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域遼闊，自然環境多樣，這是不同民族形成和發展的自然條件，也是民族多樣性和文化多元化形成的基礎。與此同時，長時間的經濟往來和民族遷徙，也極大促進了不同民族間的交流和融合，形成了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多元一體格局。

不同民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狀況，在《史記》《漢書》《遼史》《金史》《契丹國志》等史書中均有一定程度的記載，但大多數情況下，史書只是粗線條的事件記錄。我們在史書中看不到更加完整的“故事”和更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看不到生動可感的場景。基于此，文學就成為記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歷程的另一個重要載體。

文學以個體化的視角呈現了歷史細節，彌補了歷史記錄的不足。如唐代是民族融合的重要階段，當時的長安城，每天都有來自不同地區和不同民族的使者、商人、文人在這里穿梭，也有來自異域的各種文化在這里交融。這一時期有很多詩人的身份與家世都與少數民族有密切關聯，他們以詩歌的形式，把大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盛況呈現了出來。詩人元稹是鮮卑族后裔，他在《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法曲》中寫道：“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膻滿咸洛。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火鳳聲沉多咽絕，春鶯囀罷長蕭索。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詩人感慨于胡文化對中原文化的影響已經持續多年，這種文化的交融帶來了新的音樂風格，他擔心這會使傳統的雅樂面臨挑戰。元稹在詩中展現了一段時期下人們生活的縮影，同時也呈現了那個時代詩人獨特而微妙的內心世界。李白精通月氏語，且對夷族禮節十分精通，長相也有胡人特征，有可能是胡漢混血兒。李白的詩歌中有眾多對西域器物、西域音樂、西域舞蹈和胡人生活狀態的描寫，如《少年行·其二》寫道：“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這首詩把長安少年風流倜儻、任性瀟灑的生活狀態和長安城中胡漢文化高度融合的景象都呈現出來了，讀來真是“爽如哀梨，快如并剪”。盧綸的《塞下曲》寫道：“野幕敞瓊筵，羌戎賀勞旋。醉和金甲舞，雷鼓動山川。”在塞外遼闊的穹幕下，慶祝勝利的宴席已經擺好，羌族人和唐軍共同慶賀，還沒來得及脫下鎧甲的將士們帶著微微的醉意翩翩起舞，歌舞聲在山谷間回旋。整個場景充滿了勝利的豪情與民族團結和睦的喜悅。從唐代文學文化交融的狀況來看，當時的詩人對國家民族有著高度的自豪感，在他們眼里天下國家一體；在他們的觀念中，沒有蠻夷和華夏的鴻溝，他們的詩歌寥寥數筆，卻將唐代多民族共存共榮的歷史觀念生動呈現出來。

再如《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他的祖先是滿洲八旗人，他的族籍是滿族，他的母親是漢族。曹雪芹以這樣的文化身份，對清代社會民族文化融合的狀況做了最為細膩的描寫。我們可以看到《紅樓夢》中的人物，居家便服多為漢裝，而社交禮服則偏重滿服。《紅樓夢》中寫到的獐子、狍子等都是滿族食材，糖蒸酥酪、薩其瑪等是滿族傳統食品，火腿燉肚子、胭脂鵝脯、酒釀清蒸鴨子、桂花糖蒸新栗粉糕等則是漢族珍饈。作為一個多民族血統融合的知識分子，曹雪芹不分彼此地將清人對各種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寫了出來。這是我們在史書中看不到的文化細節。

在這片多民族雜居共處的土地上，漢文化的影響力固然更大，但民族文化和文學的融入，卻常常是漢族文學煥發新的生命活力的契機。每個朝代都有作家因為種種不同的契機而在民族文學交流中獲得新的創作題材，得到新的創作啟示。比如明代詩人楊慎被貶云南后，并沒有就此消沉下去，而是在西南邊陲廣泛結交各族名士，如白族文人李元陽、楊士云、董難、李東儒、金磊，納西族文人木公、木高、木東，蒙古族文人章鵬，彝族文人左明理、左禎等均與楊慎有過交游，甚至有應酬唱和之作。楊慎的許多文學作品就是在交游過程中創作出來的。那里的少數民族也受到儒家文化影響，比如納西族木氏家族就有很深厚的儒家文化修養。可以說，中國文學的活力很大程度上來自不同民族之間的碰撞和交流。

