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我的老朋友查金先生《親歷世界出版50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即將出版）這本書，和與他面對面交流一樣，能在輕松、自然、真誠氣氛中感受到他的睿智與嚴謹。這本書與其說是作者個人傳奇職業生涯的回憶錄，不如說是過去50年世界出版業發生的真實故事。本書可作為過去50年（1972～2022）世界出版的信史去讀。正如本書副題強調那樣，是“不可否認的個人出版史”（AN UNDENIABLY HISTORY OF PUBLISHING）。

閱讀此書我們可以像親歷出版歷史那樣，感受50年來世界出版業的理念、技術、工藝、經營管理、企業文化和出版業內部和外部環境的深刻變遷。感受一位嚴肅的出版工作者，如何與時俱進，在推動出版創新與發展的同時，堅守出版的功能，為之奮斗、樂在其中、功成名就的歷程。如果對照英文本讀，會獲得更多的知識和樂趣。

世界出版通常分為三大板塊，即大眾出版、教育出版和學術出版。這三大領域通常有不同的出版理念，不同的定價方式，不同的銷售模式，不同的管理方式。50年間，查金先生幾乎從事了三大出版領域的所有重要出版和管理工作。查金先生1972年從劍橋大學畢業后入職喬治·哈拉普（George G. Harrap）出版公司，開啟了他的職業生涯。最初幾年從事的是大眾出版。此后，他分別在牛津大學出版社、里德愛思唯爾集團、當代科學出版集團、麥克米倫出版公司、布魯姆斯伯里出版公司等多個大型出版企業擔任高管。在牛津大學出版社，他和同事主持完成了《牛津英語詞典》的數字化轉型并取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在布魯姆斯伯里出版公司出版了JK.羅琳享譽世界的《哈利·波特》系列；在麥克米倫公司，他和同事推動了《自然》雜志的發展，順應學術出版的理念變革，探索了公開獲取（OA）環境下期刊出版的盈利模式。

查金先生曾任國際出版商協會、英國出版商協會，以及知名圖書俱樂部——圖書協會的主席，也是法蘭克福書展國際顧問委員會委員、利物浦大學出版社和板球知識產權公司的非執行董事。查金先生目前擔任Nkoda音樂公司顧問，并經營自創的出版公司門施。他同時在倫敦傳媒學院、倫敦城市大學和倫敦大學學院擔任出版專業客座講師。

查金先生所歷經的每一個重大抉擇、所推動的每一項出版創新，都深深烙上了時代的印記。無論是大眾出版、教育出版、學術出版，還是科技期刊的崛起，他都秉持“守正出新”的理念，在傳統與變革之間尋求平衡與突破。正如孔子所言：“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出版的“本”在于內容的品質與文化的精神，而技術革新則為其插上了騰飛的翅膀，在兩方面的結合上，查金先生可謂得心應手。查金先生取得這樣的成就與他廣泛的教育背景有關：他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獲得自然科學碩士學位，曾是哈佛商學院高級管理項目的學員，還是牛津大學格林坦普頓學院的特聘研究員。

在本書英文版的序言中，查金先生明確提出，“出版業近50年發生的變化，可以說比再往前500年還要多。我本人有幸參與其中，見證了許多重要時刻”。他坦言，在本書中，他“想突出的是行業內的重大變化：決策的重要性，技術的影響，團隊的組織和一些重要人物的舉措”，他做到了。本書不僅是一部關于出版人的職業回憶錄，更是對全球出版業過去半個世紀風云變幻的深刻洞見與思考。半個世紀的世界出版，經歷了技術的革新、市場的洗禮、文化的交融。從手工排版到數字出版，從本地出版到全球傳播，出版人不僅推動了知識的交流與普及，也見證了文明的進步與科技的發展。查金先生以其五十年的從業經歷，用翔實的內容、生動的筆觸，飽含文化情懷地為我們勾勒了一幅跨越傳統與現代、融合技術與文化的出版業發展畫卷，為出版人提供了珍貴的經驗借鑒與思想啟迪。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他在科學、技術和醫藥出版（STM）、教育出版、數字出版、大眾出版、少兒出版等多個領域為家族企業、公共企業、大學企業和初創企業工作過。這位天賦異稟的出版人，在這本回憶錄中透過自己的出版經歷，記錄了英國乃至全球出版業的深刻變化，還通過生動有趣的故事，讓讀者領略到英國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和社會風貌。這些故事不僅是查金先生個人的出版實踐，也是一個個生動的出版和商業案例，是出版業的變革與繁榮的見證，為全球的業內人士提供了專業的指導和借鑒。

