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二四年已近尾聲，新世紀的全球性危機依然在時間軸上輪番上演。過去的這一年，我們繼續見證創紀錄的極端氣候事件頻繁發生，聯合國發布的《二○二四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報告》顯示，生態環境保護行動的成效不容樂觀。距離俄烏戰爭爆發，至今已接近一千天。巴以沖突的停火談判陷入僵局。全球極端貧困人口增加了兩千三百萬。個體化、虛擬化的網絡社交加劇了人和人“在一起孤獨”的局面，尤其是面對經濟下行與失業危機構成的世界全景。

“人們總要去新的地方嗎？”《黃昏如期而至》里年輕的女主人公問道。“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嗎，后人類，新時代？但我怎么覺得沒什么變化呢？我們還是一事無成。”穿過虛實邊界，問題被遞到同時代的讀者面前。更新、更好、更美的未來承諾與停滯甚至倒退的生活現狀之間，出現了無法找平的高低差。這個發問即使不說明一切，也透露出一種普遍的心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取決于我們如何理解此刻的世界，如何解釋“我”與世界的關系。

我很喜歡伊戈爾斯通的觀點，文學應當是一種鮮活的交談，文學的奧秘正在于，人們在交談中“把問題擺上臺面”，而這些問題與我們息息相關。“在閱讀中，有一只手伸了過來，沒錯，但是你也得伸出手去握住它才行。”（\[英\]羅伯特·伊戈爾斯通：《文學為什么重要》，修佳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二○年版）身處“曖昧的、還在展開的現在時”，正因為沒有人能夠確切地說出我們應該怎么做，才能擺脫目前種種令人擔憂的情況。也正因為唯有不回避真正的異見的碰撞，才有可能獲得一點稀薄的共識，我們因而更需要握手交談。在這個人與人難得面對面坐在一起徹夜聊天的時代里，我們前所未有地需要這樣鮮活的交談。

回顧歷史，其實沒有哪個時代的年輕人會宣稱自己活得幸運、輕松。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責與權，也都要去識別滲入他們成長的時代紋理，為自己的歷史坐標與共同經驗找到美學賦形和有力的解釋。他人可以發表意見，卻無法代勞這種內在的涉渡。如果文學不是社會現實之外的一塊飛地，在一個不由文學擔綱的年代，它能做什么，應該怎么做？這或許是擺在全球性的青年創作者面前共同的問題。

二

我們仍然對二○二○年《人物》雜志的文章《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刷屏全網記憶猶新。經過多年對數字時代零工經濟與勞動變遷的長期田野調查，學者孫萍今年出版的專著《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引發了新一輪的閱讀和熱議。人們已經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被困在系統里的”何止是外賣騎手，更是每一個普通的當代人。

本期新人場特輯的幾篇小說，組合成一幅“困在系統里的人”的四聯折頁：閉門在家的人、在工作場合手足無措的人、求死不得的人、不知道逃向何處的人。“誰也不能逃走，雖然有無形的規則束縛我們，但也像是我們甘愿如此。”（《黃昏如期而至》）“前后都是山，做成個籠子的樣子，怎么都逃不出去。”（《渡觀音》）“生活總是用吃苦把人套牢……想得開想不開，都得玩下去。”（《泛舟游》）放眼望去盡是糟糕無望的生活，滯重與困頓的氣息，讓這些作品都流露出現實壓制下的“喪”感。《黃昏如期而至》《牙科診所內的占卜》《渡觀音》中織造出一大片未老先衰的灰度，唯有《泛舟游》以喜劇性的反擊掙脫了沉重、單一的因果關系，在灰調里劃出一道年輕的強光。恰好，這也是我閱讀四篇作品的順序，我很高興和大家分享這一無意間選擇的閱讀線路。

讓人尤為在意的是，這些表現生活近景的作品，共享著一套高度相似的現實認識論。不幸福的原生家庭、女性常年遭遇傾軋與剝奪、造成人的異化與勞動市場與職場規則、無孔不入的失業危機（求職、失業的艱難在多篇作品中出現）、經不起計劃的未來，是這一認識的基本構成。這些作品背后都高聳著一座“無法撼動的結構”，沒有人打算認真挑戰它，甚至也沒有認真與之深談、斡旋的意愿——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幻想的抵抗”。受動的人既無法忽視內心的痛苦，又沒有力氣正面走入系統難題的深處。于是，他們的能動性和力比多，被不約而同地轉譯成了次一級的、幻想性的小說行動：游戲（《黃昏如期而至》）、算命（《牙科診所內的占卜》）、表演（《渡觀音》），故事新編（《泛舟游》）。

