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聚焦“人類疼痛”的小說。

在主人公李杜看來，疼痛屬于生理反應，更是心理和精神病狀；疼痛具體可感，又幽微抽象；疼痛有俗常化的個體性質，也有社會化的共通特點；疼痛是人生的具體困境，更事關生命的極限超越。在人類步入信息化和智能化時代的今天，與小說中李杜等人物形影相隨的心理疼痛，已然成為世界性命題。而疼痛的發生原理和精神癥結，也盡顯著人心的廣度和人性的深度。由這個維度看，在當代中國小說史上，《大聲獨白》可能是第一部讓我們正視和思考“人類疼痛”進而重新看人的長篇作品。

進入故事，療愈“疼痛”

李杜治療疼痛的行止并非虛構，敘事的基本線索依據的是疼痛病理學研究的實際發展境況。1973 年國際疼痛學會（IASP）成立，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提出“慢性疼痛是一類疾病”，說明人類的疼痛問題日益嚴重且得到醫學界的重視。國內1989年成立“中華疼痛學會”，并有中日友好醫院等幾家醫院先后設立疼痛門診。2007年國家衛生部發文批準在《醫療機構診療科目名錄》里增加一級診療科目“疼痛科”，規定全國二級以上醫院均可開設疼痛門診。但現實中的疼痛治療大多止于生理疼痛，以及由此帶來的心理痛感，比如幻肢痛。而對于因精神創傷等引發的心理疼痛，還缺少顯著的療愈成效。

小說中李杜學成回國后，用了兩個月時間治好了父親的幻肢痛。治療的主要方法，是幫助父親理清縱貫家鄉親人和鄰里之間數十年的愛恨情仇，是讓父親放下了“心結”。李杜又在疼痛門診成立后，治愈了11歲男孩阿布和8歲女孩小靈的孤獨癥。然而，在診治小男孩米粒的孤獨癥時，“我”的治療卻鮮有結果。接著“我”得知景園死于空難、米粒是景園和岳東的兒子，尤其是米粒在特殊教育學校走失后，“我”的內心疼痛鋪天蓋地甚至隨物賦形，“我”成了一個十足的心理疼痛患者，“我”變成了自己的病人。“我”感覺只有“和自己訣別”，才能消除無所不在的疼痛。

面對自己的心理疼痛，李杜是疲弱而無力的，所以只能在“我”的“獨白”里給出療愈的基本原則和方向。但是，面對“悖論式疼痛”，愛、寬容、理解、信任、悲憫等人類應有的美德，也會在某一時刻、某一情境中催生它的反面，就像快樂會伴生痛苦。是以李杜覺得，“人類疼痛”源于每個人的“故事”，“所有治愈不了的疼痛，可能直指一個故事——沒有被看到，沒有得到解決的一個故事。有些故事可能成為藏在生命深處的‘死結’。……死結解不開，疼痛就好不了”。在李杜看來，治療疼痛的有效方法應該在每個患者的“故事”內部尋找，而且不止于病理學，還需要心理學、哲學、倫理學、社會學等等的合力。也就是說，“我”講述的故事是在針對具體生活中如孤獨癥之類的人類疼痛提出問題，給出個體化的梳理與分析，并引導我們做進一步的反思，進而探尋管理和療愈疼痛的路徑。在此，怎樣治療的答案是開放性的。

根據《2023年國民抑郁癥藍皮書》提供的數據，目前國內抑郁癥患者人數約9500萬，其中24歲以下患者占比超過65%；另據中國殘聯2023年發布的中國殘疾人普查報告顯示，我國孤獨癥患者已超過1300萬，并以每年近20萬人的速度增長。從這樣的現實情況看，《大聲獨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當下時代的入口，一種審視現代化特定發展階段的現實截面。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人類社會現代化以來的種種或心理或精神的病理情狀，在信息化、智能化階段愈加凸顯。李杜的故事也提醒著我們，工業社會的深度發展不應該把人異化成自己的對立物，畢竟人是萬物的尺度，是世界的起點也是終點。

