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學術，每一種學術都有自己的時代特性。如今這個時代的特性是什么？說起來相當復雜，我想起很多事情。比如我想起一九二七年魯迅先生在香港對香港青年的演說，他說“老調子已經唱完了”。為什么會想起魯迅的話題？因為對中國兩千年的傳統農業文化來說，城市文學是新調子，我們終于要面對這個新調子了。但我想說，即便是新調子也并不能保證必然產生新的思路和成果。如果討論不好，可能還是老調子，關鍵看怎么討論。

大概二十多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說過類似的話：一個舊時代還沒有結束，但是新時代已經迫不及待地要破門而入了。到今天我們已經感受到，今天已經被新時代撐滿了，它擠占了我們所有的空間。從學術角度說，討論這樣的問題你會看到一種現象：表面上文學研究和文學討論空前繁盛，但事實卻空前空洞。我們似乎都知道這是個很現實的問題，但是又不知道該怎樣改變。關于城市文學的討論也難以避免尷尬。

我不知道人們是否意識到，任何人文學術的討論，都不僅僅是學術史的積累，更需要深厚的思想史做支撐。但是原有的思想資源正在日益枯竭和失效，康德、黑格爾以來的世界表述體系，已經差不多全盤崩潰了。大家滔滔不絕地說話，其實說的都是廢話。任何一種學術如果得不到思想史資源的支撐，都難有長足的進步。但這在本質上不是我們的問題，今天幾乎所有的學術討論，都伴隨著思想的空洞暗夜與語言的凌亂舞蹈。這個問題是世界性的。

假如目前的世界暫不具備產生大思想家的基礎條件，我們的學術研究其實很難有實質性的進步。因此，我覺得今天人文學科、人文學者面臨著特別困難的選擇時刻，今天的城市文學討論也置身于這樣一個巨大的思想背景里。這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當然，按照事情本來的樣子，假如沒有危機，這個世界一直在自洽運轉，就不可能有新的機遇。機遇肯定是在危機當中孕生的。如英國偉大的作家狄更斯所說：我們處在一個最好的時代，也處在一個最糟糕的時代。他講得很通俗、很“矛盾”，其實確實如此。當你面對空洞的話語、做些無謂的表演，當你覺得無聊的時候，其實新的機遇正在孕育，我們需要把握住這樣的危機時刻。

我個人認為，城市文學恰好是應對這種學術危機最恰當的討論場域之一。中國作為具有漫長農業文明傳統的國家，文明史所構筑的文學討論體系、文學生產尺度都是非常穩定和陳舊的，直至五四新文化運動，經由陳獨秀、胡適等一大批激進知識分子的轟擊，這個傳統變得百孔千瘡，但事實是它的內部耗盡了自己的能量，它應對不了現代工業社會及商業文明的挑戰與精神需求。這也正是魯迅所言“老調子已經唱完”的本質含義之一。因此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城市文學有沒有可能給老調子注入新的討論方向？這個問題涉及更復雜的城市文明史，從根本上來說主要不是文學的問題，而是文明的問題。城市文學的研究到現在也搞了十年，有了一些成果，但我也能從這些研究成果中意識到某些重要信息的缺失，并且感受到亟須深入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我先從城市文學的概念說起。在中國文學的討論當中，我們習慣于使用類別性、題材性、領域性的命名方向，比如我們有工業文學、軍事文學、鄉土文學，后來又有知青文學、改革文學等等。歐洲文學史就沒有這樣的命名方式，這是中國文學特有的現象。這些名稱指稱某種對象，話題的語意跟對象之間構成一種互相認證、互相討論的關系，也就是說它們不空洞，有實質的“物理關系”，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從概念語義到被指稱的對象之間，它們作為一個討論范疇基本不會產生歧義，換言之，它們是自明的。

