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久而璀璨的中華文明史，孕育了無數(shù)文人墨客，李白、杜甫、蘇軾更是當下備受追捧的“國民偶像”。雅人韻士燦若繁星，竹林七賢也當屬其中的頂流，詩歌文章之外，他們還留下了不少膾炙人口的事跡。竹林七賢事跡流傳甚廣，如《晉書·嵇康傳》：“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nèi)山濤，豫其流者河內(nèi)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瑯邪王戎，遂為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或者《世說新語·任誕》：“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nèi)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yù)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nèi)向秀、瑯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專述嵇阮的罕有著作

竹林七賢之中，阮籍與嵇康文學(xué)成就最高，無論當時還是后世，亦是聲名最隆、影響最巨。百家著作中，將竹林七賢綜而述之者不少，但將阮、嵇二人單獨抽離以一專著詳而論之，只有徐公持先生的這部《阮籍與嵇康》。

正如南朝文學(xué)理論家劉勰在其《文心雕龍·才略》中所言：“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阮籍與嵇康兩人性情不同，命運各異，但均才華橫溢，風節(jié)凜然，引一時之風氣，樹千秋之典范，因此并而論之完全在理。

徐公持先生主治先秦至隋文學(xué)，尤專魏晉文學(xué)，苦心孤詣，著述頗豐，由他來為阮、嵇作傳也是合適不過。在他看來，兩人都是黑暗時代的著名文臣，也是正始文學(xué)的燦爛雙璧，但為何阮籍保全性命，而嵇康慘遭屠戮呢？這是本書剖析的重點。

其時魏室衰弱，司馬氏擅權(quán)，黨同伐異，誅除非己，而阮籍與嵇康皆奉行儀軌，心向曹魏；尤其嵇康，其妻為曹操之曾孫女，更是看不慣司馬兄弟的跋扈行為。正因此，兩人為當權(quán)者所難容，防范試探，屢屢施壓。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兩人都遠避政事，好老莊之學(xué)，不拘形跡，行為放達，其命途之殊異，主要是為人處世、政治態(tài)度上有所差別。

嵇阮不同的性格與選擇

在個人性情上，阮籍可謂至慎之人，這點讓好友嵇康也欽佩不已——“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晉書》也語其“發(fā)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足見其謹言慎行。有兩例可證：其一，司馬昭為拉攏這位文壇領(lǐng)袖，想與其結(jié)為秦晉之好。阮籍無法直言相拒，只好連日飲酒，兩月酩酊，讓來人無暇開口，司馬昭只好作罷。其二，鐘會為司馬氏之鷹犬，也是謀害嵇康的關(guān)鍵人物。他多次與阮籍聊天，企圖從其身上套取口實，以為罪證。但阮籍支吾其辭，顧而言他，鐘會總是抓不到把柄。

雖說如此，但到了緊要關(guān)頭、不得不作出表態(tài)時，阮籍仍缺乏勇氣正面對抗，因此能全身而退。往好了說，這是“變化移易，與神明扶”；往壞了說，這是“無是非之別，無善惡之異”。須知，他可是那個曾登廣武城、觀楚漢古戰(zhàn)場時說出“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的豪情壯志之士。對于阮籍來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時刻要數(shù)公元263年。這年路人皆知其心的司馬昭終于要付諸實質(zhì)性的行動，但在加封晉公、“位相國，加九錫”之前，他總要假裝推辭，再由臣下反復(fù)勸諫，而撰寫勸進文的任務(wù)落在了阮籍身上。他試圖再以醉酒相辭，但無濟于事，只好下筆。雖然是被迫之舉，阮籍也于此事兩月之后便撒手人寰，但已成他一生無法抹去的污點。

至于嵇康，王戎說他“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顯然過于夸大。他生性“剛腸疾惡”“不可羈屈”，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也坦言自己“輕肆直言，遇事便發(fā)”。當時與其有過交往的隱士孫登曾對他說：“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孫登果然一語成讖。面對司馬氏的篡位野心，嵇康懶得虛與委蛇，最終為司馬昭所記恨，這也是歷史上有名的一樁公案：呂巽貪戀其弟呂安妻子徐氏美貌，設(shè)計玷污。呂安欲告發(fā)，遂請教嵇康。嵇康以維護呂門清譽計，勸說呂安息事寧人。誰料呂巽做賊心虛，反誣告呂安忤逆不孝。嵇康出面為呂安作證，兩人皆被收押。鐘會趁機向司馬昭進讒害賢，使其下定決心處死嵇康，殺一儆百。于是，嵇康臨刑前撫琴而奏，留下了那句千古流傳的話：“袁孝尼嘗請學(xué)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于今絕矣！”不過，正是因為嵇康一身風骨，剛正不阿，后人才對其奉若圣賢，推崇有加，這在竹林七賢中是獨一份的。

對于兩人的命運，作者評論道：“阮籍、嵇康在政治態(tài)度上的微妙差異，經(jīng)過長時間的演變，發(fā)展為完全不同的結(jié)局。嵇康由不滿而反抗，成為階下囚，終于被殺；阮籍由不滿而屈服，成為座上客，終于受優(yōu)待。”阮、嵇同為竹林好友，阮籍雖得“善終”，恐內(nèi)心亦備受折磨，故不出數(shù)月而卒；嵇康雖英年早逝，卻慷慨壯烈，死得其所。

對竹林七賢的“祛魅”

除了對阮、嵇兩人生平年代、政治處境、興趣喜好、志向抱負的闡述，作者還討論了兩人的文學(xué)成就、兩晉人士對他們的關(guān)注和懷念，以及兩人對后世的重要影響，加深了讀者對他們的理解和認識。此外，本書還有對竹林七賢的“祛魅”。在世人眼中，竹林七賢是高風亮節(jié)、絕世獨立的象征。其實不然。且不說阮籍、嵇康都曾在朝為官，山濤為司馬氏所重用，官至三司，好在為人襟懷坦蕩，潔身自好。王戎為七人中年齡最少，其人貪榮慕利，攀龍附鳳，《晉書·王戎傳》有云：“每自執(zhí)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yǎng)，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可見其人品之惡劣、道德之敗壞。

徐公持先生的這部著作讓我們重新認識了竹林七賢，也在很大程度上還原了阮籍與嵇康的真實面貌。畢竟，為這類古人作傳簡單，但由于年代久遠，資料匱乏，著成佳作實難。雖然市面上有很多古人傳記，但多粗制濫造，不忍卒讀——要么迷戀宏大敘事，缺乏歷史功底，無法挖掘出豐富的歷史細節(jié)；要么落入窠臼，人云亦云，沒有呈現(xiàn)新穎的觀點和深刻的解讀。本書則既有“高屋建瓴”，又有“解剖麻雀”，且兼具專業(yè)性與通俗性、思想性與趣味性。作者詳略得當?shù)刂v述了阮籍、嵇康的生命歷程和重要節(jié)點，還對其文學(xué)成就、精神氣質(zhì)、后世影響一一論述，對史料挖掘之豐富、運用之嫻熟，充分展現(xiàn)了一位歷史學(xué)者的扎實功底和學(xué)術(shù)素養(y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