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濟、傅增湘都是20世紀前半葉的文獻大家。二人的往來書札向來號稱文獻淵藪，所談多及傳統文獻的流布、整理、出版與研究，故《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商務印書館，1983）問世以來，即為廣大學人所珍視。但正如該書前言所云，當時整理底本本系抄件，雖經顧廷龍先生親自校對（據1961年4月《顧廷龍日記》，自1日起，連續三日有校傅沅叔致菊老信之記錄），但仍存訛誤。2017年，時值張元濟先生誕辰150周年之際，《上海圖書館藏張元濟往來信札》出版，其中張、傅二人往來書札盡在其中，共收雙方信札627通，其中張致傅261通，傅致張366通，大都可以考知其所作年份，且多可對勘。這批書札始于1912年4月27日，止于1947年12月2日，時間跨度達35年。內容所及，除清末民初藏書流散，如京滬地區散出的《永樂大典》流傳之外，還存有大量關于《四部叢刊》《百衲本廿四史》《道藏》等大部叢書的編印信息，尤其是對于古籍的版本鑒定及流傳，多有討論。鑒于此前整理本所存問題大都因未見原件而生，故以原本影印本為底本重新整理，當更能符合現今深入研究之需求；況影印本中尚存若干書札不見于前書。因此之故，筆者此次即以上海圖書館2017年影印本為底本，重新考訂整理兩位前賢往來尺牘，并補足為原整理者所刪除的涉及私事的內容，再證二人深厚情誼，且將二人信札各自分排，使之得以嚴格按時序顯示，以為文獻學進一步發展之基礎。

光緒十四年（1888）戊子，傅增湘中式順天鄉試，成舉人。次年（1889）己丑恩科，張元濟亦于杭州鄉試中式第十名。二人往來函札中，均以“同年”互稱，蓋以正科、恩科可互稱同年之故。十八年（1892）壬辰，張元濟以二甲二十四名入翰林院，為庶吉士。至二十四年戊戌，傅增湘以二甲第六名入翰林院為庶吉士，有“戊戌翰林”印。以翰林論，二人前后相差四科。慣例，清朝翰林對比自己早五科入翰林院者，尊稱為老前輩。但也有為表示特別尊重，雖未達五科，也稱老前輩者，如曾國藩之于胡林翼、張百熙之于瞿鴻禨等，皆晚一科而呼對方為老前輩。傅增湘稱張元濟為老前輩，亦可類比。另外，據王世貞《觚不觚錄》所載，明時翰林舊規，入館后七科者稱晚生，后三科者稱侍生。這一習慣一直沿用至清，故傅增湘在信中多有落款為侍生者。

張、傅二人現存通信雖始于1912年，但兩人相識相知當遠早于此，蓋二人早年均曾從事教育，又皆喜好文獻，交集必多。再據今存張元濟致傅增湘第一函云：“昨午肅上弟八號信。上燈后得四月十九日第七號書”，可知在此之前，雙方至少已互通書札七、八次。再1942年5月15日張元濟致函傅增湘，并請代售弘治本《梅宛陵集》。從情理上言，無論是否能夠找到愿購之人，傅增湘當有覆函報告。又現存最晚之函為1947年12月2日張元濟致傅增湘者，信末，張元濟特意強調：“收到后并祈示覆為荷。”傅收到此信后必有回覆，但現在也未見。綜上可知，在現存雙方通信之前、通信期間以及現存通信之后，都應該還有一些兩人的往還書信，可惜的是，現在都已不知所終。也就是說，傅增湘與張元濟之互動，理應遠遠超出目前所知，而我們要想更加深入細致地了解相關情況，只能盼望傅增湘日記的發表了。

如前所言，《上海圖書館藏張元濟往來信札》中所收，尚有前此未經人知者。如1914年1月25日傅增湘致張元濟函：

菊生前輩大人閣下：在申鬯領教言，諸承青睞，至為感荷。別后廿五日到津，歲晚事繁，不免迫遽。公司開會不能到，謹繕書求公代表，不知合例否？《韓非子》友人吳君頗欲得之，便祈寄下為要（或交郵亦可）。價照原議扣除可也（原價七十元，約九六扣之譜）。專此，敬請年安。年侍生傅制增湘頓首。除夕。《謝山集》已購得，托人帶申矣。

對于讓書一事，張元濟應該是頗為躊躇，他在信上批注道：“須校閱一過，再定去留。”鑒于張元濟的態度，2月22日傅增湘再次致函張元濟：“《韓非子》吳佩伯堅欲得之，言公處藏書多，當不必需此。若欲校者，渠尚可代勞也。渠屢托購書，都無以應，不知此書乃所深嗜也，希酌示，以便復之。”老友諄托，固不容忽視，故張元濟在信上批云：“佩伯代校極感。”至4月27日張元濟覆函中言：“今日到館閱報，知新銘明日開赴天津，謹將《河岳英靈集》兩冊、《韓非子》四冊一并封固，送關君帶呈，敬祈察入。”到了6月24日，傅增湘函告張元濟：“《韓非子》價由吳佩伯兄照繳，原值六十六元五角，交分館王仙華兄寄呈，亦乞收入銷（帳）[賬]為幸。”張元濟批：“已收到。”至此，關于此書先入涵芬樓而再轉入吳慈培之手的來龍去脈皆已清晰，傅增湘之請求完全得到滿足。有此一函，不僅可以知曉后來兩人往還信件中言及此事之緣由，更可見及二人友誼之深厚。

（作者為上海博物館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