現在回過頭來看城市文學這個概念，似乎跟上述文學命名在邏輯上是平行的，即你討論農村我討論城市，你描寫老牛鋤頭鄉村小徑，我描寫汽車電燈柏油馬路，這有什么區別或者問題嗎？也許與傳統農業文明條件下的文學討論相比，上述命名已經有了一些新的質地，但是當我們冷靜下來就會發現，它們之間仍然存在著巨大的不同。這個不同的根本之處在于，傳統文學的討論無論分類多少、風格差異多大，它們都是在同一個邏輯層面上的題材領域方面的移動，而城市文學則是或鮮明或隱晦地指向另一個文明維度。在這意義上它不是自明的，它始終等待著被反思、被發現、被激活。

就現實而言，我們擁有很多城市，討論者似乎覺得城市文學是城市的天然附屬物，寫作者也傾向于認為城市提供什么他們就寫什么。換言之，城市文學的寫作者和討論者往往滿足于既有的條件，作家看到什么就寫什么，而研究批評者看到作家寫什么他們就研究什么，卻很少去問，這一切是因為什么。如果沿著這個反思的路徑一直追問下去，就會意識到，城市文學的命名是中國現代文明史的一件重要事情，由此伴生的問題很多，比如它究竟是什么，它是從何時出現的，它的出現又意味著什么，等等。回到中國古代文學史，那時有沒有城市文學？中國古典文學中有沒有寫到城市？肯定有。《金瓶梅》肯定不是鄉土文學，唐宋也有一定成分的都市書寫。

北宋詞人柳永描繪大美杭州的《望海潮》很有意思。“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云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很明顯這是都市的，或者說屬于初代城市文學。“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值得注意的是，詞中的“羌管”“菱歌”“釣叟蓮娃”，都不再是我們熟知的農耕生活，那個釣魚老頭與采蓮蓬的姑娘，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勞動者，他們很像當今城市中的休閑者與游戲者。從這里我們會鉤沉出城市文學所擁有的文化特征和文明屬性，它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從農業文明和土地關系當中分離出來了，這是城市文學。它創造和呈現了一種新的勞動關系。因此，當我們討論城市文學的時候，首先要意識到它與我們傳統的鄉土文學是站在對立面和相對應的。如果不這么思考問題，僅僅把城市文學視為一個題材性差異的產物，那就無法了解和把握城市文學背后的社會關系和文化邏輯。

《金瓶梅》有很鮮明的城市生活印記，比如放貸、嫖妓等，各種城市關系的博弈。我們過去看小說，總是喜歡把西門慶看成一個簡單的淫棍，對他的私生活饒有興致，卻很少意識到他是一個縱橫捭闔的政府官員，是一種新型社會生產關系中的博弈者以及新涌現出來的社會階層的代表人物。他的行政職位跟個人資產有關，更與他的資產獲取方式有關。看《金瓶梅》如果不看社會關系與勞動關系的變化，不看人物的所作所為在社會結構變化中的含義，估計是讀不懂的。我們討論城市文學，要建立一個鮮明的概念，即區別于傳統的勞動方式和生產方式的新型社會關系，這也是我意指城市文學的概念需要反思的重要方面，不能把它僅僅當作一個自明的概念去接受。比如張愛玲寫上海，周而復《上海的早晨》寫上海，王安憶、金宇澄也寫上海，都是地域文學的承載者，而老舍被認為是老北京文學的代表。我們不能說他們不是，但僅僅指認這一點還遠遠不夠。因為只滿足于一種板塊式的地域對應，這樣做是非常省事非常偷懶的。

我們見過很多這樣的討論方式，比如我想象在某個縣，縣里有一個作家，我就討論該作家與這個縣的文化關系，諸如“某某作家作品與某某文化”，太多這樣的課題可以做。但是我想說，這樣不行，你完全有進階的空間可以把話題深入進去。如果你看不到所討論的對象背后的社會結構與生產關系的深刻變動，看不到它與傳統社會關系、傳統農業文明生產關系和價值觀的裂隙及分割，就不可能把你所討論的文學話題背后的城市文明邏輯挖掘和呈現出來。缺乏這種深度的討論往往是平行的，反正我寫A城，你寫B城，他寫C城，大家就平行著推來推去。恕我直言，這沒什么意思。

