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出身貴族的托爾斯泰不同，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生于一個“偶合家庭”，這個家庭遭受持續的困擾，生怕失去通過巨大努力方才獲得的體面的社會地位。他的天賦并非在“貴族之家”養成，而形成于一座大城市的忙亂背景之中，諸如屈辱、無法滿足的抱負、每日為生存而進行的斗爭、悲劇性的社會沖突等。年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熱衷的人物，是“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單調貧乏的人（尤見其文學處女作《窮人》），生活在其自足幻想世界中的浪漫幻想家（《白夜》），或被不健康的雄心和精神分裂癥幻覺吞噬的人（尤見《雙重人》）。他幾乎所有小說的場景均為圣彼得堡，在一個剛剛脫離父權制情愫和感受的人看來，這座城市是一個奇異的、陌生的、不真實的世界。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圣彼得堡便很像果戈理筆下的圣彼得堡：一座霧和白夜的城市，一座脈搏不斷加快的鬼城，它象征著那種源自西方、摧毀“神圣羅斯”的和平生活的力量。

如前文所述，年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成員，是被行刑隊執行假死刑的囚犯之一。在宣布改判流放的最后時刻到來之前，在謝苗諾夫廣場的等候是他永遠無法忘懷的恐怖經歷。的確，他沒有理由感覺自己有罪，但毫無疑問，這種體驗所造成的沖擊后來誘導他十分認真地閱讀《新約》中的每個字，在他于西伯利亞服苦役的四年中，《新約》是他唯一被允許持有的圖書。

在鄂木斯克的苦役結束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再服五年強制兵役。他于1859年獲釋離開部隊，重新開始寫作，但他此時的思想已迥異于他參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時期。1860年，他和哥哥米哈伊爾開始出版文學雜志《時代》，該雜志的主要合作者還有阿波羅·格里高利耶夫和尼古拉·斯特拉霍夫。在刊于這份雜志的文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呼吁“返回土壤”、反對激進知識分子的思想，號召回歸俄羅斯人民那種“純粹民族性的”，同時又具有真正基督教性質的價值觀。

這種變化是如何發生的呢？在描繪其苦役體驗的《死屋手記》一書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突出強調了那些他與之朝夕相處的罪犯對他產生的關鍵影響。這些出身卑微、聽天由命的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似乎就是普通民眾的真正代表；他們雖然成了罪犯，卻仍然沒有放棄俄國農民那種強烈而簡單的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訴我們，就在那時，他敏銳地意識到了俄羅斯人民與西方化知識分子之間的區別，兩者之間甚至有一道深深的鴻溝；他也意識到，普通民眾的價值觀更為可取。

當然，其他一些因素也在他的思想演進中發揮了作用，這一演進是個復雜過程，很難面面俱到地呈現出來（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認他自己也很難做到這一點）。但我們應該注意到，決定性的轉折點就出現在他的西伯利亞苦役時期，正是在這個時候，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之間，或曰歐洲價值觀和俄國價值觀之間的典型對立，成為他世界觀的一個組成部分。

186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首次出國，出色的系列特寫《冬天記的夏天印象》是他對其西歐之行的描述。倫敦給他留下極深刻印象，世界工業博覽會當時正在海德公園的水晶宮舉行。他對資本主義文明的力量、生活的極端理性化以及“巨大的體量”感到驚訝和震撼，這種體量不僅是外在的，而且也是“內在的，精神上的，源自靈魂的”。在博覽會上，他在欽佩和恐懼之間掙扎；在他的困惑中，他覺得自己見證了某種成就和勝利，某種“終極的”東西已然發生，即“《圣經》中的某些場景，某種巴比倫場景，《啟示錄》中的某些預言”。帕克斯頓的水晶宮，這個巨大的玻璃和金屬結構，對他而言成了資本主義進步力量的象征，盡管這是一種異教力量，一種吞噬人類的“巴爾的力量”。

在這些特寫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異常敏銳地洞察到這樣一個事實，即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分裂力量就是西方文明的動力。個人主義創造了一種強大的、具體化的物質力量，但同時也孤立了人類，使人類與自然，與他們的同胞發生沖突。陀思妥耶夫斯基與赫爾岑在倫敦相見，部分地受赫爾岑啟發，陀思妥耶夫斯基強調，資產階級自由是一種純粹的負面品質，它本質上是“百萬富翁”的自由，“能消除一切不平等”的金錢力量，與勝利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構成對立，在削弱個性。這些觀點最早出現在《冬天記的夏天印象》中，后又在小說《少年》里得到發揮。

