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摘要：“數字批評”是以計算建模、語料統計、量化分析、制表繪圖等數字方法進行的文學批評和研究。中國當前的數字批評存在著三個最主要的問題：一是缺乏有效的問題意識，未能在既有人文學術的積淀之上提取出有價值的問題，僅靠數據分析虛晃一槍；二是著迷于信息和統計的可視化呈現，卻未將其融入完整的推理鏈條、導向有針對性的結論；三是對數字工具的化約傾向缺乏反思，對其所搭造的人類視角的構擬性和臨時性疏于審視。在新興技術深刻改變了人類生存形式的時代，在更新范式、不斷納入他異性因素以迎接新挑戰的后人文學中，只有調動撥云見日的闡釋才能，召喚出一種集合眾長的能動和批判的后人文主體，才能使我們穿過信息迷霧。在超級闡釋者和數字囚徒之間，我們必須作出選擇。

關鍵詞：數字批評 數字人文 遠讀 量化 超級闡釋者

近年來，數字人文勃興于中國學術界，頗成氣候。早在21世紀初，就有中國學者捕捉到這一數字時代的浪潮，作出過批判回應。但在2015年以前，數字人文的影響主要還是在圖書館學和圖書情報學領域。2016年，《山東社會科學》雜志開辟了“數字人文：觀其大較”專欄，陸續推介相關學術成果，拓展了學術界對數字人文的理解，亦有推波助瀾之功。2019年，數字人文的學術“曝光率”激增，呈現出“爆炸式、井噴式的發展狀態”。2020年、2021年，《數字人文》和《數字人文研究》兩本雜志相繼創刊，標志著該研究領域在中國形成了共同聲場和專業陣列。2023年4月，“數字人文”進入最新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歸入“文學”門類下的“中國語言文學類”。

數字人文是電腦計算、數字技術與人文學的交叉學科，它包含數字工具開發、數字資源管理與運用、量化分析、信息及空間可視化等面向，致力于以數字技術推進人文學研究，同時也促使人文學反思技術中介的影響。作為人文學背后的資源網路、平臺支撐和算力基礎，數字人文實則形塑著知識生產的媒介環境和表現形式。這一“亦文亦理、亦道亦術、亦思亦行”的新興學科自有其宏闊的愿景，如《數字人文》的《發刊詞》表示，“數字環境下可以發現前數字時代難以發現的現象，提出前數字時代下難以提出的設想，開展前數字時代難以開展的工作，解決前數字時代難以解決的問題”，又如《數字人文研究》的《發刊詞》宣稱“它肩負的學術使命，不僅有學科視閾下的新知識生產，還有人類文化傳承的新機制構建；它更承托著創造全球共享新價值的多重期待”。

數碼工具和數字文獻的影響無遠弗屆，哪怕最食古不化的學者也直接或間接受惠于數字時代的賽博基礎設施。數字圖書館或數字文獻學因此不至于引起太大的抵觸，如有論者斷言：“任何對數字人文的看法，如果排除或否定了對數字保存、編輯和出版的嚴謹細致的工作，那都是完全錯誤的。”然而，數字人文的另一重要分支，即以計算建模、語料統計、量化分析、制表繪圖等數字方法進行的文學批評和研究，則面臨更激烈的爭議甚或反感。就連數字人文的倡議者也承認計算與人文主義方法有矛盾之處，而數據庫與敘事可能也相互對立，可這些都不能阻斷“遠讀者”們從矛盾中創造聯結的嘗試。“遠讀”（distant reading）是斯坦福大學文學實驗室創立者弗蘭克·莫萊蒂于2000年提出的概念，之后發展為一套借助人文計算和定量分析來處理巨量文本的研究方法。“遠讀”意在克服“細讀”的盲見，試圖發揮計算機處理規模化、網絡狀數據的優勢來掃描文學場中的“大量未讀”，從而恢復被嚴重篩選、“屠宰”（slaughtered）的文學史并產出新知新見。如一位學者指出，面對過剩的知識生產，不讀書已成為“所有文學評論家難以啟齒的公開的秘密”——遠讀于是成為這一尷尬的化解或調和之法。遠讀和細讀兩種范式如何專攻又如何聯動，宏觀尺度和微觀尺度如何分疏又如何融會，則始終是“數字批評家”需權衡拿捏的關鍵。

