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周婉京的小說《安徒生的花園》中，開局便在地上畫了一個大圓，伴隨圓和圓心的“我”，一個自稱“大伯”的陌生人，還有他一系列騙人的“戲法”，拉開了故事的序幕，也焊定了小說的人物命運。顯然，這是近似《紅樓夢》與《謫仙記》的寫法，對人物命運作典型性象喻的元敘事。小說中的“我”趙波，終身被騙局糾纏，在“開始、離別和重新開始”的無窮輪回中，不斷重復(fù)畫著少年時那個困住自己的、破碎的圓。

少年趙波的記憶里有過兩次被騙經(jīng)歷：一次是爺爺葬禮上的陌生人，騙光了自己身上所有的零花錢；再一次是鄰居阿姨王秀玲，連騙帶搶拆了家里半邊房。可諷刺的是，隨著被騙而來的，不是少年趙波一家受害者身份的被認定與被安撫，而是整個社會對被害者的再次劫掠，第一次，房子被搬得家徒四壁，第二次，房子被拆，母親急性腦梗死去世。少年時代的受騙經(jīng)驗，勾連的是家破人亡的創(chuàng)傷記憶和受害者有罪的直觀心靈感受。

少年的感受驅(qū)動著成年趙波離家進京，房產(chǎn)中介的工作構(gòu)成了他的全部經(jīng)濟生活。全中國價格最高的單品，成了圈住他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的圓。從他和實習(xí)生小米的那段對話來看，現(xiàn)在是圓心，連接著舊日的創(chuàng)傷與對未來的希望。“我說，米兒，知道哥為啥要來北京嗎？他說，聽你說過一嘴，哥，你老家的房子被人騙了。我說，對，狗日的，我要把他們欠我的給掙回來！”這是故事賴以展開的框架，也是調(diào)動復(fù)雜情感的情動包。豪宅“安徒生花園”的房產(chǎn)中介趙波，最初是以報復(fù)性的心態(tài)“開始”他在北京的經(jīng)濟生活的。他冒充直接領(lǐng)導(dǎo)，借對方的身份等待時機，殊不知這反而給了騙子可乘之機。某天，他受邀參加了太廟舉辦的高端聚會，認識了擁有幾套房的業(yè)主“麥克夫婦”，知道了對方的婚姻存在危機，也接受了麥克的中國太太彭玉清的委托，為她搜集麥克的出軌證據(jù)。但不久，趙波發(fā)現(xiàn)事情沒那么簡單，多方面證據(jù)證明，彭玉清騙了他。美國人麥克從來沒有過什么中國妻子，那個自稱是四川望族后代的美人彭玉清，是實習(xí)生小米的舊識，他們聯(lián)手做了一個很大的局，引冒充他人身份的趙波入局，目的是騙取他的信任，借殼賣掉麥克那八套黃金地段的房子。而趙波未能及時發(fā)現(xiàn)的原因，一是他自己冒充主管，身份經(jīng)不起推敲，心虛，難免會被人牽著鼻子走。二則，小說里的趙波，經(jīng)濟身份總是被情感身份碾壓，他在第一次看到彭玉清的照片時，就開始為對方所著迷，甚至做夢夢到了對方，情感的依賴影響了他的理性判斷。為情所困使他的形象多少帶了些小布爾喬亞的意味，人物的行為邏輯也與他原始的進城行動元構(gòu)成了無法調(diào)和的內(nèi)在沖突。顯然作者自己也意識到這點，“和她達成協(xié)議之后，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這么便宜的買賣，為什么會找上我？像她這樣的闊人，不缺朋友，她的世界，自然也不缺我一個閑人。翻來覆去地想，后來我捋出了三個原因，兩個跟周倉有關(guān)，一個跟趙波有關(guān)。……”所以作者填坑的方式，是以生活的非理性來作解釋。

可敘述又是理性的。在小說結(jié)束前，彭玉清急迫地想要賣房套現(xiàn)，卻根本拿不出房本，讓騙局變得難看。趙波也終于忍不住問出了那句“你到底是哪兒人啊”。對出身的質(zhì)疑是信任的全面坍塌，禁不起質(zhì)疑的彭玉清消失了。在她消失的這段時間里，趙波理清楚了整個騙局。彭玉清并不是麥克的中國太太，她甚至和麥克根本不熟。那張騙趙波相信的二人合影，可能就是彭玉清以買房客的身份去接觸麥克時拍的。推動騙局的是實習(xí)生小米，是他帶著彭玉清去麥克那里，也是他騙趙波說麥克和人偷情，甚至趙波與彭玉清的關(guān)系，也是小米直接促成的。彭玉清和小米自幼相識，他們都來自呼蘭河，都讀過《呼蘭河傳》，也都會為那個象喻自己命運的、半生漂泊的呼蘭河的女兒蕭紅唏噓。他們想要改變命運，但選錯了方法，因為騙子不可能互相信任，所以彭玉清騙到錢后，私自跑來找她更信任的趙波，甚至不介意和趙波父親坦白自己的身份。已知的結(jié)局是，小米溺死在潮河里，彭玉清再次失蹤，失蹤在去四川與父親相會的路上。而四川，是彭玉清身世中更模糊的部分，老馬真的是她父親嗎？如果老馬是，那他們和普照寺里賣羅盤的老者有著怎樣的糾葛？為何“先天八卦”的好處只有全國找不出五個的“彭”家人知道？這是小說的未解之謎，也是趙波永遠不可能知道的秘密。

必須要指出的是，正是這些不影響敘事卻承擔表意功能的部分，增加了小說的神秘氣息。這是只有“閑筆”才能完成的表達，通過逸出日常生活的軌道，激活人們對小說的感覺。盡管作者西方的教育背景讓她能夠擁有更宏闊的視野，可以通過力比多過剩的夢境來暗示情感的流動，也可以通過炒房和金融詐騙管窺時代和歷史的風(fēng)貌，甚至以不斷的騙局來象喻輪回中人的“破碎的圓”。但西方顯然是她借以觀察本土的他者視角，在她“開始、離別、重新開始”的象征結(jié)構(gòu)中，時命的道德與運命間的天人關(guān)系、讖言式的神秘元敘事，無不暗示了作者古老的、東方式的宿命時空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