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學》雜志社的安殿榮老師，這些年不斷跟我約稿。我前些年因為工作忙碌和創作不夠積極等原因，欠了許多雜志的稿債。直到今天，其實也還是疲于周轉，還前塵的舊債。

就在她最近一次催促我的時候，我只好將手頭正在進行的一部中篇小說《在奧德地區圖書館》抓緊完成，并呈交給她。說老實話，稿子雖然交出去了，但我心里還是特別忐忑。原因有二，一是好多年沒在《民族文學》發表小說了，這稿子是否對得起人家？二是這部中篇小說我寫得特別認真，付諸許多思考和心血，并且是屬于試驗性和現代派寫作，這種流派的小說作為短篇，尚好操作，但是作為一部中篇，他們能否接納？

小安收到電子文稿時，正在開車上班路上，她當時就用手機語音自動讀取軟件聽完了這部小說。然后她跟我說，于老師，這小說我在路上用語音聽了，雖然讀取語音顯得機械，斷句不準確，也無情感，但還是能夠感到，這是一篇非常棒的小說！她準備回到辦公室，靜心再閱讀一遍。

接下來，小安陸續給我發來她的一些閱讀感受。從她的每一條字句里，我感覺特別欣慰。因為我覺得她是真的喜歡它了。令我沒有想到的是，雜志社又請了上海的評論家黃德海老師做了評論，準備跟小說同期發表。黃德海老師青年才俊，為我所敬，他編務和學問事業繁忙，能應允抽暇為拙作添彩，讓我汗顏并感激，這里先按下不表。沒過幾天，小安又用微信給我發來了滿滿四頁手寫閱讀札記的照片，并且附言說，這是雜志社同時請了《民族文學》原副主編、如今已八十八歲高齡的白崇人老師閱讀了我的這篇小說，并寫了閱讀筆記。

我一字一句地讀完了四頁手寫字跡和內容，幾乎眼眶濕潤了，內心再也無法平靜。我的記憶一下子回到三十多年前。三十多年前，我的中篇小說處女作正是《民族文學》發表的，當時我二十一歲，責編路夫老師和副主編白崇人老師對于一個世事懵懂的文學青年，給予了直接的、親切的指導和幫助。路夫老師除了通信，我至今未見；白崇人老師是三十多年來，我只在十多年前見過一次，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次。那是在呼和浩特，參加內蒙師大的一個文學活動時，會議間隙我倆在院子里吸煙和聊天。白崇人老師上世紀六十年代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我感覺他學識淵博，思維清晰，談吐有風范，既是一位峣峣士人，也是一位藹藹長者，但也沒想到十多年過去，他還能記得我，并且不僅記得我，還將拙作解讀得如此睿智豁達，鞭辟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