本文以“數字批評”來指稱這類利用算法工具來挖掘文學文本的遠讀取徑。這類研究也被稱作文化分析學、文學數據挖掘、定量形式主義、計算批評、計算文學研究等，其常見的探索面向包括文學風格、體裁與類型，人物關系與社會信息網絡，情感基調與性格特質，敘事空間與文學地理，影響路徑與各類相關性，意象、節奏、主題等規律性特征及其變化。本文采用“數字批評”的提法，一是為了與“數字人文”的命名對稱，二是為了能更廣泛地涵蓋以數字化邏輯從事的文學研究和對數字人文實踐的自反性批評，也意欲凸顯其作為“批評”的當代性。本文將考察數字批評在中國的發展現狀，回到我們共處的數字生態來理解這類批評增長的效力，同時也直陳這些批評實踐在問題意識、論證形式、闡釋力、思辨性等方面的缺陷和痛點，可說是一次對遠讀的細讀。本文還將探討數字批評所蘊含的批評者的角色轉換問題，審視所謂“后人文主體”的形象和位置，并通過對可見性等問題的反思打開數字批評的批判縱深。

一、量化的復興：數字生態下的批評

帶有社會科學傾向的量化方法在人文學研究中一直存在，它在數字人文中的施展，實際上是其在21世紀的一次升級和復興。在對自身前史的追溯中，數字人文已將目光投向數字時代來臨前的實證人文研究實踐，這類在某種程度上被壓抑的實踐在數字時代如獲甘霖，在新計算工具的加持下引發現象級反應。歷史學家斯蒂文·拉格斯（Steven Ruggles）曾梳理出美國歷史研究中的三次量化分析的浪潮：第一次浪潮是繁榮于20世紀初的“新史學”，它在冷戰期間因美國共識歷史學派的崛興而退場；第二次浪潮興起于新經濟史、新政治史等盛行的20世紀60—80年代，在20世紀末的“文化轉向”中偃旗息鼓；第三次浪潮出現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至今仍在發展，與之伴隨的是文化史研究的衰落。在中國，數字人文也能尋到其“史前時期”雛形，尋到量化方法的舊蹤跡，譬如梁啟超在20世紀20年代作出的“統計歷史學”的提議和清華國學研究院學生呂聚賢在20世紀20—30年代操持算盤對歷史統計的親身示范。他們早熟的“數字化”追求展現出“對系統、合理化、效率和進步的明顯現代主義的激情”，像是因超前的感應而忽然綻放的花朵——其季候在數字時代才真正到來。

在文學研究上，量化方法也同樣是一種復興和增強的舊學。“遠讀”的概念雖是莫萊蒂首提，但它也被追溯至雷蒙·威廉斯和珍妮斯·拉德威（Janice Radway）等人的相近設想和實踐。事實上，作為細讀方法源頭的新批評本就有其非細讀的一面。已有論者爬梳新批評奠基者瑞恰慈如何受到當時以統計學為基礎的教育心理學影響，從而生成了他對系統化“基本英語”的構想和對懸置觀念與情感的客觀化闡釋的尋求。以此觀之，細讀和遠讀原是一種不可分割的原初共在，遠讀內在于細讀的理念和程序之中，細讀也有賴于遠讀的促就。它們后來分流，卻也總涌動著重新會和、協同工作的潛能。嶄新的數字批評因而也可說是一種重臨的“舊新批評”，它志在恢復細讀和遠讀的原始連接，進而使遠近互補、細讀更細、批評增強，如馬克·阿爾吉-休伊特（Mark Algee-Hewitt）辯稱：“文化分析學不是要用數學嚴謹性取代學者們數百年來發展出的闡釋技巧的虛擬人文學科，它是增強的人文學科，在最好的情況下，能展現最仔細的細讀讀者往往也看不見的新類型的證據和仔細考慮過的理論觀點，二者聯手產生新的批評研究。”