不能忽視的，還有《大聲獨白》多重空間敘事營構的復合式聲調。形式方面，“我”的講述以與景園生離死別的情感關系為主線，先揚后抑，首尾圓合，形成自洽性的敘事時空，盡顯疼痛題旨。內容方面，“我”又以自辯式的敘事話語抽絲剝繭、縷情析理，外部事件揉合內心悸動，人類疼痛的形態特性和產生根源遞進式呈現，并在主題的表達上向外部敞開，意在邀約讀者參與思考。同時，小說開篇第三人稱的“引子”又與李杜的自述故事構成復調，也即朋友印象里謙和誠懇、快樂有趣的能人李杜和自述中的疼痛病人“我”成為對照，近乎在表明作家對于療愈疼痛的信心。

小說的“引子”里，李杜強調：“我是用故事看病的人。”“我只有故事，故事就是我的藥。”因為“每一種人類疼痛的背后，可能都藏著一個獨特的故事”。結尾處，李杜說：“你們說，是不是這樣？好了好了，祝你們萬事如意。”那么，李杜給“我們那伙朋友”講的故事，實際上就是講給我們讀者聽的。畢竟，“疼痛”的療愈首先需要進入患者的獨特故事。這些故事，實際上是以病例形式出現的文學故事。

人人都在故事里“疼痛”

《大聲獨白》是從李杜（我）從心理醫生的視角，給我們講述的關于疼痛的故事。故事里有李杜自己的疼痛，也有他人的疼痛；有生理疼痛，更多的是各不相同的心理疼痛或精神疼痛。這些疼痛在多種形態的敘事空間里，在個性鮮活的人物語言和行動中，漸次清晰并具象，呈現為令每一個讀者都難以忽視和躲避的生存事實。具體而言，李杜故事里的“疼痛”題旨是在多重空間的虛實交錯中逐漸呈現的。隨著現實空間的變化，李杜的心智越來越成熟，思考也越來越深入，但疼痛的感受也日漸累積和增強。

李杜關注疼痛問題，源自父親的幻肢痛。父親是家鄉木器廠的能人，幾年前在一次伐木事故中右臂截肢。父親感覺截掉的那部分胳膊一直在痛，痛得越來越厲害，“痛感強烈而生動”，而且“專門在夜深人靜時痛，我們常能聽見他在深夜里苦苦呻吟”。“我”覺得父親不存在的半條胳膊持久地痛，既是醫學之謎也是心理學之謎。為此，1990年代初李杜帶著治好父親病痛的愿望，從陜西涇渭河邊考進廣州的醫學院，實現了從傳統鄉土向現代城市的物理位移。“鄉下人進城”讓李杜與景園相識相戀，畢業后又和景園結婚定居廣州做醫生。之后景園沒有理由的離婚、失聯，造成“我”心理和精神的巨大轉變。也即景園與“我”的聚散合分改變了“我”的人生，成為“我”自己心理疼痛愈來愈強烈的主要因由。

更關鍵的是，離婚時景園又資助“我”去美國留學。“我”便帶著對景園難舍的牽念進入另一個現實空間，并知曉了沃克的故事、沃克和央拉的故事，還有1996年美國洛杉磯騷亂事件、1994年非洲盧旺達種族大屠殺。“我”因而理解了沃克的疼痛、沃克妹妹露絲的疼痛、盧旺達的小學女教師碧愛翠思·穆加姆比的疼痛，也引發了“我”對疼痛更深入更廣泛的思考，“我”的個體疼痛由此融入了社會的、民族的、人類的質素，使“我”對“人類疼痛”有了新的理解和新的認識。“我”覺察到，在人類疼痛的故事里，每個人都有病，自己也是病人。在小說上部第17節和沃克的討論中，“我”以為疼痛不僅僅是一個生理和心理問題，更是生命問題和美學問題。所以“我”去美國留學三年，主攻“慢性疼痛的心理學治療”，并形成了自己的“疼痛哲學”。即人的身體、精神、記憶等，是一個復雜整體。身體上的任何局部疼痛，都是一種綜合癥，應當在整體中觀察解決。

