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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飛廉的新作散文集《云夢澤唉》面世后好評如潮，甫一推出便先后獲得“英雄城市文學盛典暨2023武漢文學季”“年度散文家”獎，上榜“2023年收獲文學榜長篇非虛構榜”等。舒飛廉憑著自己豐厚的文學底蘊、豐富的人生經驗、獨到的觀察角度，用“在地書寫”的方式、“城鄉交互”的新式鄉愁美學、風趣靈動的語言，精心構建了一個神奇瑰麗、靈性十足的“云夢澤”大地。

“在地”書寫：

鄉土的漫游者、觀察者與勞動者

江漢平原的深處，古云夢澤所在之地是作家舒飛廉的故鄉。近些年，舒飛廉書寫故鄉的鄉土散文佳作迭出，連續推出《飛廉的村莊》《草木一村》《草木一集》《云夢出草記》等散文集，鉤沉鄉土記憶以及故舊親人。《云夢澤唉》可謂是近些年作家鄉土散文書寫集大成者，其文章多在《文匯報》副刊“筆會”上的欄目“風土記”中刊登。如果說舒飛廉之前對鄉土世界的書寫與很多鄉土散文沒有太大的不同，多是回憶性地書寫童年往事、故鄉親人、飲食風物等，《云夢澤唉》則是作者的一次“突圍”。其原因可以在《云夢澤唉》的代序中找到：舒飛廉坦陳自己曾為時尚雜志寫專欄，大都是“自我哀憐”“消失的故鄉”之類，他受到《文匯報》周毅老師的批評，之前的風土文章寫得好看、正確、流利，但它們是浮在表面的，周毅老師鼓勵他“應該有入迷宮的勇氣”，“還應該沉浸到鄉村活潑潑的聲色中去”，“必須在鄉村，在風土之中”。

正如有學者指出當下鄉土寫作的瓶頸：“一個綿延千年的生活方式，文化體系，在近三十年快速淡去。然后是，坐在城市書房里，如何寫鄉土？能否超越那些鄉愁的書寫，或是魯迅先生那一代的對鄉土的啟蒙批判的視角？”（耿立《論當下中國的鄉土散文創作》）舒飛廉找到的這一條“穿過迷宮”的道路，就是跨越“精神返鄉”，離開城市書房，用實際行動“以身返鄉”，做一個鄉土的漫游者、觀察者與勞動者。

舒飛廉在高校工作之余，周末固定“下鄉”，以定期回鄉閉關的方式，重新加入了大別山家鄉、云夢澤故地一方郵票大小鄉園的泥土、星光、河流和田野。“村居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寫作不再是‘回憶’，而是由當下的體驗出發，去回憶過去，指向未來”，“因為在鄉村里生活，鄉村以一種巨大的復雜性與可能性向我顯現出來，成為創作中的源頭活水”（舒飛廉、方蔚《詠嘆、提問與召喚》）。《云夢澤唉》中的四十余篇散文，除寫作于武漢外，近一半誕生于孝感農四村。

在舒飛廉的小說中，常常有一個鄉村“漫游者”的形象，游走在萬物有靈的鄉土大地上。而作家自己首先就是一個鄉土的漫游者，在家鄉農四村的土地上暴走、慢跑，或在鄉村公路上開車，看樹觀花，聽蛙唱蟬鳴，親歷江漢平原上的四季輪回。他長時期地體味、親歷鄉村生活，感受鄉村的地氣、雨氣、暑氣、夜氣、巫氣。除了農四村，他還去往大別山中各縣鄉漫游，游走到附近的保光村、金神村、革新村等村莊，到涂河鄉趕集，去大悟爬花山。作者回到鄉村并不是走馬觀花地度假，也不是要逃遁、隱逸，做一個現代的隱者，而是在漫游的基礎上做一個鄉土的觀察者、思考者、記錄者。他觀察平素容易被忽視的草木菜蔬、昆蟲鳥獸等鄉村生物的生命狀態，記錄下家鄉草木風物，還有鄉村活潑潑的人的聲音。《涂河集上臭豆腐》里，與擺攤的上了年紀的農民們交談；《上大人丘乙已》里，聽村里老頭老太太的野語村言，看他們打本地的“長牌”，感受鄉土之神仍在；在《上花山記》里聽鄉村哭靈的楚劇“悲迓腔”……然后，回到老屋閱讀、寫作，記錄下這一切。更重要的是，雖然作者已經是高校教師，不是一個真正的農民，無須務農來養活自己，但仍腳踩大地，身體力行地完成農活，做一個鄉村的勞作者。《南瓜月令》里，他與妻子清理了老家的菜園，種下南瓜后，不但吃上了南瓜尖，更獲得了南瓜大豐收：“我們將南瓜一只一只摘出來擺在走廊里，就像從前生產隊冬月干塘分魚，將走廊排得滿滿當當。一共三四十只南瓜啊！”對于久居都市的人來說，這種勞動之美以及勞動帶來的心靈的愉悅是無可替代的。