量化分析之所以重新盛行并在文學研究中產生效力，除了其障礙的減少，更是因為我們的生命和書寫本身已深深嵌入今日包籠萬端的數字生態，亦時刻處于計算凝視（computational gaze）之下。當今絕大多數的寫作都利用了各式數碼幫手，也都是數字化界面上的輸入，其過程不僅伴隨著字數統計、拼寫修訂、輸入法提示等工具輔助和信息交互，更始終連通著互聯網上的知識庫存——堪稱我們的“外掛”大腦。于是文字符號的背后總藏有數學算式、數字編碼和幾乎同步的計量。哪怕恪守傳統的書寫樣態，也不太可能活在與數字信息絕緣的洞穴，書寫也難免流入數字空間，變成四處播散和交相鏈接的超文本。當書寫本身越來越卷攜著計算的邏輯，當我們越來越多地通過計算機來輸入—輸出，當人工智能甚至也在“創作”新聞稿、策劃方案、學術報告和詩歌，并顯然比我們更擅長識別機器自身的手筆，那么計量分析的能力就會在這種深化的互動和加速的積累中愈發顯著。數據集與數據集之間的比對、整合和再關聯也會促進意義的再生產和增殖，形成關系和意義的立體星座。商業大數據能偷聽我們說話、能根據我們留下的“數字面包屑”推知我們的喜好和習性。人雖然是復雜的動物，但大數據仍能在一定程度上“解讀”復雜動物的內心、誘導復雜動物的消費。它的“解讀”不可能完全準確，但有時也準確得可怕。而你對平臺的依賴性越大，貢獻的數據越多，它的“解讀”就越是令人驚喜或驚恐。數字批評的道理也是一樣，有人會指責遠讀的結果不像細讀那般準確，但它會越來越準確，而即使有時不準確，也不代表它沒有參考或誘發的價值。

批評家對數字生態的感受恐怕比作家還要強烈。當下不少學術期刊都采用了中國知網的線上投稿系統，文章從投稿、審稿、錄用、發表到被知網收錄，仿佛一個閉環，作者在讓渡文章紙質版版權的同時也讓渡了數字版權。我們有時已不太清楚，自己是在為潛在的讀者寫作，還是在為數據庫乃至于統計數據本身寫作；我們在微信公眾號上閱讀的學術文章比在紙質期刊上的多，而我們更經常的是因特定的研究需要才去數據庫中搜求，文章“在世”的意義唯有等到電子檢索發生時才開始浮現。毫不夸張地說，人文學者無論是否專事數字人文研究，早也都在做數字人文，因為整個人文學術的生產方式、成果表現形式和評價機制都已被置入同質化的數字管理體系之內。這并不是一種概念的偷換，事實上，理論家們已意識到數字人文不僅關乎研究的基礎設施，而且“從更廣泛的角度看，它也關乎計算如何成為學院管理、財務及標準化工作的關鍵調節因素和可能性條件……數字人文學者其實是作為批判主體在思考大學的未來，所以我們說大學和數字人文是深深交織在一起的”。數字人文的確不只是為人文學提供計算服務的“校園技術支持小組”，它構成人文學者研究和批判的基本生態與安身立命的可能性條件。

正因如此，數字批評作為一種深度介入當下數字生態的批評才愈顯應時和任重。面對顯見的數字霸權和生命—計算統治，不明就里的輕蔑或撇清關系的自矜都無助于批判主體性的發揚，也無助于滌蕩我們吸入的“數字尾氣”。確如唐娜·哈拉維所警示的：“我們的機器已活躍得令人心驚，而我們自己卻怠惰得令人憂懼。”一種惰性的人文主義立場將無法省察處于計算凝視下的后人文境況，簡單重申胡塞爾或海德格爾對現代科學的反撥也不足以應對瞬息萬變的數字現場，畢竟一些異想天開的創作者已開始用代碼寫詩——賽博空間里亦不無詩意的棲居。黎楊全曾用本雅明所談論的那種“拾垃圾者”來想象賽博空間里的批評家，他們分門別類地搜集數據垃圾、在其中分辨或能變廢為寶之物，又像是在深海采珠，潛入信息迷陣淘出值得收藏的斷片。沒有理由不為這些賽博拾荒者或深海采珠人配備上測量與挖掘的智能工具，讓他們的搜集、分類和遴選更富成效。也如拉格斯所強調：“面對氣候變化、全球化、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以及正在抬頭的右翼民族主義選舉勢力，測量的必要性顯而易見。這些危機本來就是歷史性的，沒有量化就無法理解。”文學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測量著這些歷史危機，卻不見得要排斥其他的測量方式。量化方法的反對者有時只是不愿像自然學家、音樂家和極簡主義愛好者那樣承認數學之美。需記得，文學一直在尋找陌生、反常和異質的因素，批評也同樣需要異質性和在疏離中的迂回切近，它們都沒有理由單單以數理統計和量化分析為敵，更何況從新批評的誕生歷史來說，這種異質因素還并不算太“異”——它更像是我們遺忘的表親。

