翻閱那些時間越來越推遠的出版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