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作家王雨歷年來的寫作至少有兩個方向。其一，在敘事中挖掘并呈現(xiàn)重慶地方歷史文化，例如長篇小說《水龍》（2005）《開埠》（2014）《填四川》（2015二版）等；其二，展現(xiàn)與描寫人類在疾病面前的無奈、智慧與勇敢，例如長篇小說《血緣》（2007）《飛越太平洋》（2015年二版）和收錄在小說集《十八梯》（2023）中的《產(chǎn)房》《生死不離》《等待明天站起》等。

第二類小說，得益于作者本人在醫(yī)學領域的知識和經(jīng)驗積累，往往能把讀者帶往一個相對陌生的世界，一睹醫(yī)患群體的茹苦含辛、生離死別以及心靈深處的愛恨悲歡。新近由重慶出版社推出的《向死而生》也可歸為此類。小說情節(jié)緊湊，語言洗練。作者以腦癱患者俞帥奇為主角，以他前半生的成長史同時也是療愈史為主線，從他早產(chǎn)腦癱一直講述到他控制疾病且作為醫(yī)學博士發(fā)表了高分英文論文，力圖表現(xiàn)疾病的無情、親情的可貴和人類對苦難命運永不服從的永恒文學主題。

在我看來，《向死而生》有兩大看點：首先是以務實又新穎的“事項之眼”，觀察俞帥奇這位腦癱患者如何與病魔相處，如何經(jīng)受病痛的折磨，又通過哪些醫(yī)療手段和自我鍛煉一點點壓制病魔，借此可以增長見聞；其次是以充滿審美和感悟的“文學之眼”，審視小說如何借助俞帥奇的經(jīng)歷，巧妙地隱喻人生困境中那一簇希望的焰火，并暗示這希望之火實則是療愈人生的絕佳藥引。

要真正理解《向死而生》的文學韻味，恐怕上述第二種眼光才是所謂的正法眼。誠然，文學不能替代醫(yī)學，但它也有自己實施療愈的獨特路徑和手段。就這部作品而言，一方面，主人公確曾從文學中獲得過療愈自身的力量；另一方面，小說對不懼疾病、執(zhí)著追求夢想的書寫，也與現(xiàn)實世界之間構成了一種療愈關系。前者或許更偏向于倫理和心理層面，而后者則深入觸及了文學如何作用于現(xiàn)實人心這一文學本位問題。

不妨先來探究一下文學對主人公俞帥奇所產(chǎn)生的療愈作用。俞帥奇對腦癱痛苦的逐步克服，固然離不開醫(yī)學層面的治療，卻也和他接受的文學教育有關。俞帥奇自幼從外公處受到的詩歌熏陶，能夠寫出一手漂亮文章且善于在文中抒發(fā)心聲。我們還可從趙瑩瑩和俞帥奇關于“向死而生”的一番談論中可知，小說題目直接來源于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中關于死亡的論述。海德格爾的論述本就是極具想象力色彩的，而俞帥奇更由此聯(lián)想到了《道德經(jīng)》、莊子和孔子關于生死的態(tài)度。作者寥寥數(shù)筆，便不著痕跡地展現(xiàn)出俞帥奇從這些經(jīng)典論述中汲取到了古老而深沉的能量。而最后趙瑩瑩送給帥奇《命若琴弦》一書，不但讓主人公的命運與史鐵生的寫作形成了微妙的互文關系，并且為小說打開了一扇通往生命之思的法門。

值得留意的是，俞帥奇參加高考時所寫的滿分作文《給生活加點糖》，完全可以視為小說《向死而生》的隱含主題。好的小說不在于講述了什么，更在于揭示與激發(fā)了什么。《向死而生》對受難者內心保持樂觀的敏銳揭示，正是文學療愈生活的一種有效方式，因為它能讓人燃起直面生活和命運的勇氣。換句話說，《向死而生》就是作者給讀者的生活加的一點糖。可見，在文本內部，文學對主人公的療愈作用，與《向死而生》這部小說對現(xiàn)實生活的療愈作用，二者間的關系并非涇渭分明，而是各自生輝又兩相映照。

另外，即使是在以個體命運為主要表現(xiàn)對象的小說中，作者依舊保持著良好的歷史意識和地域意識，常常將一些具有標志性的社會歷史事件巧妙融入敘事當中。比如，主人公在談及媽媽對自己的牽掛時，便回憶到媽媽曾以醫(yī)生的身份，毅然和自己首次分別，參加到汶川地震的救災工作當中。此外，作者又借同學李俊的談話，為重慶大轟炸的悲慘史實留下了文學證言。至于小面、羊角豆干、火鍋、黃葛樹、十八梯等重慶元素，在敘事過程中俯仰可拾，讓人印象尤深。

《向死而生》憑借其真實生動且感人至深的故事內容，于文本內外兩個維度，一探療愈與文學之間深刻的辯證法。小說中閃耀的人性之光，不僅照耀著腦癱患者群體，也給身體健康者以鼓舞。王雨以其深情、嫻熟又樂觀的筆觸，讓我們相信，任何人都可能陷入逆境甚至絕境，只要勇于拼搏奮斗，都能如小說主角俞帥奇一般，迎來柳暗花明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