二、木鵲與車轄：中國數字批評的得失

數字批評在國內既有很高的倡議的呼聲，也涌現出了不少踐行的實例。2019年，王賀明確提出應將數字人文和現代文學研究相結合，并設想從六個方面促生“數字現代文學”：（1）推進作家群體生平傳記研究；（2）從事文學社團、思潮、流派的大規模重新研究；（3）展開文學思想史、觀念史的“數字人文”研究；（4）建構文學文本的文體學（風格學）、修辭學、語言學研究，或展開文學文本的情感分析等；（5）以現代文學（史）為主體的跨學科、跨地域、跨族裔、跨語言的比較與綜合研究；（6）文學文本及研究數據可視化與分析。這些當然都應是數字批評的題中之義，而“現代文學”也不必構成一種僵硬的時間規約。展望固然高遠，但中國的數字批評實際上還未能對這些層面皆有觸及，其總體實績也不足以令人滿意，如王賀坦言，經歷了最初的刺激和興奮后，更多的感受是“巨大的落差”。《數字人文》的副主編桑海也承認，中國的數字人文研究還“有點表面化”，也“還沒有出現那種能夠直擊一個學科核心的產生顛覆性影響的成果”。就數字批評而言，目前我們真正需要的與其說是一兩個顛覆性的成果，不如說是更多扎實的成果。所謂“扎實”，是能將遠讀和細讀、將法醫般的計算剖解和批評家一向引以為傲的看家本領有機結合，像《數字人文》的《發刊詞》所矚望的那樣，發現以往難以發現的新問題并通過經得起推敲的復合論證手段解決之；是能體認工具的有限性，發揮闡釋的能動性，合力掘開文本潛藏的深層礦脈，讓批評確然顯出“增強”了的樣貌，既使門內人認可其魯棒性（robustness）并從中獲益，也使更傳統的人文主義學者感到其間的趣味和光彩。

在西方，數字批評所遭遇的最近一次強有力的批判是來自美國圣母大學笪章難（Nan Z. Da）教授的《以計算的方法反對計算文學研究》（2019）一文。其有力性部分源于她持論的咄咄逼人，更多則是因為她的確進入計算方法的內部，通過復核腳本、檢驗模型、指摘統計分析來批駁該論域具有代表性的文章。笪章難發現，這些計算批評要么是“將統計上無結果的結果展示為一種研究結果”，要么是依托錯誤的結果得出結論或在推理中存在概念缺陷。它們常將并未進行到底的數據工作混同于文學闡釋，常憑據揀選、化約過的數據作出過度斷言，常脫離句法和語境、僅依靠詞頻差異就為文學定性，常以不精確的詞類標注和詞語計數來支撐其關于結構模式、影響關系、分類標準等方面等的宏論。她于是提醒我們：“不要將機械地發生的事混淆為深刻的見識，不要無必要地將統計工具用于簡單得多的操作，要提出統計上合理、論證上有意義的推論。”在她看來，將智能工具用于文學可能是最難發揮其功用、實現其最優效益的，計算分析所需的時間和論定的武斷都不見得比實際閱讀更少。對于文學研究這一特別講求復雜性、警惕化約論的學科而言，計算批評“對文學、文學史和語言學復雜性的極端簡化缺少經濟或數學的正當理由”。笪章難的激烈攻訐也引來了同樣尖刻的反擊，“數字批評家”們指責她預設立場、以偏概全、混淆誤讀、忽略核心闡釋、重樹二元對立，如此種種。平心而論，笪章難的看法確有偏頗之處：她只因數字批評尚未做到就認定其不可能做到，封閉了機器和人機交互的成長空間；她以瑕掩瑜、僅因漏洞就否定全局，而若是以同樣的嚴苛檢視其他非計算的闡釋模型，也未必不會是疑點重重；她對復雜性的執守也屏蔽了那種以大音希聲的簡潔出奇制勝的可能。但是，她仍然切中了數字批評實踐中常有的缺憾，并揭示出了那個最為難解的內在沖突，即在降維以便可控的數據和復雜豐滿的文學之間的不相稱。

