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法圖·迪奧梅是當今法語文壇備受矚目的非洲裔女性作家。1968年，迪奧梅出生于塞內加爾的尼奧焦爾，求學期間，接受法語教育并對法國文學產生了興趣，其后在達喀爾完成了大學學業，并于1994年前往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深造。2003年，迪奧梅憑借第一部長篇自傳體小說《大西洋的肚子》進入公眾視野，《桑戈馬爾守夜者》是她最新的長篇小說。在法圖·迪奧梅首次訪問中國之際，中國作家網記者對她進行了專訪。

當我們第一次翻開《桑戈馬爾守夜者》，大概會在第一時間被各種名詞擾亂——“桑戈馬爾島”“薩盧姆三角洲”“尼奧焦爾”——仿佛置身一個巨大的名詞迷宮，故事到底發生在哪里？

當然故事主要發生在上述的幾個地點，但光知道名字無法解答的疑惑，也許我們需要先從具體的地圖和地理位置入手，去了解這個對中國讀者而言比較陌生的國度——塞內加爾。

塞內加爾位于非洲的西部，薩盧姆三角洲（Saloum Delta）是塞內加爾的薩盧姆河入海口處（北大西洋）的一大三角洲。在地圖上，我們還可以看到另一個重要地點——首都達喀爾（Dakar）位于塞內加爾中西部沿海一個伸出去的半島上。

在地圖中我們可以找到故事發生地之一——尼奧焦爾，但卻無法找到書名中所提及的桑戈馬爾的準確位置。根據正文描述，它應該在尼奧焦爾島的對面，原本是桑戈馬爾角——薩盧姆三角洲入海口的一處沙嘴，上世紀80年代因海浪侵蝕而分裂，脫離了吉費爾村，形成了桑戈馬爾島。因此我們大概可以猜測桑戈馬爾島就是上圖中矩形區域的這個小島（或者在這片區域的某一處）。

幾個世紀以來，桑戈馬爾角一直是謝列爾人的朝圣要地，而后形成的桑戈馬爾島，其大西洋的孤島形態也增添了幾分神秘色彩。因此，當主人公庫姆巴的丈夫布巴所乘坐的客輪“喬拉”號失事后，庫姆巴便想象著那些亡靈聚集在桑戈馬爾島，想象著布巴“去了這樣一個地方：在那兒，太陽在海洋之神和祖先媽媽引的守護下，慢慢消失在大西洋藍緞般的洋面之下。”

看著地圖我們便能更加深刻而清晰地了解大海對于謝列爾人的意義，迪奧梅在敘述時有那么多與大海有關的意象、比喻、俗語、故事，因為庫姆巴和她的族人世代生活在薩盧姆河邊，生活在大西洋岸邊。庫姆巴是水手的后代，所以當她寫作的時候，“就像水手滑動船槳，騎在大西洋這條蛟龍之上一樣。她有著漁夫的堅忍不拔，也像任何一個站在貝殼之上的女人一樣渴望清凈”。

作者：[法]法圖·迪奧梅

出版社：浙江文藝出版社

譯者：陳賽婭 王銀利

出版日期：2022-5

“我的腦海中一直存在著塞內加爾和法國兩種文化”

主人公庫姆巴的丈夫布巴乘坐的客輪“喬拉”號往返于達喀爾和濟金紹爾之間，布巴收到了好友西亞勒布的邀請前往烏蘇耶，西亞勒布和他的法國妻子波利娜常年住在馬賽，這次是要回烏蘇耶新建好的房子里度蜜月。這里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設定，或者說是意味非常豐富的設定。

烏蘇耶地處卡薩芒斯地區，由濟金紹爾區管轄，卡薩芒斯是塞內加爾西南部的一個狹長地區，位處鄰國岡比亞和幾內亞比紹之間，在行政區劃上包括濟金紹爾區和科爾達區，這個地區的主要民族正是西亞勒布所屬的迪奧拉族（又譯為朱拉族），目前存在分離主義運動，卡薩芒斯分離主義運動是殖民主義的“惡性遺產”。

而在迪奧梅的筆下，來自這兩個沖突地區的人是最好的伙伴，親如兄弟，因為兩個民族在古老的傳說中本就是血濃于水的同根兄弟。他們的祖先是塞內加爾南邊村子的一對雙胞胎姐妹，被海浪卷走，一個飄到了薩盧姆的島上，另一個飄向卡薩芒斯，后來二人各自婚嫁，誕下了謝列爾一族和迪奧拉一族，姐妹倆始終牽掛著對方，直到有機會再次重逢，為了紀念姐妹重聚的喜悅，兩族人保留了要對彼此友善、互信互助的傳統。正如古老的傳統所沿襲的那樣，團結的非洲才能面向世界和未來。作者迪奧梅設置這樣一對好兄弟也許正是為了傳達了這樣的心聲。