這也是本次新人場特輯呈現出的另一個共同點：幾篇小說都演繹了富有象征性的青年反抗，卻也因其閉合的幻想與象征色彩，反過來強化了那個他者般的現實邏輯。在外部結構無法撼動的前提之下，作家們以另造現實的方式嵌入現實，戲仿現實，去和真實的結構性存在拉開距離，敘事也在此間發生。但它的先天不足已經說明了一切，也許可以講得更直白些，這種“象征性抵抗”，是在被現實許可的框架內，表演對現實的反抗。效果如何呢？自我隔離和向內自救的掙扎幾乎是徒勞的。所以我們讀到了苦悶、牢騷、怨憤、疲累、不甘心，卻并不總能尋找到出口。

太苦太苦了。苦主既不能自渡也不能渡人，他們或失去觀看的能力，陷入沉默；即使彼此看見，也無法轉化成聯結與相互拯救的行動。從頭到尾，每個人幾乎只能困守在自己的關卡里，這種隔絕令人實在不安。安馨看見了殷娜躲在房間里為父親重病而哭，卻無法表達安慰，只能擠出一句“你算的卦一定不會準的”。與命運不確定的對峙，被降格為對算命結果的拒絕（《牙科診室內的占卜》）。究竟是什么橫亙在人們中間？人們要怎樣才能從社交孤立的空虛感和被遺棄感里走出，重拾一種自然的親密與關懷？互聯網看似讓我們便捷地共享著同一個世界，卻前所未有地令人找不到足夠提供支持的交往系統。所以才會有人問，“在一個雖然有規則、有限制，但比所謂的文明社會要自由得多的社會里，人們之間會更近嗎？”（《黃昏如期而至》）杜荷與蘇鳳阿姨的相互救援最終落空，對于她們的病情或死訊，家人的反應比想象得還要冷漠，反顯得當事人宣布自己死亡的內心戲成了一則存在主義的笑話（《渡觀音》）。幾篇小說都收束在火車、船等交通工具上，以一個出走后不知所蹤的背影作結。故事講完了，卻注定只能落入“無事發生”“無人在意”的境地嗎？

三

陳麗的《黃昏如期而至》里，“我”與男友白羽在居家中，商議出為期七天的“室內游戲”。“其實什么時候在這個時代并不重要。這兩年來，我們的朋友中去民政局領證的越來越多，但婚禮無一例外都一延再延。”在公共的時間網格里，人對私人時間失去了控制，他們索性撥亂所有具備時間顯示功能的鐘表與電子產品。他們將自己從組織時間的標準化技術中流放出去，用主動制造的混亂與不確定性，在大秩序內造一個小的秩序。

亞里士多德曾經讓我們知道，人和石頭不同，正在于人會在重復中建立習慣，甚至將習慣內化為規則。小說中不無古怪或略顯刻意的核心情節是，這對年輕的情侶協定并執行了一套游戲規則：游戲嚴格限定了他們做愛的時間、輪流打掃房間的時間（“放在以前，當生活一切正常，我們每天都會上街的時候，有時六個星期也不會打掃一次”），甚至打掃房間時談論的話題。游戲政治學的研究表明，游戲比其他流行媒介更能體現人們控制的沖動。“學習和控制系統，以達到某種目的，這種樂趣是游玩的核心，而無處不在的游戲化則反映出人們普遍的失控感和現代社會的系統化。”（利亞姆·米切爾《游戲政治學：反抗控制的電子游戲》，程思煜譯，《文化藝術研究》二○二三年第四期）為了恪守游戲規則，這對情侶不得不數次壓抑自己涌現的愛欲，遏制自己的親密行為。當然，被壓抑的不只是愛欲，還有所謂“革命”的激情。在巴黎“五月風暴”和無產階級工人運動的玄想映襯下，年輕人笑談、自嘲、保持靜止，清醒地展示自己這一代的退化萎縮。

在小說尾聲，主人公終于主動打破了他們制定的游戲規則，踏上了去往未知目的地的列車。我們不知道他們被壓抑的力比多要流向何處，但一切至少重新流動了起來。作為象征性抵抗的裝置，小說里的游戲以虛擬的法則取代了現實法則，包括如何計算時間的法則，人物試圖用游戲時間隔離、懸置、放逐社會時間。但無論是恪守規則，還是破壞規則，都只能在游戲—象征層面起作用，它演繹出飽含痛苦的樂趣，也沒有掩飾自己反抗行為的消極與不徹底。借助控制之下的反控制，男女主人公的一切努力，都在試圖重新將生活的掌控權攥在手中。毫無疑問，作者陳麗的敘事，同樣也是在為那段我們共同經歷的失序記憶重新賦予秩序。我們當然要為書寫這一切的勇氣喝彩。在公共的鐘表時間與私人時間之外，還有一重更恒久、更堅不可摧的自然時間，那是萬物的生長流逝與宇宙的秩序，正如“黃昏如期而至”所提示的，人是逃不出時間的，關鍵是怎樣找到自己的位置，活在真實的時間里。