舒飛廉在《鄉村書》中談到現在人們固有的城鄉二元對立的思維，以及對農村的刻板印象：“可能是停滯的吧，被歲月雕刻的老人，留守兒童眼淚汪汪，樹不增不減，魚懸浮在池塘里。好像是一個被紡錘詛咒的睡美人，鄉村就在那里，等著我們去喚醒，可是我們實是太忙了……”而在他筆下，鄉村不是死寂的、枯槁的，而是正在生長的、富有生命力的“蛋白質鄉村”。這正是作家切入了鄉土生活的這方水土，進行“在地”的書寫，“由外在的‘看’轉向了更具復雜性與體驗性的‘鄉間生活’本身”。

鄉愁美學：

城鄉交互嵌套與雙重書寫

不同于一般的鄉土書寫中，由農村進城的人們在向“城市人”演化卻在內心深處感到難以融入都市生活之中，同時又無法回歸鄉土，最終在戀鄉與怨鄉間有著無家可歸的漂泊感。舒飛廉近幾年在武漢高校授課之余經常居住在家鄉孝感農村，穿梭在武漢與孝感農村，城市與鄉村兩個空間之間的流動使他身負“農村人”與“城市人”的雙重身份，這樣的雙重身份使他的鄉土散文書寫悄然發生變化。與作家之前的散文書寫相比，《云夢澤唉》除了繪制鄉村生活圖景之外，還在城市生活的空間中嵌套鄉村的記憶空間，對城市與鄉村進行雙重書寫，表現了“城鄉交互”的新式鄉愁美學。

在《柳椅》中，作者在武漢東湖水岸邊看到柳樹，便想到家鄉的柳樹，回憶起父親在家門前種下的柳樹，以及父親“曲柳椅”的好手藝；《紅菜薹，白菜薹》里由武漢洪山菜薹，想到自己家“以前也是種紅菜薹的”，還有母親在高考前給作者炒的滿滿一飯盒臘肉白菜薹；《芝麻葉莧菜》中寫到2020年初春時，在圍城之中最令作者左思右想、投箸不食的卻是本地的莧菜，聯想到童年時在鄉下，5月初夏踏進灶屋，就會聞到炒莧菜的香氣……舒飛廉努力找尋武漢與故鄉相似的草木蔬食，建立起武漢與故鄉在自然生態上的聯系，并論證兩地雖然有城鄉之別，但武漢也非“異鄉”，承認自己與這座城市的連接。