除了內部的團結，外部的力量對非洲同樣重要。迪奧梅的觀點十分明確：“不要再說什么文化相對主義了！尊嚴不分膚色或信仰，更不分國籍，是具有普世性的。”人類的共通點遠遠比不同之處要多得多。比如迪奧梅諷刺庫姆巴的村人的“巴普洛夫式的祝福”：“人們總是問‘你過得怎么樣？’那些真心誠意回答的天真漢可要當心了，只有他的祖母聽到這話時才會猶豫要不要走開。”這個非洲小村落不走心的安撫方式在我們看來并不陌生，那里的人們也會聚集在村莊的某棵“論壇樹”下交換村里的八卦信息，這與我們的村莊是多么相似。當然，相通的不止是這些使人“發牢騷”的特性，還有人類之間的美好。

在沉沒的“喬拉”號上，有許許多多的外國旅行者，他們“不畏邊界，帶著世界性的眼光打開了邊界大門……奔向那些無法朝他們走來之人……他們中有些人四處游歷，為他人嘔心瀝血，他們樂天知命，因而能為他人做出無限的犧牲”。西亞勒布的妻子波利娜和她的好友阿曼達，兩位來自法國的護士，就是這樣“能為他人做出無限的犧牲”的人。她們超越國界的區隔，參與塞內加爾的社會服務和人道主義事業，是真正的世界公民，波利娜就是在一次到塞內加爾執行任務時遇見了西亞勒布。“她們太愛非洲了”，迪奧梅寫到，“波利娜和阿曼達，就像和平鴿一樣，塞內加爾就是他們的第二故鄉！”“什么樣的悼詞才能配得上這些頭腦清醒的桑戈馬爾養女的一生……墩墩鼓聲為這兩位法國女性響起吧！”

墩墩鼓敲出的不僅是兩位法國女性的贊歌，也是超越了種族、國別、膚色、宗教信仰、意識形態等各種人們塑造出來的隔閡的、人類最本質純粹的愛與勇氣的贊歌。

寫作是我們生存的需求

在丈夫布巴遇難后，庫姆巴一度被婆家按照當地習俗逼迫再次嫁給布巴的哥哥，象征著進步與自由一代的庫姆巴當然是不愿意的，除了對布巴的感情以及“一夫一妻”制的堅持之外，作者還寫到一處細節：庫姆巴曾向丈夫訴苦，自己和他的哥哥“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從沒見過他的哥哥“讀任何東西”，沒見過他為法迪吉娜“朗讀桑戈爾的《錫內之夜》或者艾呂亞的《自由》”。

這里的桑戈爾就是塞內加爾的詩人總統，也是塞內加爾共和國的首任總統，20世紀最重要的非洲知識分子之一。他出生在達喀爾附近的沿海小鎮若阿爾，在塞內加爾西海岸度過了他的童年，1928年遠赴法國，就讀于巴黎大學文學院。上世紀30年代初，他同艾梅·塞澤爾等人創辦了《黑人大學生》刊物，倡導“黑人性”——主張發現、捍衛和發展非洲文明的價值。1945年他發表了第一部詩集《影之歌》，在文壇一舉成名。《錫內之夜》就是詩集《影之歌》中的一首，雖然布巴的哥哥從未讀過，但我們可以一起來讀一讀這首詩：