城市文學在根本上是個文明概念。它意味著馬克思意義上的“與傳統觀念做徹底的決裂”。它還意味著本雅明意義上那種巴黎街道上的拾垃圾者，意味著深夜閑蕩的游手好閑的人，意味著脫離了原來的文明軌道但是在新的城市軌道走得不太好的人……城市文學意味著很多東西。

第二個問題，城市文學其實有特別復雜的形式，不僅僅有從傳統文學史延續下來的小說、詩歌、戲劇這樣的方式。城市文學走到今天，已進化出更復雜的表達方式，不僅僅是一個東北工人下崗這么簡單，也包括汪峰在他的《北京北京》中“當我走在這里的每一條街道”這樣的表達。這都是具有城市文明屬性的表述。在歐洲曾經發生的，狄更斯所描述的，我們今天都正在經歷。與此同時，城市文學當中人的情感狀態、職業、與社會生產關系的關系，都是需要被重新檢索、重新定義的。我們迫切需要深入中國社會漫長的農業文明中的生產結構和人的情感結構中，從這個方向看看城市文學是什么。

我從外圍提供一個觸發此問題的角度。比如說大家都知道，劉震云是個了不起的作家，他在我的閱讀研究譜系中居于特別重要的獨特的位置。他在一系列作品中刻畫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似乎帶有濃厚的鄉土氣息，但是仔細研究下來你就會發現，劉震云從來沒有在生產關系的意義上敘寫過一個真正的農民。他筆下的人物沒有一個是本分的農民，往往都是游走在社會邊緣的小生產者。在我的理解中，劉震云不是那種純粹的鄉土作家，但顯然他也不屬于書寫城市文明的作家。為什么要說明這個事情？因為我們從劉震云和他的寫作出發，可以分割出什么是真正的城市文學，什么是鄉土文學。

劉震云筆下的人物從傳統的生產關系中游離出來了，連帶著，他筆下的人物情感價值觀也處于某種一言難盡的狀態。我們中國農業文明的經典關系是種地，耕讀傳家，到了孟子那里被上升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但是這些在劉震云那里都不存在。他筆下的人物不是農民，也不是城市人。他們是一群從原來的生產關系當中分離出來的人，是非常特殊的過渡性存在。如果我們要確定什么是真正的城市文學，劉震云是特別好的參照。

所以，當我們在討論城市文學的時候，實質是在討論文明，而不是文學類型。你僅僅將它當成一種文學類型是“委屈”了它。近代文學以來，城市文學是被低估的文學類型。比如像《金瓶梅》這樣的作品，擁有著根本不弱于《紅樓夢》的偉大意義，只是我們不會讀。以《紅樓夢》為例，很年輕的時候看作品，最吸引我們的肯定是寶黛愛情。但是你仔細看《紅樓夢》里的經濟關系，用人掙多少錢，不同階層的用人的月例是多少，管家婆和丫頭的關系，那也是《紅樓夢》的精髓，從那里能看到真正的社會關系是如何被建構和運轉著，又如何一點點瓦解破碎直至分崩離析。

城市文學的討論也應該如此，不僅要看到故事，也要看到社會經濟關系的解體與重建是怎樣影響了人的情感價值觀。二十年前有一部網絡小說叫《畢業那天我們一起失戀》，大學生談了四年戀愛，談的時候就說得很清楚，不一定有結果的。畢業時在同一座車站，男女雙方你上這列火車我上另一列火車，就此各奔東西天涯孤旅。于我而言，這在當時是觸目驚心的。但后來漸漸知道，這不是能用傳統愛情觀中誰辜負了誰去簡單解釋的，這是文明的變異與悲傷。你要深刻意識到，城市文學嚴重承載著二十世紀以來文明的破碎，最典型表達了人的壓抑、自我懷疑、情感崩盤，以及新的關系需要重新確立又沒有確立起來的彷徨和掙扎，同時，新的生機和出路也正在隱約而艱難地形成著。這是城市文學最重要的主題。

總之，需要把城市文學當作一個文明的概念去討論，至少要建立起這種文明變異、破碎，還沒有結果，也許正在建立當中的意識。通過這種意識的建立，我們有可能一步步發現城市文學研究的新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