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說大家也知道，一部書的出版，除了作者或譯者，還得遇上好的出版社、好的責任編輯才行。拙譯村上系列作品中，《挪威的森林》最初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已故出版家劉碩良先生當時親自敲定由從南京大學畢業不久的汪正球任責編，其后陸續出版了五卷本“村上春樹精品集”。其間李景端先生任社長的譯林出版社出版了《舞舞舞》（時名《青春的舞步》）和《奇鳥行狀錄》，責任編輯為摯友葉宗敏兄。

星移斗轉，暑盡寒來。到了2000年，村上作品的中文版權以17本一攬子交易的形式開始交涉。當時村上作品剛剛走紅，在書號受限的情況下獨占17個書號并非易事。正當別的出版社為此猶豫不決之時，時任上海譯文出版社社長的清華大學理科出身的葉路毅然拍案，整體購入版權，并且交給沈維藩負責。

沈維藩系復旦大學中文碩士出身，師從知名學者章培恒先生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因家庭原因他自小就接觸日語，所以雖非日語科班出身，但日語水準非同一般。我第一次見到他，是2000年在上海召開的日本文學研究會的年會上。可能因為和原名沈雁冰的茅盾是本家且同是烏鎮人的關系，他長得也和茅盾相像。他是“60后”，當年還不到40歲。矜持穩重而風趣灑脫，口音一聽就知是上海人，一如一聽我的口音就知是東北人。記得是會間休息照集體相的時候，交談沒幾句，他就對我說17本都由你來譯好了。當時17本中我譯的還不到一半，不情愿一攬子承包，遂說哪個作家的作品都有好有壞……他說你光挑好的吃甜頭，那么怎么成？都交給你了，這樣風格才一致。你看，這么要緊的事情就這樣三言兩語說定了。

看似草率，實則不然。據沈維藩日后在或公或私的場合回憶，當時他認真比較了至少兩種譯本，認為林譯大陸版富有文學韻味，和原作文體也相吻合。還說即使從見面前我寫給他的信中，也看出我有古典文學修養帶來的文字功底，認定滬版村上非林譯莫屬。你看，我就這樣遇上了知音，簡直不亞于一場艷遇。實際上我們這長達20年的合作可謂配合默契，不妨說是天作之合。也因此結下了顛撲不破的個人友誼。不說別的，我每次去上海，他都要在上海老字號餐館設宴招待，高朋滿座，一醉方休。喏，都說上海人瞧不起鄉下人，完全無中生有嘛！

時間有限，別的就不再說了，這里只說涉及他翻譯觀的一件事。大約17年前，一位讀者引經據典不辭辛勞校閱了我譯的若干種村上小說，校出數千個“錯誤”，書上畫了很多紅道道，后來連書寄給了上海譯文出版社。從社長、總編到室主任，每人都收到一份。最后當然都匯總到責任編輯沈維藩手里。維藩打電話給我，囑我不必分心，由他處理就是。他給這位讀者回信，表示感謝之后，告訴對方如地名、人名、商品名等若干技術性誤譯是可以接受的（“林先生也會高興接受的”），但屬于文學性的則不能接受，“林譯不能動，一動味就變了”。最后他誠懇相勸，勸對方理解，一來翻譯是個苦差事，并非人人都愿意、都能夠吃這個苦的；二來沒有錯誤的翻譯世界上是沒有的。好比擔水上山，山高路陡，水總要灑一點兒出去——所以不但要看灑了多少水，更應看擔上去多少水。

幾個回合之后，對方偃旗息鼓。我也很快忘了此事。唯獨維藩的擔水之說留在了耳畔。不用說，若非真懂翻譯之道的編輯，是不會講出這番話的。我雖然不怎么搞翻譯理論，但大體總知道一些。在我的閱讀范圍內，似乎還沒有哪個人這樣表述過。

這使我想起小時候讀過的一個小故事。故事說宋代宮廷畫院招聘畫師，招聘方式是要報名者以“深山藏古寺”為題畫一幅畫。眾人畫完交上來，考官一看，絕大多數人畫的都是山林之上露出寺院建筑的一角飛檐。只有一人畫一個老和尚擔水上山，結果此人被錄取了。考官解釋說：既有和尚擔水上山，則山中必有寺院。既是老和尚，則必為古寺。余者皆有飛檐露出，何藏之有，古意何在？遂令其余眾人統統回家給老婆擔水洗腳去。

說回文學翻譯。作為譯者，猶如擔水的和尚。本和尚既老，寺又遠在深山，兩大桶水一路上哪能一點兒都不灑。當然我不是說灑水有理，不是說我愿意灑多少就灑多少你小子管不著，絕無此意。說實話，我也想滴水不灑地擔上山去，但這注定做不到。縱然玄奘、傅雷、豐子愷在世也未必做到。問題只是灑多灑少罷了。假如灑一半剩一半甚至剩的不如灑的多，這擔水和尚便無論如何也做不下去了。我肯定辭職下山，蓄發還俗，大盤吃肉，大碗喝酒，何其快活，再不擔什么水上什么山！

那么，怎樣才能多擔一點兒水或少灑一點兒水上山呢？我以為譯者還應該向宋代那位畫師學習，在“藏”字上多下功夫，藏其形而顯其神，雖不見寺而寺自在。換言之，或見寺畫寺以彰其形，或化形于無以合其義。比為文學翻譯，即多藏原文之形而曲盡原文之妙。試舉一例。日語原文“た ま っ た も の で は ない”，我譯為“天昏地暗”，那位讀者認為譯錯了。因為按辭典標準釋義，應譯為“受不了、忍耐不了”。而我的確在譯村上一篇隨筆時譯成“天昏地暗”——“此前大學體育館的貯物柜被人撬開，丟了打壁球用的運動鞋。而現在連汽車也給偷了，簡直天昏地暗……”（《年底這么忙，何苦偷人家的車》）。在另外一些場合也有時譯成“一塌糊涂”“一言難盡”“傷透腦筋”“苦不堪言”甚至“不亦樂乎”等不一而足。可以說，在實踐中有無數個譯法、無數種可能性，這也正是文學翻譯的樂趣和難度所在。當然，老老實實譯為“受不了”的時候也不是沒有。但若統統依樣畫葫蘆似的譯成“受不了”，那么，村上君受得了受不了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受不了”，讀者肯定也早就“受不了”了。因為你把人家譯死了，譯得靈魂出竅，成了衣帽架。在文學翻譯上，這才是真正無可救藥的“誤譯”。

我這么說，并不是要求讀者人人都必須是宋代那位考官，更不是針對特定讀者反唇相譏，而是借此機會再嘮叨一遍文學翻譯是怎么一個東西。不夸張地說，我對讀者朋友是相當尊重的，也非常感激。道理很簡單，沒有讀者喜歡，我的翻譯就無由存在——沒有顧客捧場，哪有“林家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