其實，拿出更多在技術和藝術上都過硬的批評實踐成果才是對笪章難的最好的駁斥。可嘆的是，中國數字批評的現狀，多半還是處在她的批判可生效的范圍以內。有的論文一面引述笪章難、強調人文本位，一面又極大地暴露出笪章難所針砭的那些弊病，如背鼓尋槌，十分吊詭。《墨子》中曾記載墨子與魯班的一次交鋒，魯班削木為鵲，做好后能飛上天，三天不落，以為巧藝無雙，但墨子卻說這鳥鵲還不如木匠砍削的車轄，僅三寸長，就能承受五十石的重壓。這個故事恰恰可以用來喻說中國數字批評的總體情形：多的是花哨炫技的木鵲，少的是技術用在刀刃上、能以精當的切入結結實實完成思想負載的車轄。數字化的鳥瞰或深掘可以使我們對文本的體驗更立體和溫熱，卻也同樣可能使文本在量化拆解中變得生冷——這取決于對象的適用性和解讀的指向與技藝。具體說來，中國當前的數字批評存在著三個最主要的問題。

第一是缺乏有效的問題意識，未能在既有人文學術的積淀之上提取出有價值的問題，僅靠數據分析虛晃一槍，實則沒有帶來學術創新和超出一般細讀的洞見。如個別研究者對金庸和古龍小說風格的計算分析，稍有學識的人都知金古風格有異，作者也預先知曉造成個中差異的原因（如古龍受西方文學影響并追求詩化表達，而金庸古典文化修養較高且常引經據典），卻在“假裝不知道”的面紗下用文本聚類細究二人在語言從眾性、句子破碎度、標點節奏等方面的不同，這只是計算方法下的咬文嚼字，而非真正的學術創新。金庸的句子破碎度高于古龍的這一發現本有些逆向于直觀感受的沖擊力，卻也未能被深入探討。還有些研究成果數據提取和比對一開始就欠缺問題眼光，最后也只能陷入對已知的循環論證——它最多能幫我們確認，卻不足以帶來啟迪。這類學術生產也許仍有助于顯示中文信息處理技術的應用能力，也許仍能在知識增量中促進機器的學習、“使計算方法與現存的文學理論相互適應”，但它小題大做、費盡周章，在文學新思上的收益卻實在慘淡。我們并不需要無聊和盲目的新方法，也需警惕用數據掩飾學術無能的“反智分析”。

第二是著迷于信息和統計的可視化呈現，卻未將其融入完整的推理鏈條、導向有針對性的結論。這正是笪章難所說的將無結果的結果展示為研究結果。如一些學者對中國當代文學中植物意象的挖掘和可視化，他們的確探知了諸種植物出現的頻次，也畫出了相當美觀的植物與細膩情緒、生活場景等各類主題詞語的關聯聚落圖示，卻沒有進行基本的統計分析和相應的闡發。他們本想借助數字技術解決意象挖掘的“限知困境”，結果卻自限所知。這樣的數字批評只能算是一種尚未形成問題聚焦的“前批評”，一種未能生產的生產，一種零結果的結果。數字批評固然歡迎“富有成效的失敗”，但這也不是失敗，只是沒有成效。我們自然也理解數字人文中的可視化形式本身就是一種視覺論證，運用得當時能“促生新的內容，甚至產生詩意的效果”，但是“數據結構和對數據提出的問題必然會決定可視化的結果和其獲得的答案”。可視化的“限知困境”和欠缺問題意識的第一個癥狀確是二而一的，正因沒有真問題的牽引，研究者才無從下手論證，只好用圖表代言。恰如趙薇所說，我們其實應當“讓研究從數據預處理階段開始，就受到具體而微的問題意識的召喚，而非僅靠技術的可能性來單向牽引”。

