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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吉爾之死》，［奧地利］赫爾曼·布洛赫著，梁錫江、鐘皓楠譯，譯林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88.00元

赫爾曼·布洛赫的《維吉爾之死》被譽為德國文學中的一顆璀璨明珠。此作以抒情而深邃的遐思，連綿不絕地勾勒出垂暮詩人臨終前二十四小時內心世界的微妙變遷。故事的帷幕自詩人遵循其身為皇帝的友人之命，從雅典乘船歸返羅馬，并在布林迪西港口泊岸的那一刻緩緩拉開，直至維吉爾踏上通往永恒沉寂的旅途而緩緩落下。在這段心靈之旅中，維吉爾逐漸松開了對生活狂熱而持久的執著，任由自己沉浸于記憶的洪流之中，從童年的純真與生命的起點逆流而上，穿越至創世之初那混沌未分、寧靜幽深的黑暗。這是一次向虛無邁進的旅程，但由于其采用了倒敘的創世敘事手法，回溯了世界與人類自虛無中逐步誕生的每個階段，這段旅程因此也成為了一條通往宇宙深處的橋梁。

這一情節彌漫著一種衰敗的氣息，它敘述的是一個關于個體預感生命中至關重要時刻的降臨，同時又被深深的焦慮所籠罩，唯恐錯失這一瞬間的故事。除了開篇那一幕船只緩緩駛入港口的場景——其景致之美，足以與施蒂弗特在《威提柯》開篇幾頁中對波希米亞風光的細膩描繪相提并論，堪稱德語文學中風景描寫的瑰寶——之外，文中所述或所感的一切，都滲透進了一個由感官印象、狂熱臆想與推測交織而成的無形迷宮。這正是死亡悄無聲息地在受害者周遭蔓延的寫照。由高熱引發的紛繁聯想，不僅無休止地將一物幻化為另一物，還將每一絲飄忽的記憶都牽引至活生生的現實之中，并在其廣泛關聯的背景下將其點亮。這一過程既讓具體而個別的事物輪廓變得更為鮮明，又使它們融合為一個普遍而夢幻的象征圖景。

《維吉爾之死》中關于哲學的內容在某種程度上與斯賓諾莎式的宇宙與邏各斯的探討相呼應，在這一框架下，我們所認知的所有離散且具體的事物，皆被視為永恒洪流中不斷變遷的面向，由此，多樣性被詮釋為整體全面性的瞬時個體化表現。布羅赫對于世間萬物意義的反思，其哲學根基植根于一種純粹的泛神論與泛邏輯論的救贖愿景之中。在這一愿景里，終極意義上，起始與終結、“虛無”與“宇宙全體”被揭示為同一本質的不同面向。與死亡一樣，這種希望鮮明地勾勒出作品的構造。布羅赫行文中那恢宏而迷人的節奏，通過不斷回響的呼喚，愈發堅定地重復并強化著作品的基本主題。這與渴望拯救那些注定滅亡之物的告別姿態相契合，也與那種只能以感嘆來表達自身存在的狂熱沉醉相一致。在此意義上，該書的主題是真理，但這種真理理想上應能像數學公式那樣，以單一詞匯精準概括。書中頻繁運用諸如生命、死亡、時間、空間、愛、援助、誓言、孤獨、友誼等詞匯，仿佛是在試圖通過思辨的力量，穿透那個自宇宙、人類及生命誕生之初便使之“消解并獲赦”“包容并留存”“永劫毀滅又重生”的核心詞匯，直至追溯至那最初即存且“超乎言辭”的上帝之言。小說敘述的節奏映射出哲學思辨的律動，正如音樂映射出靈魂的躍動。與布洛赫的《夢游者》相較，這里的懸念與緊張感非但未受阻撓或打斷，反而構成了哲學思辨本身的一部分，獨立于任何哲學手法之外，是哲學主體內在、尚未明確言說的情感激情。正如被哲學激情所牽引的人不僅僅被一個具體問題所纏繞，思辨的激情所帶來的緊張感也不會因答案的揭曉而消散，讀者被引領進入一種超越故事情節所帶來的懸念的緊張旅程，并隨著這股力量，如同維吉爾一般，穿越重重情節與幻象，最終達到永恒的寧靜之境。

讀者不妨全然沉浸于這部小說的節奏之中，將其視為一首深邃的詩篇來品讀。生命在生與死的邊緣搖曳，懸于“不再”與“尚未”的狹縫間，正是在死亡那片幽暗背景的映襯之下，生命的全部意義才得以璀璨展現。小說中，“不再與尚未”的主題猶如主旋律般貫穿始終，它象征著歷史的轉折點，即古代的“不再”與基督教的“尚未”之間的危機，以及這一危機與當下的明顯相似之處。這場危機的哲學意涵恰似一場告別的場景：一個對一切都感到絕望的時代，用問題觸及每個可能的問題，并從每個潛在的需求中尋求救贖。“不再與尚未”，“尚未卻又近在咫尺”，已經取代了布羅赫原先秉持的“價值解體”這一總體參照框架。在洞察到這場危機、這個歷史的轉折點后，維吉爾對詩歌感到絕望，甚至萌生了銷毀《埃涅阿斯紀》手稿的念頭。在他生命的最后時刻，詩人達到了一種超越藝術與美的更高、更有效的境界。美，在現實中既不負責任又被排除在外，卻假裝擁有虛假的永恒；藝術家的創造力不過是種偽造的創造，僭越了本應屬于上帝的特權。不論這種虛構的本質和層次如何，不論是羅馬民眾的馬戲游戲還是藝術家的杰作，它總是在不同層次上滿足了那些不愿承認其非人類起源的人同樣的庸俗與忘恩負義，并且平息了他們逃避現實和責任、渴望進入“由美構筑的世界統一體”的欲望。“藝術……是從瞬息萬變中妄圖構建永恒的絕望之舉”，這讓藝術家變得叛逆、自私、不可靠，并且忘記了人性的本質。

從文學發展的視角審視，《維吉爾之死》為《夢游者》所探討的小說新型態與內容挑戰提供了解決方案。《夢游者》似乎徘徊于哲學深思與抒情表達之間，難以突破，這主要是因為傳統的小說功能，即純粹的敘述、娛樂及教化，已被平庸的創造所充斥。《維吉爾之死》之所以具有歷史意義，是因為它構建了一個框架，在此框架內，現代小說獨有的新型懸念元素得以生動展現。仿佛直至此刻，那些一直以來支撐傳統小說價值的核心藝術成分——抒情的熱忱與通過普遍性對現實的變形——才從單純的信息傳遞桎梏中解脫出來，找到了新穎且有力的表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