同樣古怪或略顯刻意的設計，也出現在兔草《渡觀音》里。無法繼續忍受原生家庭吸血的杜荷與罹患絕癥的蘇鳳阿姨萍水相逢，兩個隔著輩分的女性互訴衷腸，并決定扮演彼此的報喪人，去向對方家人匯報死訊。以“假死”實現從吸血家庭的金蟬脫殼，這項計劃，無須讀者去對合理性提出質疑，比如公安機關的死亡證明核實、戶籍注銷等實際的手續，又或是互聯網時代活人的社交媒體足跡要如何抹去（杜荷為了掙錢參加的擦邊直播，也能偶然被家人刷到）……連兩個當事人最終也感受到這場行動的荒誕。兔草似乎是要在不合理中極力放大荒誕，雙方家人的麻木冰冷的回應，一舉取消了報喪的初衷，也將荒誕性推向無意義的高潮。“這一刻，杜荷忽然意識到，她和蘇阿姨的行為只是一場拙劣的表演。”這場絕望的表演是演給小說人物看的，也是演給讀者看的，但兔草自己也心知肚明，“其實根本沒有人在意這件事”。比起結果，更有意義的或許是兩個女性所走的報喪之路的過程，曲折的異路，在迷路、回望、跟蹤與模仿偵探的游戲感（又是游戲）中，去進一步指認世界的真相是眾生皆苦，“都說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但掉到河里，還要托著別人”。又或許，所謂“罕見的可貴的自由”并不是靠抹去家人就能自動獲得的。自由是無法向外求的，在沒有想清楚這一點以前，她們將繼續在各自的困境里浮沉。

在閱讀的過程里我一直在想，固化的社會結構，是否過早地被寫作者們過早地內化成了一種格外穩定的認識裝置？不知道是因為寫作者對現實邏輯進入太深，所以難以逃脫它的詛咒，還是為了表達對糟糕的現實深感絕望。眼前的作品，似乎吝于向我們展示年輕人解放想象力的勇氣。或許有人會說，象征性抵抗的發明本身比效果更為重要。但在游戲性、玩笑化的戰斗里，故事缺乏燃料，火焰很快熄滅了，巨大的現實依舊巋然不移，沉默如山。逃而不得的故事，要翻來覆去講多少遍才算是夠？

四

已故的二十一世紀思想家馬克·費舍曾經叮囑我們，不能從新自由主義給出的現成理論去解釋當下，“必須突破它，看到它造就的日常的痛苦和反常，看到它的貧瘠，看到被它壓抑的各種可能性，各種‘未來的幽靈’。”（\[英\]馬克·費舍《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私人情緒與時代癥候》，王立秋譯，南京大學出版社，二○二四年版）如果文學依然遵從摹仿現實并超越現實這一古老的法則，那么，或許越是下行的年代，越是想象力枯萎的年代，文學就越應當負起冒犯、躍出結構框架的責任來。這是強悍的寫作心靈應當駕馭的技藝，也是虛構永恒的魅力所在。更何況是本可以展示出更多肆意、銳利品格的青年寫作——我們盼望著這樣的文學，它可以不那么苦大仇深，可以是俏皮的、叛逆的、勇猛精進的。這樣的青年寫作，能將“你并非別無選擇”的潛臺詞，用強力膠牢牢貼在每一句“你別無選擇”的背后。

