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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石學史的方法感觸歷史

金石學，是“研究中國歷代金石之名義、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圖像之體例作風；上自經史考訂、文章義例，下至藝術鑒賞之學也”。西漢時期已開始對古代文字和銅器進行研究，但未成體系。至宋代，由于恢復禮制，重視經學，興起收藏和研究古器物的熱潮，形成著錄、校勘、鑒別、考訂金石的專門而系統的方法，遂形成一門獨立的學問。元明漸趨衰弱，清代倡導儒家經典，推崇“樸學”，以顧炎武為代表的學者，強調“經世致用”，注重考據，遂將與小學密切相關的金石學推向高潮，以金石為主要師法對象的清代碑學也隨著金石考據學的興起而繁盛。

刻帖是將墨跡摹刻在石版或木版上傳拓后供人們臨習和鑒賞，是保存和傳播書法作品的重要復制方法。據文獻記載，刻帖始于五代，自宋元至明清從未間斷，均有刻帖存世。后衍生出研究考訂刻帖源流、時代、體例、拓本真偽和文字內容等的學問，也形成以名家墨跡、法帖作為師法對象和審美風尚的帖學流派。

吳大澂藏龍節 局部 河南印社提供

王國維嘗謂“金石之學，創自宋代，不及百年，已達完成之域”。宋代金石學興盛的表現之一，即出現了一批重要的金石學奠基之作，如宋徽宗敕撰《宣和博古圖》、劉敞《先秦古器圖碑》、呂大臨《考古圖》、歐陽修《集古錄跋尾》、趙明誠《金石錄》等，從而確立了金石學證經補史的學術傳統。衍至清乾嘉以降，金石學研究達到鼎盛，范圍擴大至鏡鑒、兵符、磚瓦、封泥及至甲骨、簡牘，也為清代碑學書法的興起推波助瀾。

而刻帖作為學習書法的基本手段和方式，同樣盛行于宋代，其中北宋淳化年間的《淳化閣帖》收錄了先秦至隋唐千年間帝王、名臣、書家墨跡，是我國第一部大型匯刻叢帖，被譽為“法帖之祖”。之后，《潭帖》《絳帖》《大觀帖》等匯刻叢帖和各種單帖層出不窮，對法書在當時的傳播以及后世的流布發揮了重要作用，具有深遠的文化價值。

宋代之前的書法遺跡多賴金石保存，隨著宋代刻帖風氣的開啟，宋代以后的書法也多借刻帖的流行而發展。宋之前的金石和宋以降的刻帖代表著書法的兩種不同審美和流派，就像書法的兩個翅膀，共同維護著書法的平衡和持續發展。為系統地研究書法古跡，深挖傳統，推動書法的全新發展，中國國家畫院書法篆刻所自2020年開始，采用“品”方式從金石書法研究入手，先后舉辦了“緣于圖像背景的社會和藝術·金石書法研究與創作系列展”，已成功舉辦了“漢隸十二品新探”“三國兩晉南北朝刻石三十品新探”“篆書廿九品新探”“隋唐刻石三十品新探”四次展覽，形成了廣泛而深遠的文化影響力。

刻帖作為金石之后的重要書法史料，在書法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繼上述金石系列研究展之后，為了全面展示中國金石文化藝術在宋、元、明、清的歷史面貌，近日，中國國家畫院和西泠印社共同主辦“金石學史研究與刻帖書法新探”，本次展覽旨在全面梳理、展示中國古代金石、刻帖，以金石學史的敘事方法去感觸歷史，將上古三代金石到明清刻帖及其當代創作做一體呈現，不僅是對碑學審美的體系性構建，也是對帖學在當代發展的新體系化闡釋。展覽共征集金石、刻帖360余件。同時開展的金石學史與刻帖書法新探創作展，采用邀請和投稿相結合的方式，經評審共有118件書法篆刻作品入展，43篇論文入選，基本展現了當代書家、學者對金石學和刻帖的全新理解。

讓金石學研究煥發時代新彩

西泠印社副社長兼秘書長陳振濂認為，此次展覽作為一個范式，將對當下的書法展覽生態起到“清醒劑”和“強心劑”的作用。首先，展覽展出了大量的經典范本，有助于提升公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和審美。其次，展覽突破了以往專題性的限制，從文明史的角度，選取了書法作品以及種類繁多的器物，如陶器、青銅器、磚石、碑帖等，這樣的展覽格局更大、視野更廣。第三，展覽的范式已經從書法的框架中跳出來，不再局限于討論篆書或隸書，而是關注整個金石學史，這樣的展覽更接近對文明史跡的關注與研究。

在《中國書法》雜志社社長朱培爾看來，此次展覽是一個有趣味、有思想、有學術、有藝術的古今對話展，展覽將金石、碑帖與書法相結合，通過對比，不僅展示了書法藝術的歷史演變，也反映了現代書法在繼承傳統基礎上的創新和變化。同時，將金石拓片與現代書法作品做對比，有助于觀者意識到現代書法在某些方面的蒼白和不足。例如，當代書法在追求大尺幅作品時，容易刻意追求形式上的擴張，忽視書法藝術的精神內涵和情感表達。此次展覽不僅展示了書法藝術的多樣性，也提供了一個反思和探索的平臺，促使人們思考如何在繼承傳統的同時創新發展書法藝術。

從金石到碑帖，此次展覽展出的藏品幾乎涵蓋了文字研究領域的所有門類，特別是《東漢·曹全碑》拓本、《唐·九成宮醴泉銘》拓本、《淳化閣帖》拓本等都是首次露面。中國國家畫院書法篆刻專業委員會研究員、南京師范大學書畫保護與修復研究所所長陸宗潤表示，這些拓本對于書法史的研究有極大幫助，它們不僅為書法愛好者提供了學習范本，還為鑒定和研究碑帖的真偽、優劣提供了重要依據。“鑒定在碑帖研究中占據基礎地位，只有通過科學的鑒定方法，如比較法和考據法，才能確保研究材料的真實性和可靠性。而文字學、藝術學、材料學的介入，這種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對現有的碑帖考據和版本研究具有促進作用。”陸宗潤說。

金石學研究是一個復雜的體系，從古代器物到民間刻寫都在金石學的研究范圍內。過去20年間，金石學的研究越來越具體化和體系化，并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關于金石學的地域性研究也成為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如擁有豐富文物資源和考古發現的陜西省，其出土的《石鼓》《毛公鼎》《散氏盤》等珍貴文物，都是中國金石學史上的重要篇章。再如“天下漢碑半濟寧”，濟寧是發現和保存漢代碑刻最多的地區之一，這些西漢時期的手寫體和刀刻文字，為研究漢代書法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以地域性梳理和研究作為切入點，無疑是對金石學史研究的重要補充和深化。

從金石學和帖學的角度出發，不僅關注書法的字體和字形，深入探討藝術創作、文化和歷史，而且在古今文明之間建立一種對話機制，并通過這種跨時代的對話，提高公眾對中華文明的理解，促進文化的傳承與創新，“金石學史研究與刻帖書法新探”展覽所帶來的這種綜合性的研究視角和方法，顯然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