當我們身體的某個局部出現疼痛，當疼痛成為常態時，我們身體中那些潛在的東西——你也許完全不知道、不了解，有可能被疼痛意外激活，忽然蘇醒，它們像無數條溪流一樣朝著一個出口聚攏過來，和疼痛互為因果。

任何特定疼痛，都是創傷、不幸、不安、內心痛苦等感覺的綜合體。

李杜由此感覺到，人類的語言無法準確描述疼痛。因為每一種疼痛都是唯一的、個人化的，疼痛的背后都有一部秘密的“疼痛史”，且生理疼痛和心理疼痛經常相互重疊混雜，既有病理學緣由，也有心理學原因。根據這樣的“哲學”，“我”留學歸國后回到家鄉，治好了父親的幻肢痛。至此，讀者可以把握到這部小說的初始性題旨：關于“人類疼痛”的個體化界定及具象例證。

但作為小說題旨表達的部分支撐，父親的幻肢痛只是人類疼痛可以治愈的那一部分，更多難以或無法治愈的人類疼痛如孤獨癥、抑郁癥等，才是作家要描述的重點。就《大聲獨白》的文本布局來看，父親、景園、香蕉、沃克、露絲、碧愛翠思、爺爺、央拉、紀念館長、岳東、米粒等“他者”，與李杜作為第一人稱敘事人的“我”或“自己”，圍繞“難以和無法治愈的疼痛”形成了錯綜有致、主輔相融的敘事系統。在李杜的故事里，“我”與景園的情感關系是敘事主線和內容主體，貫穿文本始終。“我”與景園相識、戀愛、結婚、離婚的自述作為情節伏應，占據了小說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景園失聯和“我”知道景園死于空難，強化的是“我”由得到失、從樂及痛、先喜后悲的心理轉化軌跡。這樣的結構設計，可以勾連起不同人物及事件，形成人物關系的向心力，起到綱舉目張的形式效果。更重要的是，這種得與失、樂與痛、喜與悲的情感起伏是為了含蘊核心題旨，呈現人類疼痛的主要形態。依此，“我”與景園的情感連接，也是“我”自己由隱及顯、由弱及強、由淺及深的心理疼痛過程。在“我”的內心世界里，這種疼痛漫無邊際、無止無休，而且新舊更迭，虛妄而實在。小說中的疼痛與“我”相依相伴，痛點不居，有變化有堆疊，仿佛時間一樣恒常，也像流水般無形，涵蓋或內蘊了心理疼痛的全部特性。故此，李杜的疼痛故事仿佛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故事。

“疼痛”發生在故事之外

當然，李杜的故事不會止于現實空間的單層意義表達，人類疼痛尤其是心理疼痛的發生學，才是作家最為關注的一個議題。實質上，與體溫、脈搏、血壓、呼吸并稱為人類五大生命體征的疼痛，是一種最普遍、最廣泛的感覺和體驗，在人類的生存過程中具有特殊地位。疼痛甚至不是人的自然屬性，而是內生于人性世界里的社會性存在，極具個體特點。就像英國歷史學家喬安娜?伯克在《疼痛的故事》中所言：“每個人對疼痛的感受都是獨一無二的，它不僅僅是一種生理反應，更是個人經歷和社會文化的產物。”

基于此，作家為李杜的講述設置了實虛交織的幾重故事空間，意圖在具體的生活環境和時代里，深入探尋人類疼痛特別是心理疼痛的發生原因。實的空間形態，顯示為都市和鄉野、國內和國外的區分；虛的空間形態，展現為主與次、隱與顯的界別。不同形態空間的相融互滲，實顯的是“疼痛”的特征和狀態，虛隱的則為“疼痛”的發生或緣起。而為了廓清疼痛的根源，小說里隱匿或隱形的空間各有側重，發揮著不同的文本功能。