正因深植于厚重、濃烈的鄉土情懷，舒飛廉喜歡在散文創作中將鄉土倫理搬入現代城市生活里，并營造出一種富有市井煙火氣的生活場景。如《南瓜藏》里，村里的啞巴婆婆送了作者兩只自種的大南瓜，回到武漢后分一只饋贈友人，以物換物般被回贈一簍梁子湖大閘蟹，“由鄉下食物鄙視鏈里最底端的南瓜，一下子上升到城里食物鏈最高端的螃蟹”。正是勤勞、淳樸、向善的鄉村文明溫暖了都市素有隔膜的人心。《頗回故人車》里，作者常逛的早點鋪與各色菜店混雜的武漢東亭小路，大概有幾分像作者喜歡的鄉村市集，熱氣騰騰，充滿人間煙火與生活氣息。他注重描述市井底層勞動人民的樸實面貌，如做得一手好熱干面的蔣師傅、汪記鮮魚糊湯粉店麻利能干的老板娘、殺魚技術絕佳的魚鋪大叔，他們也是由鄉入城的勞動者，身在此城、鄉音未改且有著鄉土的熱情與溫暖，都表現出舒飛廉對鄉土風俗的依戀和認同。

舒飛廉的散文中幾乎很少有對武漢城市現代文明、商業文明、人文景觀等的展現，更多的是展現城市中的自然景觀以及進行植物書寫。如《沙湖邊的跑步家》寫作者喜愛在沙湖公園晨跑，欣賞春天的桃李與海棠，夏天的蓮花，秋天的木芙蓉與小雛菊，冬天的臘梅與紅梅，還有省圖書館之外，沙湖南岸上的兩排白楊樹，“隨著四季輕重緩急不同的風，可奏出或激越或清揚的音樂，好像是一群湖濱音樂家在沉潛往復地練習管弦笙簫”。這與《鄉村夜氣》中作者眼中老家鄉村公路邊的每一棵“都是管風琴轉世”的白楊樹異曲同工。因此，作者認定城市中的沙湖“是我人生里，又一塊郵票一般的鄉土”。又如《野花六種》中作者認為：“我解讀的沙湖公園計劃者的雄心，大概是要將它打造成一個濕地、地沼，在城市中心還原出云夢澤的雛形。”在城市中回望鄉土，又在城市中發現“鄉土”，城市不再是“他者”，而是融入作者的鄉土敘事之中。如同舒飛廉在2023武漢文學季上的發言所說：“武漢大別山與幕阜山的懷抱里，是云夢澤的靈魂……作為武漢的千萬分之一，作家有天職觀察、感受、體驗、理解、深描這個處在大時代激流中的城市，將它表達給世界，承繼給下一代。”（周璐《舒飛廉：到人民中間去，用文本再現這個偉大的時代》）舒飛廉以鄉土身份加入武漢書寫，為武漢城市形象帶來了不可替代的另一種視角。

像舒飛廉一樣出身鄉土而遷居城市的作家，數量頗多。然而，有的作家雖早已身處城市，卻不斷批評城市化進程對鄉村社會的侵蝕，有的作家以“進城后的知識精英”身份批評鄉村的落后、丑陋，舒飛廉則在散文中嘗試揚棄城鄉二元對立的敘事，由自身開始消弭城鄉差異，以巧妙的方式構筑自己與所居城市的關系。有的在時空之中進行對比，思忖自己由鄉到城的“雙重身份”，甚至帶有一點自嘲，如《涂河集上臭豆腐》，寫自己穿一身運動服去趕集，被賣早點的大嫂認定是“回鄉的漢口人”。而與此同時，作者也在時時對自己的生活、身份進行反省，提醒自己的鄉土來處。《頗回故人車》里我與同為老鄉的菜店賣菜小哥為停車發生口角，作者想到：“門口抽煙生悶氣的也可以是我自己，而那位小哥是另外一個清晨開車去工作的斯斯文文的我。我們要經過多少辛勞、規訓、逆鱗、反省……才好不容易由鄉村的池塘，游進這個都市大海洋。”“我”與賣菜小哥互為鏡像，是已做了城市人的“我”警醒自己勿以啟蒙者、知識精英身份俯瞰鄉土。

正如在2023武漢文學季“年度散文家”的頒獎詞中寫到的，舒飛廉的寫作“在都市霓虹與鄉村煙火、神話志怪與數字現實、童年記憶與中年心氣、農夫體驗與詩人哲思的變奏中寫就一代人的‘家鄉書’”。作者筆下的“鄉村”與“都市”，如同作者喜愛并常常談及的兩部中國古典小說《西游記》和《紅樓夢》，他書寫的鄉村如同《西游記》，廣闊天地，馳目騁懷；而筆下的城市則如《紅樓夢》，說禪論道，充滿哲思。