如果說古代作家大多是在無意間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狀況為我們呈現出來，新中國成立后，則有一大批作家帶著責任和使命，對中華大地上不同民族生息繁衍的過程進行了如實描寫。如高纓的《達吉和她的父親》、聞捷的《天山牧歌》、王蒙的《這邊風景》、阿來的《塵埃落定》、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等一批優秀作品，向我們呈現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個性，也寫到了不同民族間的交流與融合。《達吉和她的父親》將涼山彝族地區的民族矛盾和沖突以微觀的視角呈現出來，從而將不同民族從沖突走向彼此接納和理解的過程寫得具體而生動；《天山牧歌》采用組詩形式呈現蒙古族、哈薩克族、維吾爾族等新疆各族人民解放后的新生活。可以看出，新中國成立后，作家對民族問題和民族關系有了更自覺的意識。

比起視覺藝術，文學能夠深入到人物的精神和心靈深處，將人物最為深幽和微妙的心理活動呈現出來。民族文化融合的過程，一定程度上正是不同民族文化心理碰撞、交流的過程，民族文學理應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進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值得慶幸的是，我們通過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的獲獎作品可以看到，越來越多作家認識到了以民族文學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所有民族文學創作者必須面對的時代問卷。作家們用自己的筆觸，描繪出一個個跨越民族界限的故事，提交了令人滿意的時代答卷。比如阿舍的長篇小說《阿娜河畔》。在新疆農場長大的阿舍本身就是一個民族混血兒。她的外祖父是來自山東的漢族，外祖母是新疆當地維吾爾族，父親是湖南到新疆的知青，侗族。阿舍身上流淌著漢族、侗族、維吾爾族三個民族的血液。民族身份的多重性給了她成長的困惑，同時也賦予她更為開闊的視野。《阿娜河畔》中，來自五湖四海的建設者們匯聚在新疆的農墾區，他們帶來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習慣，形成多元文化的交融。這種交融不僅豐富了邊疆的文化生態，也促進了各民族間的理解和尊重。藏族作家尼瑪潘多的《在高原》，通過藏人的視角，藝術呈現了西藏百年發展歷史中各民族之間交流交融的故事。塔吉克族作家肉孜·古力巴依的《花兒永遠這樣紅》則描繪了跨民族的深厚情誼，頌揚了各族人民間的無私互助。這些獲獎作品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了情感和心理基礎。借助于“駿馬獎”的社會影響力，把這些優秀作品推廣出去，有助于讓更多讀者看到民族文學的新高度。在閱讀過程中，讀者可以了解到各民族的文化特色、風俗習慣等，打破民族隔閡和偏見，增進相互間的理解和尊重，從而促進各民族之間的和諧共處和共同發展。

未來我們不但要打破地域和語言的界限，深入挖掘和整理各民族優秀文學作品，讓更多人了解并欣賞到優秀文藝作品中不同民族的文化魅力，讓心靈在文學的海洋中自由交流，同時還需要不斷創作出新的作品，繼續用文學的形式展現新的歷史時期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狀況，展現這一過程中存在的新機遇、新挑戰，以及今天民族關系的新特征。我們期望越來越多的作家能聽到時代的召喚，用文學來反映新的時代背景下民族地區人們的生活狀況和心路歷程。在中華大地上有不少多民族雜居共處的村莊，比如北京密云的河西村、云南大理的鄭家莊，都擁有7個以上民族，是典型的互嵌共居村落。對于不了解這些村莊的人來說，非常希望有人以文學的形式為我們呈現這些村莊民族雜居的歷史原因和交往交融的故事。因此我們期待作家深入生活，觀察生活，尤其是那些身處民族地區、深入了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實際狀況的作家，請拿起你們手中的筆，用真實的描寫和獨到的個人視角，把這個時代的精神面貌記錄下來，這將是另一個維度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史，是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事情。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