本書關注中國出版業與世界出版業的合作與交流，展現了作者的寬廣胸懷與視野。查金先生曾擔任英國出版商協會主席和國際出版商協會主席，他高度重視中國出版業和世界出版業的交流與合作，并且貢獻良多。

這里講兩件我印象特別深刻的事。一件是，正如他在中文版的序言中滿懷深情表述的那樣，“對我來說最大的榮譽莫過于2017年獲得的‘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在我的職業生涯中很少有什么事情能比獲得這個獎時的激動心情，以及這項榮譽的尊貴和重要性相提并論”。

另一件是，他為中國出版協會加入國際版協所作的貢獻。由于國際出版界對中國出版業的缺乏了解和少數人的偏見，在2015年之前的30多年中，中國版協加入國際版協的申請未得到應有的尊重和受理。查金先生擔任國際版協主席后提出：“全球第二大出版國都不是協會的成員，國際出版商協會怎么能稱自己國際化？”此后，他為中國版協加入國際出版商協會作了大量工作。2015年，我率團赴德國法蘭克福參加國際出版商大會，就中國加入國際版協作了陳述，圍繞中國的版權保護和出版自由等問題進行了坦誠的辯論，得到了絕大多數國際版協成員的支持，高票贊成中國版協成為國際版協的成員。正如查金先生所說：“2015年以后，中國出版協會是國際出版商協會非常活躍且十分重要的成員，在國際版協下屬的幾個重要委員會都有其委員，中國版協的聲音也得到了傾聽和尊重，我同時認為中國出版界因此對西方出版產業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這對東西方文化和科學領域信息更大量、更自由的流轉來說是必要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查金先生還期待：“隨著出版業面臨大語言模型和人工智能在技術和法律方面的挑戰，中國將在確保這些技術帶來益處、消除弊端等方面起到主導作用。”毋庸置疑，中國版協和國際版協加強交往，有利于世界出版業的繁榮與發展。

該書眾多的出版趣聞、畫龍點睛的書名，彰顯了出版人的深厚文化底蘊。比如，查金先生在書中信筆提及他遇到的許多名人軼事——麥當娜、杰弗里·阿切爾、羅伯特·麥克斯韋爾、保羅·漢姆林、穆罕默德·法耶德等，有的令人忍俊不禁、有的令人拍案稱奇。又比如他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工作期間，發現了懂40國語言的印刷廠校對人員，發揮該員工的才華后，給出版社又帶來想不到的文化成功。尤其是讀到查金先生用優雅、風趣、幽默的筆調和雙關語，諷刺出版業遇到的各種各樣的非理性挑戰時，每每令人啞然失笑又惺惺相惜。

本書英文名巧妙地借用了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鮑勃·迪倫的一首著名歌曲MY BACK PAGES，通常這首歌翻譯為《輝煌歲月》或者《我的昨天》。歌中表達了迪倫那種“縱有重重陷阱，我仍然翻越前行”，不畏艱險、勇往直前的奮斗精神和一定要到達彼岸的追求。當我寫完最后一行字時，我情不自禁地再次聆聽迪倫的這首歌。當聽到歌中反復出現的那句“啊！ 昔日我曾蒼老，而今卻風華正茂”（Ah but I was so much older then, I’m younger than that now）的歌詞時，我想，這不正是世界出版人不忘文化初心，堅持與時俱進，永葆出版朝陽產業的輝煌的生動寫照嗎？

（本文作者為中國出版協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