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心巧克力

小時候，我只吃過普通的水果糖，沒有吃過巧克力。我第一次吃巧克力，是在1974年。那一年，我27歲，剛從北大荒回到北京，在一所中學里當老師。

我參加了一個朋友的婚禮。和現在的婚禮相比，那婚禮很簡單，卻是我參加過的婚禮中很奢華的一次。餐桌上的糖果盤里，我看見有包裝精美的巧克力。這種巧克力，我從北大荒回北京，只在哈爾濱倒車時，在中央大道上看見過，秋林公司的酒心巧克力，長頸酒瓶狀，十支一盒，太貴，沒舍得買。

看看旁人只顧著喝酒、吃別的東西，盡管有些不好意思，我還是伸手拿起一塊巧克力，剝開糖紙，塞進嘴里，一股不知是葡萄酒還是白蘭地的酒液滑進嗓子眼，和巧克力微苦的感覺攪拌在一起，甜甜的，澀澀的，和我以前吃過的水果糖的滋味，大不一樣。

忽然想到，母親也從來沒有吃過巧克力呢。我想拿一塊帶回家給母親嘗嘗，便又果斷地伸手拿了一塊。有些不好意思，悄悄看了左右鄰座兩眼，發現沒人注意我，趕緊塞進褲子兜里，若無其事地抬頭看新郎新娘。

回到家，先從褲兜里掏出那塊酒心巧克力。沒有想到，巧克力化了，粘在漂亮的玻璃糖紙上。我撕開糖紙，見巧克力成了一攤黑乎乎的泥，里面的酒，一滴不剩。我還是托著糖紙，把這一攤泥遞給了母親，說：您嘗嘗，巧克力！

什么“小的力”？母親接過這一攤泥，看了看，問我。

我指著這一攤泥，又對她說：您嘗嘗，挺好吃的。

母親嘗了一口，立刻說道：惡苦！一點兒不好吃。

說罷，把這一攤泥又塞回我的手里。

以后，母親一直把巧克力叫成“小的力”。

芝麻醬

在北京，芝麻醬對于老百姓來說不可或缺。夏天，拌涼面是普通人家的基本吃食，簡單，便宜，又好吃；如果再加上拌涼粉拌黃瓜，哪里能夠離得開芝麻醬呢？在我家，烙一張芝麻醬糖餅，就是改善生活的大餐，一般得到節假日，或者是學校組織春游時，才會給我特意帶作午餐。

所以，那時候，老舍先生當北京市人大代表期間給大會提的議案，是增加芝麻醬的供應量。

小時候，芝麻醬，對我來說真的是一種誘惑，逗我的饞蟲。每家每月的芝麻醬定量有限，少得可憐，要節省吃。有時候，我媽派我到副食店里買芝麻醬，我看見售貨員拿著一個木制的小提斗，從桶里擓芝麻醬，再倒進我拿的玻璃瓶里，上秤稱分量，少了，再加點兒；多了，還要從瓶子里再倒出一點兒，錙銖必較。每一次都讓我在心里埋怨：就多這么一點兒都不行嗎？

那時候，一點兒芝麻醬，就是這么金貴！買回芝麻醬，我媽會把芝麻醬放在柜門我和弟弟夠不著的最高處。但我媽忘記了，我和弟弟踩著椅子，不就夠著了嗎？當然，怕媽媽發現，我們只是用手指蘸上一點兒芝麻醬，解解饞而已。

我和中學同學、后來成為劇作家的李龍云，一次聊天說起童年我和弟弟偷吃芝麻醬的事，他說他也偷吃過，他家的芝麻醬也是放在柜門的最高處，他也是踩在椅子上……和我不大一樣的是，他偷吃的時候，不小心把芝麻醬瓶子打碎了，那可是闖大禍了。

我相信，我們那一代孩子，不少人有過偷吃家里芝麻醬的經歷。

讀初一那年冬天，下午放學，我從學校出來，在崇文門外大街，靠近花市大街西口，見一家飯館門前有人排隊，風很大，還有那么多人。路過那里，一眼看見有人在賣窩頭，不要糧票。那時候，每月糧食每人有定量，發有糧票，飯館里賣吃的不要糧票，少之又少，怪不得那么多人排隊。

我也去排隊。排到前面，看清了，每人只賣半個窩頭，但窩頭上抹了一層芝麻醬，又撒上一點兒白糖。芝麻醬抹白糖，實在是太好吃了！我只吃過我媽烙的芝麻醬紅糖餅，芝麻醬抹白糖的吃法，還是頭一次。芝麻醬香香的、白糖粒沙沙的感覺，至今記憶猶新。盡管過去了60多年，但花市街頭，風還在瑟瑟吹過來，香味還在絲絲飄來。

三花酒

以前，王府井北口往西拐一點兒，有家小酒館。1970年的秋天，我第一次進這家小酒館，是弟弟帶我來的。那時，我們兄弟倆分別將近3年后，分別從北大荒和青海第一次回家探親。弟弟長高了我半頭，酒量增加得讓我吃驚。

店鋪不大，卻琳瑯滿目，各種名酒應有盡有。弟弟要我坐下，自己跑到柜臺前，汾酒、董酒、西鳳、古井、洋河、三花、五糧液、竹葉青……一樣要了半兩，足足十幾杯子，滿滿一大盤端將上來，嚇了我一跳。

我的臉立刻拉了下來：“酒有這么喝的嗎？喝這么多？喝得了嗎？”