在本次新人場特輯的作品中，舍木的《泛舟游》是氣息非常獨特的一篇。小說以嵌套式的元小說結構，為鮮有人知的越國美人鄭旦的故事注入了全新的時代靈魂，而重編鄭旦故事的人，是一個熱愛寫作卻困在出租屋里看不到前途的當代文學青年。他收留了從老家跑來大城市求職的鄰居女孩小陳，在這段借宿的日子里，小陳不受拘束的做派潛移默化地感染了他，他筆下的鄭旦也有了小陳的影子，嬉笑怒罵，恣肆瀟灑，敞敞亮亮。《泛舟游》寫得放肆、狂歡、反諷、有趣，有《巨人傳》和王小波的影子。越王勾踐對吳國的復仇之戰、范蠡西施的愛情傳說被全部推到后臺，在舍木筆下，長期被遺忘的鄭旦做了一回徹底的傳主，她不再是范蠡西施恩愛佳話的可憐陪襯，也不再被禁錮在嫉妒西施美貌抑郁而終的“禍水”想象里。鄭旦這個另類的女性被重新擦亮，她堂堂正正展示獨立、中性化、反凝視的美，是志存高遠要成為劍客的人。在長發時要當美人，斬斷頭發后要當英雄，鄭旦這個女狂徒如此閃亮，為整篇小說帶來了一股清新、珍貴的莽撞無畏之氣。不僅不怕輸，還能嘲笑規則的“新手上路之感”，實在是久違了。“其實哪有那么多第一，她就是年輕，就是狂，但誰年輕時候不狂？”不僅不怕輸，還能嘲笑規則的“新手上路之感”，實在是久違了。

女性與“頭發的故事”，女性的壯游，經由舍木的編織，讓鄭旦與小陳兩個跨越千年的女性個體發生了神奇的化學反應。鄭旦看過越國的地圖之后，“才發現自己見過的地方如此少”，于是義無反顧地選擇離開——這一次，泛舟壯游的不再是范蠡，而是鄭旦。在我們更關心的當代故事的一端，盡管身負故鄉道德倫理紛爭的陰影和“曠野還是軌道”的苦惱，小陳依然選擇了大膽的“游蕩”，去內卷和績優主義成功學當道的世界里趟自己的路。回到文章一開頭提及的問題，人們總要去新的地方嗎？至少我們知道，小陳的回答是：“去游蕩，在大街上走路，我不要誰盯著我看”。

她要誰也不管她。多么好，就應該放肆地在大街上走路，把多余的眼光甩在一邊。你并非別無選擇，這不就是我們想要讀到的青年敘事嗎？即使是文學里最微小的一個碎片，也依賴并以某種方式顯映著一個完整的世界，這是我們共同身處的唯一世界。在一年即將結束時讀到這樣的小說，讓人心里升起希望，甚至想要加入與小陳一同游蕩的隊伍。我不愿意吝惜對這樣的作品表達贊美，就像我不想對青年寫作里過多的“喪”與暮氣保持沉默。

五

這個時代已經不能向我們保證任何事物的確定性，曾經有用的很多工具與經驗正在加速失效，但我們為何依然對青年寫作心懷熱望？或許就是因為這樣有意義的相遇與交談，“非讀不可”的體驗太過美妙。人總是在社會際遇里生活和敘述生活的，我們也從未打算用雙腳離地的姿態去談論如何在際遇中創造和行動。為了解放未來的文學和文學的未來，年輕的寫作者和讀者要首先解放自己。

要理解這樣的“喪”與“無事發生”的敘事，也許可以援引韓炳哲在《敘事危機》中的觀察。韓炳哲將現代晚期的敘事邏輯概括為“一如既往”和“別無選擇”，“毫無渴求、愿景和遠方。因此，它是全然無光暈的，而自然也就沒有未來”。與具有未來敘事和進步敘事、渴望別樣生活方式的現代相比，現代晚期失去了奔向新事物或從頭開始的革命激情。現代晚期敘事危機表現在，它沒有重新啟程的氣氛，寫作者失去了改變世界的敘事勇氣。

但是，我們真的別無選擇嗎？上世紀八十年代飄蕩在青年寫作上空的那句“你別無選擇”，是讖語也是祝福，更重要的是，它完成了一代人借歷史之名的自我委任，也是年輕的創作主體奪回自身聲音的自我預言。時移世易，當“你別無選擇”以一種顛倒了的形態出現在當下的青年寫作里，二者的轉換深刻映照出時代的變化。這句話也搖身一變成為新的時代征候。我們也許會說，那種騷動不安的青年心靈史，早已隨著八十年代那種既焦灼又亢奮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語境一去不返。但“你別無選擇”的聲音總會在不同代際的頭頂反復敲響，這種苦悶的宿命感早已不新穎，年輕人不可避免為前路感到茫然，也總要領受隱隱發作的生長痛。而青年與文學的合體，總是為了攜手迎向激烈的摩擦，而不是早早倒伏在鐵律之下，不是嗎？“唯有講述讓我們有所希望，從而開啟未來。”（\[德\]韓炳哲：《敘事的危機》，李明瑤譯，毛竹校，中信出版集團，二○二四年版）重申捍衛文學的青年性之必要，其實是捍衛希望的敘事，捍衛未來的敘事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