寫作風格：

松弛靈動、風趣幽默

舒飛廉早年寫詩，大學時是學校詩社的社長，后來既寫小說，也創作散文，近年來則專注于散文寫作。進入高校工作前，舒飛廉曾在赫赫有名的《今古傳奇》雜志社工作，編輯武俠等類型小說，是名噪一時的天涯網站的版主，也創作、出版了《阮途記》《放鯨記》等武俠小說。大概是這樣豐富的寫作背景，讓舒飛廉的散文既具有詩歌的靈動，又富有哲理性，還深受中國古典小說影響，語言清新流暢，簡練蘊藉，寫作風格獨樹一幟。

舒飛廉散文行文隨性自在，變化多端。舒飛廉的鄉土散文，又不僅僅寫鄉土，而是將其與歷史、文學、民間故事、人文知識等要素雜糅在一起。《紅蓼溪》寫在鄉村晨跑，看到小澴河岸邊鑲滿的紅蓼，聯想到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里“我”見到的睡夢乍醒的舞女滿臉的羞紅，以及徐志摩《再別康橋》中的歌聲，最后用日本漢學家白川靜講解的“道”字為注腳。又如《鄉村可畏》里由因鄉間處處墳塋而害怕鄉村的夜晚入題，寫李漁《閑情偶寄》里的“挖墻洞夜尿法”，到從東京回紹興的魯迅“踢鬼”的故事，再到《搜神記》里的宋定伯，以及梭羅與瓦爾登湖的故事，并落腳到海德格爾的哲學思想。古今中外，文學哲學，信手拈來，彰顯了作者行文的揮灑自如，并呈現出一種松弛、靈動之美。

其次，舒飛廉的散文中還會時不時跳出幽默的句子，而舒飛廉式的幽默，不像錢鐘書、林語堂散文里的幽默是“西式”的、“舶來”的幽默，他的幽默是中式的、傳統的幽默。如《紅菜薹，白菜薹》里，寫小時候不愛吃帶點苦味的紅菜薹，覺得“武漢人不會吃東西，總愛吃苦瓜、菜薹這樣有苦味的名堂，相信他們夏天時，不小心煮到苦的瓠子，也會很開心吧，滿城的智障啊……我相信父親嚼著花生米時，是這么想的。三十年后，我也做了武漢人，我也愛吃紅菜薹了，才慢慢明白，它是在無數的大魚大肉，無盡的濃香甜美里，才以清腴微苦出格，加上臘肉在味蕾中爆發的奇妙曲線，紫袍加身，成為酒席之上的王者的。這就像《紅樓夢》里寶玉少爺與黛玉姑娘談的禪，沒有潑天的富貴，談什么啊”。作者甚至調侃現在的自己，卻是對著洪山寶塔下鐵絲網圍起來的菜薹流口水，只能學阿Q在心里想：“菜薹好吃，但有口福的師父們，你們敢用臘肉炒嗎？沒有遇到臘肉的菜薹，就像沒有放花椒與辣椒的成都火鍋，沒有遇到戀愛的美女，多可惜。”舒飛廉的幽默并不辛辣、鋒利，而是從容平和、機智戲謔中帶著一絲苦味，但咀嚼之后滋味綿長，回味無窮，這讓他的散文在濃厚的抒情之外，又多了一份輕松與風趣。

舒飛廉以自己不間斷地對江漢平原、云夢澤故地風物的書寫，成就了具有自我風格的獨特的靈性鄉土文章。在這個城市化進程突飛猛進的時代，他深入鄉村，一再抒寫“新鄉土”的風貌，不斷深描自己的文學地理版圖。同時，他在與城市的交融中磨合得越來越平和、圓融，繪制出一幅幅新的城鄉交互圖景。在散文創作的道路上，舒飛廉還在不斷前進、超越和再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