弟弟笑著說：“難得聚一次，多喝點兒！以前，咱們不掙錢，現在我工資不少，嘗嘗這些咱們沒喝過的名酒，也是享受！”

他特意指著一杯酒，對我說：“這是桂林的三花酒，我特別喜歡，你嘗嘗，很柔和，你肯定也喜歡！”

我第一次聽說三花酒，沒有喝，看著他慢慢地喝。

秋日的陽光暖洋洋、懶洋洋地灑進窗來，注滿酒杯，閃著柔和的光澤。他將這一杯杯熱辣辣的陽光，一口一口地抿進嘴里，咽進肚里，臉上泛起紅光和一層細細的汗珠，愜意的勁兒難以言傳。

不滿18歲，弟弟只身一人到青海高原。想起他孤獨一人，遠離北京，在茫茫戈壁灘上，爬上高高的石油井架，井噴時渾身是油，連內褲都油乎乎的。扛著百斤多重的油管，踩在滾燙的戈壁石子上，滋味并不好受。除了井架和土坯的工房，四周便是戈壁灘。除了芨芨草，只有無遮無擋的狂風。沒有一點兒業余生活，甚至連青菜和豬肉都沒有。只有酒。

第一次和老工人喝酒，師傅把滿滿一茶缸白酒遞給了他。他知道青海人的豪爽，一飲而盡，便醉倒，整整睡了一夜。從那時候起，他的酒量出奇地大起來。想想他那樣小，遠在天涯，荒漠孤煙，孤獨無助，又如何要他不喝兩口酒解解憂愁呢？于是，總會動了惻隱之心，喝就喝點兒吧，盡量少喝就是。

可是，他并沒有少喝。我并不反對他喝酒，只是希望他少喝，尤其不要喝醉。這要求多低、這希望多薄，他卻只是對我笑，豎起早磨起繭子的耳朵，雷打不透，滴水不進。

1973年秋天，我和弟弟分別從北大荒和青海回北京，他拉著我再去王府井這家小酒館，我沒有去，勸他也別去。他聽了，沒有去。

那一年，我先于他幾天離開北京，剛到北大荒沒兩天，就接到家里拍來的電報：父親腦出血病故。同樣的電報，也拍到青海，可弟弟還在返回青海的火車上。我趕回北京，進門一眼就看見窗臺上擺著一瓶三花酒，沒有喝完的酒在瓶子里閃著光。我明白了，在我離開北京之后，弟弟還是去了王府井的那個小酒館。他還買回一瓶他喜歡的三花酒，讓父親也嘗嘗。

肝膽易傾除酒畔，弟兄難會最天涯。

疙瘩湯

我和老顧是中學同學，一起去的北大荒，1974年春天，又一起回北京，在中學里當老師，他教物理，我教語文。那時，我們都沒有結婚成家，常常有事沒事，高興了，煩惱了，不是我到他家，就是他來我家。不管刮風，還是下雪，騎著一輛破自行車過去，遠遠看見屋里的燈光亮著，就會覺得那橘黃色的燈光像是溫馨的心在跳動，朋友——不管對于我，還是對于他——都正在屋里等著呢。

我們聚在一起，只是聊聊天，無主題地聊天。一杯清茶，兩袖清風，就那樣聊著，彼此安慰著，鼓勵著，或者根本沒有安慰，也不鼓勵，只是天馬行空天南地北地瞎聊，一直聊到夜深人靜，哪怕窗外寒風呼嘯或是大雪紛飛。如果是在我家，聊得餓了，我就捅開煤火，做上滿滿一鍋疙瘩湯，放點兒香油，放點兒醬油，放點兒菜葉，如果有雞蛋，再飛上一圈蛋花，就是最奢侈的享受了。圍著鍋，就著熱乎勁兒，滿滿一鍋疙瘩湯，我們兩個人竟然吃得一點兒不剩。

整整50年過去了，依然想念那些單純的只有疙瘩湯相伴的日子。我們心無旁騖，所以我們單純；我們知足，所以我們快樂。往事如觀流水，來者如仰高山，我們只管眼前，彼此安慰，并不是如今手機微信巧妙編織好的短語或表情包，我們只是靠著最原始的方法，騎著自行車，頂著風，冒著雨，到對方的家里去，面對面，接上地氣，接上氣場，讓呼吸直對呼吸。于是，心有靈犀一點通，談笑之中，將一切化解，將一切點燃。

記得有一次，我去他家，他正因為什么事情（大概是學校里的工作安排）而煩惱不堪，低著頭，悶葫蘆似的，一句話也不說。我拉著他出門騎上自行車，跟我一起回家。一路頂著風，我們都沒有說話。到了家，我做了一鍋疙瘩湯，我們圍著鍋，熱乎乎地喝完，他又開始說笑起來，什么都忘了，什么也都想起來了。

母親突然去世后，有一次，想起母親在世時的一樁樁往事，想起自己年輕時候的不懂事而讓母親傷心，我正悲痛欲絕而渴望有一個可以傾訴的人。怎么這么巧，他推門走進我家，就那么安靜地坐在我的面前，聽我傾訴，一直聽我陳芝麻爛谷子地講完。他沒有安慰我，那時候，傾聽就是最好的安慰。我連一杯水都忘了給他倒，疙瘩湯更沒有做。

曾經讀到狄金森的詩：“到天堂的距離，像到那最近的房屋。如果那里有個朋友在等待著，無論是禍是福。”

到天堂最近的距離，是在有朋友等待的屋里。當然，再有一鍋熱乎乎的疙瘩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