第三是對數字工具的化約傾向缺乏反思，對其所搭造的人類視角的構擬性和臨時性疏于審視，對計算模型的局限和模型外的綜合因素考慮不足。如劉洋對科幻小說敘事節奏的計算識別和分析：他先將敘事形式分作“展示”（showing）和 “告知”（telling）兩類——前者一般節奏較慢而后者推進較快，再通過構建一種基于短時性動詞詞典和句子成分分析的算法，來識別小說中展示與告知的分布，進而畫出敘事條紋圖和節奏譜。他由此展現出不同科幻作品的節奏差異，又發現主流文學作品的敘事節奏相較于科幻較快，并約略論及內中緣由（如科幻常以長篇對話展示其世界設定）。他認為這種分析方法具有較強的普適性，后續還可用于更多小說類型的敘事特征提取。然而，他的計算模型基于對敘事形式的二元斷分，這種斷分固然聰明并也能進一步在詞句層面可操作地定義，但也排除了影響著我們節奏感知的綜合因素（譬如主題的深淺、語言的濃度、情節的類型、情感和風格的調性等）和造成節奏差異的復雜因由（譬如嚴肅文學和科幻文學不同的閱讀—消費機制），并且若僅以展示和告知為判斷基準，直接的閱讀體會也不會比機器遜色太多。作者未加深思的，恰是他所構造的“機讀”節奏觀在遷就計算流程的同時，又在多大程度上簡化了人類的節奏意識、濾過了背后的多元決定。為了可操作性的遷就不可避免，遷就也依然允準彼此間的交染和默契，但我們必須明了工具的限度，并嘗試以人文的思考路徑改變過簡的計算邏輯，“將模糊、解釋、偶然、關系結構及不同路徑嵌入到計算中”，并將建模理解為不僅再現世界并有可能抵抗實存之偏見與霸權的過程。我們仍需從認識論和本體論上深究，機器認識和人類認識有何異同，數據化探索和計算閱讀的本質為何，機器識出的模式和形態與人類的智力綜合所得又到底能否通約。

雖然存在這些問題，中國的數字批評也并非毫無斬獲，并非沒有令人欣喜的、趨向于“車轄”的創造。像郭佳欣等人對馬伯庸的小說《長安十二時辰》的空間考察和文學制圖，由于小說本就有意以沉浸式網絡游戲的手法再現唐長安城由各坊里串成的空間，而坊里空間確也承載著人物的活動、信息的集散、階層的動態和權力的排布，他們的地理批評顯得很是對路，其可視化呈現對恢復我們的歷史感知也很有幫助。通過比對真實的歷史—地理和唐傳奇小說中的類似結構，他們發現馬伯庸小說中坊里空間的階層混雜度和流動性遠高于唐人自身的空間想象，體現出一種打破權力—等級限定的“皇室權威空間下移、平民活動空間上移”的當代視野。這一結論雖未必驚艷，但若沒有研究團隊之前探索唐傳奇時的數據積累，也無法清晰得出。它因此顯明了前文所說的數據積累和再關聯所可能驅動的意義增殖，也展示了數字批評的生長性和連通古今虛實的能量。又如趙薇對李劼人“大波《三部曲》”的社會網絡與人物功能分析，處處顯出作者的人文底蘊并包含對適用性的審慎考察和對工具限度的清醒自覺，勘為范例。通過將李劼人的“三部曲”闡讀為以社會信息傳播為真正主角的全景式“聯絡小說”，趙薇得以推進她對社會關系網絡的計算分析；通過對中介中心性的測量和特別關注，她更深刻地理解了那些看似次要、卻有重要橋梁作用和敘事意義的居間性角色，理解了革命如何在主體性匱乏的政治掮客的把弄中難竟其志。她本就有銳利的批評意識和對問題的預見，也將細讀闡釋貫穿始終，量化方法和可視化因此成為有力的“助攻”。在其他文章中，趙薇也澄清了計算批評“數據→模型→細讀→理論→數據→……”的工作流程，在其中計算建模不僅要接受細讀闡釋的檢驗，并且要和既有理論對話，促進模型的修正和“智能”升級。