具言之，顯見的隱形空間有兩重。一重是個體生存層面上的夢境空間。從“我”十三四歲時的“春夢”到結尾處亦實亦虛的幻夢，對應的是現實中“我”和景園由聚到散直至天人永隔的情感經歷。作為小說敘事的主體內容，“我”和景園的故事因夢境推動而變化，也由夢境來隱喻和象征。在“我”的少年夢境里，深夜小院里的成年女人“粉衣白褲，兩條大長腿”如拱橋，“我”便受其召引鉆了過去，這種俯就的動作映射在實際場景中，不只是景園像夢中女人，更喻示著“我”對景園的仰視姿態。“我”“像一條流浪狗被她收養，給予最高禮遇”。在她面前，“我像個跟屁蟲一樣，什么都做不了”。“她的臉像鏡子，總能照見我的全部缺點：虛榮、狹隘、小家子氣、占有欲，等等”。“我開始擔心有一天被她拋棄”。而景園和“我”在一起時卻總是做噩夢，她的痛苦是找不到那個想象中的男人。于是，因被動接受與主動選擇嚴重錯位而來的巨大情感創傷，成為“我”心理疼痛的主要來源。在此，與現實情狀糾結纏繞的夢境空間以時間為足，也以時間為邊界，漸漸模糊了虛實阻隔，并界定了“我”的全部人生場域，彰顯著小說的疼痛題旨。

隱形空間的另一重，是民族或國家發展層面上的時代空間。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是18世紀以降人類從農業社會形態向工業社會形態轉化的必然結果。這是人類在規律制衡下的偉大進步，但也帶來了多類多樣新的社會問題，包括個體生活中前所未有且特征不一的心理病狀。中國從1978年開始的社會轉型，拓啟的現代化過程是相較于五千年農業文化傳統的全新時代空間。幾十年里，在經濟體制、思維方式、倫理標準等層面的遽然變化，促使人們在順應、接受的同時也作出反思，并尋找、建立新的價值坐標與觀念體系。這是數千年來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新起點，也是小說中李杜故事講述的現實背景和邏輯前提。正因為如此，都市里的景園和鄉下來的李杜在情感交匯之后又各奔東西，才形成“我”心里疼痛的基礎性病因。另一方面，這樣的背景與前提也讓“我”能夠站在人類生存的高點，俯瞰并深入思考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各種迫切而嚴峻的問題，諸如越來越突出的各類心理疼痛及療愈的難度等。可見，隱形的時代空間拓展了小說疼痛題旨的廣度和深度，李杜的故事由此也成為人類疼痛的形象樣本。

這就需要強調一下廣州。作為千年商都，廣州在近代中國社會發展歷程里的作用已毋庸諱言。小說中廣州的重要性則體現為：一是在敘事的多重空間結構中居于統領位置，與其他或顯或隱的空間形態形成主從關系。始于廣州也終于廣州，李杜的疼痛故事因此完成了空間敘事的閉合狀態，實現了文本形式上的自足和自洽。二是廣州在晚近四十余年中國的現代化轉型中，無論經濟還是文化等多個方面都是其他同級城市難以替代的，其蘊蓄于人們思想觀念和日常言行里的現代社會特點突出顯明。作家讓李杜在廣州學習、生活，可以使疼痛題旨有效接駁現代化的生活環境，理據更充分地揭示人類疼痛的復雜成因。如“我”和央拉結婚后，感覺自己和央拉都有了新的痛苦。“當我們有了愛，我們反而更容易感受到巨大的孤獨和憂傷。我們試圖用愛填補孤獨和憂傷，結果卻有了更多的孤獨和憂傷。一個悖論。愛是對立事物的奇妙混合。”但是，相對來自愛與自我關系的“悖論”式疼痛，“我”發現更多源于心理創傷的人類疼痛，卻是現代化過程中資本的推手和商業“創造”出來的。隨著智能化時代的快速到來，未來的人類疼痛問題可能會越來越嚴重。顯然，疼痛發生在故事之內，也發生故事之外。這是需要全社會關心和重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