針對歐洲資本主義的理性利己主義，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一種理想，即東正教和俄國民間傳統中留存的那種倡導真正互愛的村社理想。在這樣的村社，個人并不反對集體，而是無條件地完全服從集體，不計任何得失；集體也不要求個體付出大的犧牲，卻用兄弟般的友愛來保障個體的自由和安全。此類村社必須“自發地形成”，它無法被發明或被創造出來。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些觀點的提出或許與斯拉夫派無關，但它們卻與斯拉夫派的一些觀點驚人地一致，其中就包括霍米亞科夫關于聚合性的“自由的團結”概念。

在《冬天記的夏天印象》寫成一年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發表了他的中篇小說《地下室手記》，小說描繪一個拒絕一切社會關聯的人，他體現著一種抗議，反對一切服從，“對我們來說最珍貴、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我們的個體和我們的個性”。敘述者是“一位脫離了人民準則的19世紀人”，他以其自我來反抗客觀世界，抵御社會機制中的齒輪，或“鋼琴的琴鍵，外在的自然法則在這些琴鍵上演奏著其喜歡的任意曲調”。他將自由解釋為許可，并堅持認為，接受邏輯和常識作為通行原則，“這就不是生活，而是死亡的開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這位主人公挑戰整個道德秩序：“是讓世界毀滅呢？還是讓我喝不成茶？我要說，讓世界毀滅吧，為了我能永遠有茶喝。”

敘述者有時會道出作者自己的想法，這個事實會使對《地下室手記》的闡釋變得復雜起來。在對未來理性社會的描述中，我們再次發現了《冬天記的夏天印象》中出現過的那座“水晶宮”：

那時……將出現新的經濟關系，它們完全是現成的，同樣經過數學的精確計算，于是在一剎那之間，形形色色的問題都將消失，這只是因為已然能夠得出形形色色的答案。到那時，水晶宮便將建立起來……因為人是愚蠢的，極其愚蠢。也就是說，人即便完全不愚蠢，也是忘恩負義的，難以找到例外。因為，比如說，在普遍地合乎理智的未來，突然無緣無故地冒出一位什么紳士，他生著一張并不高貴的面孔，確切些說，是一張頑固落后的、嘲笑的面孔，他兩手叉腰，對我們大家說道：“怎么樣，先生們，我們是否來把這理智整個兒地一腳踢開，唯一的目的就是讓所有這些對數表都見鬼去，讓我們重新按照我們愚蠢的意志來生活？”

作者和敘述者之間的部分混淆導致了許多錯誤闡釋，即便在今天仍有一些著作開篇就會言及，陀思妥耶夫斯基“重申了單一、獨立的個體之絕對價值和完整性”。這絕非事實，因為顯而易見，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贊成“地下室人”的個人主義，而僅同意“地下室人”對西方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共有的、欲將社會關系理性化的愿望所做的攻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西方社會主義思想在俄國的代表即車爾尼雪夫斯基，后者當時風頭正盛）。在其《地下室手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試圖表達一種近乎弗洛伊德式的思想，即在人類意識“黑暗的地下室”中蟄伏著種種非理性的惡魔力量，它們往往會在一個由非理性精神紐帶把控的社會中得到升華，但它們很可能會奮起反抗基于“合理利己主義”的文明。由于人并非理性的存在，他們無法安居于一個理性的社會；然而，在一個缺乏真正的團結紐帶的社會，“地下室人”非理性的、無政府主義的反抗便是完全合理的。在原稿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用這一論點來證明“必須信仰基督”，但令他憤慨的是，書刊審查官刪去了相關段落。盡管如此，作者的意圖仍相當清楚，敘述者本人也這樣評論了自己的立場：

好吧，做吧。給我看一些更有吸引力的東西吧。給我另一個理想吧。給我看看更好的東西吧，我會跟著你們的。……我卻害怕這樣的大廈，也許因為它是水晶的，是永遠不能摧毀的，也許因為甚至不能偷偷地向它吐舌頭。……我自己像二乘二得四一樣地知道，絕不是黑暗的地下室有多好，而完全是別的什么地方，是一種我所渴望、卻無論如何也找不到的地方！讓地下室見鬼去吧！

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地下室人”的非理性極端個人主義的態度，與霍米亞科夫對麥克斯·施蒂納的非理性個人主義的態度完全相同。霍米亞科夫寫道，施蒂納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是對理性主義文明的有效抗議：“這是一種的確不道德的靈魂發出的聲音，但它之所以不道德，是因為它被剝奪了一切道德基礎。這顆靈魂不斷地、卻無意識地重申，它渴望能夠服從它希望落實并信奉的原則，它懷著憤慨和怨恨拒絕西方那些熱衷于分類的人士們的日常實踐。西方人自己沒有信仰，卻要求他人保持信仰，他們創建各種強加的關聯，并期望他人順從地接受。”

《俄國思想史：從啟蒙運動到馬克思主義》，[波蘭]安杰伊·瓦利茨基著，劉文飛譯，譯林出版社202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