三、后人文主體：超級闡釋者抑或數字囚徒？

看過了許多平庸乏味的數字批評個案，我們不禁會想，若是換上一位思想力強大的學者，配備同樣的計算工具和能力，結果會不會不一樣，產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促生某種后人文超級闡釋者？而那些較成功的個案則讓我們看到了些許希望——一位超級闡釋者將能夠活用遠讀和細讀，像趙薇所說，將數字工具變成一種可“遠近拉動（scalable）的詮釋學透鏡”，對規模各異的文本作出更細致全面的觀照，發現以往難以發現的奧秘。實際上，數字批評是給人文學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畫出了更深的遠景，我們若善于操持智能化的“新式武器”又同時葆有文學批評的闡釋強度，那么就可以更好地介入當下的數字生態并處理時代命題。在新興技術深刻改變了人類生存形式和身體形象的時代，在更新范式、不斷納入他異性因素以迎接新挑戰的后人文學中，只有調動撥云見日的闡釋才能，召喚出一種集合眾長的能動和批判的后人文主體，才能使我們穿過信息迷霧，展望一個“永遠無法被‘數字時代’徹底擊敗的未來”。在超級闡釋者和數字囚徒之間，我們必須作出選擇。不做選擇、堅持既往研究方式的學者也將感到那條被推移到近前的邊界：或是在數字人文不可及之處找到批評的終極陣地，守護文學妙諦的奧林匹斯山；或是滿足于呆板尋常的批評，卻可能比不上一個才力一般的讀者加上一套好用的算法。

闡釋的羸弱是中國數字批評的通病，其間可見批評者對闡釋主體性的自我壓縮。像戰玉冰近年借助“谷臻故事工場”的技術支持對網絡文學、茅盾文學獎等所做的一系列分析，不僅其算法的隱秘始終構成一個“黑箱”，而且其提取要素的手段“多停留在詞頻統計和歸納的階段，缺少更深入和更具主動性的模式挖掘方案”。更關鍵的是，作者沒有充分調動他顯然不錯的文學素養，總是停步在較表面化的統計結果，因此也越發陷入了可復制性較強的惰性生產。如他發現，2018年的網絡文學作品中“關注現實生活并從中取材的小說是主流”，卻未進一步探查它們回歸土地的原委；又如他觀察到近年來“茅獎”獲獎小說在情感質地上趨向于沉郁內斂，卻僅僅就是觀察到而已，仍然不做深究。為何就不能甩開工具和統計報告，再往前一步？需明白，利用技術工具并不必然將我們變成工具主義者，也不意味著我們要將自己焊死在工具的能力范圍，讓自己終止在工具終止的地方。相反，我們恰恰應該有意識地拓寬工具主義，探尋“可能提高或替代工具理性的新理性形式”。我們固然不應肆意僭越審慎的實證邏輯，可這并不是說我們不能在有限的結論下延伸更多的推想與揣思。如果我們的自我定位是闡釋者和批評家而不是數據分析員，那么就必須保持對深度和洞見的追求，那么在量化分析上就必須進得去、出得來。

文學研究的社會學轉向和數字人文時代的到來，的確改變著批評者的主體位置和職業形象。如姜文濤所言，批評者的角色越來越喪失超驗色彩，越來越“內嵌于社會之中”；他也“不再像過去充滿英雄主義的倫理感”，而是成為“冷靜、客觀的數據和模式變化的分析者”。但我們誰又是僅僅為了變得冷靜、客觀而投身人文學科的呢？數字批評難道就不能激揚起英雄的豪情或天才的鋒芒，就只能讓我們變成規規矩矩的數據分析員？當我們看到那些研究文學風格的數字批評絲毫沒有個性風格，難道不是有一些諷刺？超級闡釋者的夢想試圖讓我們超越這些主流趨勢和定見，它尤其要阻止我們變成武裝著數字工具的孔乙己，或尼采所說的那種某個器官過度發達，其他又異常萎靡的“顛倒的殘疾人”。科幻作家陳楸帆曾在小說《造像者》中寫到過一種利用“結構式超網絡信息處理”來捕獲對象“決定性瞬間”的相機，它果然特別善于抓取那些陌生化的神韻，讓人浮想聯翩，在各自的讀解中愈顯神異。數字工具也在幫助我們捕獲文學中的決定性瞬間，但如小說所示，這并不代表闡釋主體的缺席——那瞬間里到底有何真意，依然取決于你的解讀與認定。

蒂莫西·布倫南（Timothy Brennan）曾在他那篇狠辣的批評文章中指出，數字人文日益壯大，根本上還是由于新自由主義大學體制對人文學科的擠壓和對年輕學人的剝奪。年輕學人無力抗爭，便只能迎合強勢的技術話語、投靠更景氣更穩妥的陣營，作出跨學科的前沿姿態譴責人文知識的孤島化，實則是削弱了知識分子的批判機能。

布倫南的論調雖有些誅心，但也道出了數字人文微妙的意識形態站位：它既顯得新銳、前瞻，又安全妥當；它既效命于人文，又大可示好于科技與資本；它既表現得普適而民主，又用技術門檻標識了一種職業精英。雖不乏有人在這種站位中取巧，借新潮流博取學術熱度和資本，但數字人文并非一定就要隨波逐流，并非就只是在自我麻醉。

事實上，自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數字人文已將物質性和文化批判作為其核心關切，已邁向一種更有自覺性和間離性的批判樣態，即所謂“批判數字人文”。而中國的數字批評也應審思自身在這種轉向中的所處。新的批判視野要求我們“嚴肅地質疑，甚至審問……學院人文節點和文科教育中，我們在計算和數字媒體的合法化和制度化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不是僅僅去維護計算實踐的合法性（或鼓吹其‘顯而易見’的優勢）”。數字人文完全可以在自身實力的基礎上推動資源開放共享，完全可以為數據重設其人文定向，“改變工具邏輯的嵌入方式，改變干預的實現方式”，改變工具實踐的效率觀和有序理念。我們不僅能用計算革新文學研究，而且也或能以文學思維變革計算規則——前提是人文學者積極并飽含醒覺地參與其間。

結語

拉格斯曾告訴我們，量化方法在美國歷史學界的當代復興源于“文化轉向”的再次轉向。在中國，數字批評的興起似乎也關涉學界理論風氣的衰減和我們對文化研究與文化批判的倦怠。然而，面對計算流程對文學“數據”不可避免的化約和降維，我們恰恰更需重新激活理論思辨和文化闡釋，更需讓批判“升維”，如此才能讓數字批評在深刻的自省和寬廣的融合中成為批評的增強版本。文學研究沒有唯一的門徑，數字批評自然有其在數字生態中運轉的活力，可我們仍需持續推進對數字化探索的本體與倫理之思。計算也并不一定是探尋真理的最佳途徑，我們大可多一些方法來相互“去蔽”。

數字批評亦是一種在后現代表征危機中尋找確定性和方位感的嘗試。黎楊全曾認為，賽博空間中批評家的精神狀態與杰姆遜所描繪的在后現代建筑中的認知體驗極為相似，都面臨“示意鏈崩潰”后失去意義連貫性和方向感的險峻。數字批評在某種意義上也正是這種危機的癥候和想象性克服。然而，量化分析和數據展示在帶來方位感與可見性的同時也會帶來新的遮蔽，也會讓我們在信息的透明性中更深地暴露于計算機器的生命治權，正如福柯所說：“充分的光線和監督者的注視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捉囚禁者，因為黑暗說到底是保證被囚禁者的。可見性就是一個捕捉器。”因此，我們不能受惑于表面或零碎的可見性，而是要以更復雜精密的框架畫出文化文本和社會結構的圖樣，即進行杰姆遜所說的那種更具總體性的“認知測繪”。同樣，我們在利用數字技術時，也要將其視為一種未定型的生成性空間，盡可能讓工具實踐逆向于數字霸權的支配和控制。我們或許還需讓批評保留一顆“黑暗之心”，讓它能夠在計算凝視之下自我保護和加密。

〔本文注釋內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