女人哪，把這盞明凈的油燈點亮，讓祖先們在燈下聊天，就像孩子們上床時父母親聊天一樣。

讓我們聆聽埃利薩家族的祖先的聲音。當年他也像我們一樣背井離鄉

但他們不甘于死亡，不愿讓自己傳宗接代的洪流湮沒在沙漠之中。

讓我在靈光福佑的被煙熏黑的小屋里側耳細聽

讓我把頭偎在你的胸口，你那像剛出鍋的熱騰騰的“唐”（沃洛夫人用語，指一種用麥粉團加作料做的菜）一樣發燙的胸口

讓我呼吸我們先人的鼻息，讓我搜集和復述他們活生生的話音，讓我先學會

生活，然后再潛入深深的睡眠之中，比潛水員潛得更深。

……

——（利奧波德·塞達爾·桑戈爾，《錫內之夜》）

“桑戈爾，他們只記得他是謝列爾人，是我們的第一位總統，然而，他的詩人身份卻遠遠勝過了政界人物這一身份。”在迪奧梅看來，詩歌、文學顯然對塞內加爾有著非同凡響的意義，就像每日夜晚的寫作對庫姆巴的意義。她“用本子和筆來面對她的服喪期”，將人生中的暴風雨都關進了本子里，“寫作給她陪伴，給她方向”，是她的傾聽者和救生筏，是她“捍衛自己的那一口空氣”的方式，讓她的脊背“擺脫了鞍具的束縛”，讓她得以站起來觀察周遭的世界，看到其所存在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庫姆巴被家族安排再次嫁給亡夫的哥哥，她抗拒這樣的命運，但一開始是迷茫的，不知所措的，她不知道如何應對這些問題，于是通過寫作提出自己的質疑、整理自己的思路。

每晚，她在自己用筆所虛構的亡靈國度桑戈馬爾與布巴對話，討論自身的命運，也討論塞內加爾的命運，討論非洲的命運。在經歷了長達百年的殖民歷史后，非洲在艱難的抗爭中取得了民族獨立，但是這并不是終結，而是開始。政治上的獨立并不意味著完全的獨立，漫長的殖民歷史讓當地人部分地與風土民俗剝離開來，失去了自身的文化主體性，與此同時，古老的非洲被迅速卷入到各種文化、思潮、宗教的拉扯之中。在復雜的現代性面前，非洲就像庫姆巴一樣，希望走出一條路，但卻對自身命運充滿迷茫。“這個國家已不再是我們小時候那樣了。的確，柏油馬路越來越多，我們追尋的腳步也越來越快，但文化卻一頭扎進了荊天棘地”。在為布巴舉行的葬禮上，庫姆巴疑惑，為何盡管有這么多種語言，人們只能用一種來祈禱？“她無法用自己民族的語言來呼喊上帝、創世的安拉或是造物主，盡管他也賦予她說謝列爾語的能力……帝國主義將自己的語言強加給所有人。”

于是有人抗拒開放的狀態，認為非洲變得過于西化。得知西亞勒布要與一位法國女性結婚時，他的父母強烈反對：“那些移民還要搶走我的兒子！”“他竟然帶著祖先的名字做出這種事。”接納西方文化被視為對傳統的背叛，但有趣的是，西亞勒布雖然有愧于他的名字，他的國際貿易事業卻讓家里衣食無憂。

然而，迪奧梅借布巴之口指出，“引入各種文化來豐富自身并不會改變任何人的本性，真正將存在消解的是自我遺忘”。對自我主體性的重新發現，是庫姆巴和非洲掌握自身命運的關鍵所在。庫姆巴通過寫作尋到了，就像塞內加爾在詩人總統桑戈爾的帶領下所探尋到的道路，在桑戈爾看來，“沒有教育，沒有文化，就沒有發展和未來……”教育、文化是重塑非洲主體性的靈魂，只有在找尋到靈魂之后，“身體”才能行動，從內到外完成主體的獨立。

最終在服喪期的夜晚不斷寫作、思考的庫姆巴終于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靈魂所在，她的“身體”邁向獨立的第一步是經濟的獨立，“經濟獨立，剩下的，一切會隨之而來，誰掌握了你的經濟，誰就掌握了你的命運”，服喪期滿后，庫姆巴帶著女兒只身前往首都達喀爾，重新整修她與布巴過去經營的小商店，“她會賺取自己的面包，并捍衛自己孩子的面包，她就是非洲的母親”，因為“只有這樣，非洲的孩子們才能讓自己的土地繁榮昌盛，而不是去別處受人歧視”。

此時庫姆巴的命運仿佛與塞內加爾的命運與非洲的命運重疊起來。他們的女兒法迪吉娜會在怎樣的非洲長大？

【獨家專訪】

中國作家網：謝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您是第一次來到中國嗎？這一次來中國有什么感覺？

迪奧梅：這是我第一次來中國，感受非常強烈。現在已經是我到達的第三天了，這幾天我一直睜大眼睛四處觀察，發現一切都非常美麗。人們對我也非常友善，給了我很好的初印象。

中國作家網：我們都知道2021年對非洲文學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就是那一年坦桑尼亞的作家古爾納獲得2021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不到一個月，布克獎也頒發給了南非作家達蒙·加格特，同年的國際布克獎被法國的非裔作家達維德·迪奧普摘得，您覺得這對于非洲文學來說意味著什么？從2021年之后，非洲文學發生了一些什么變化？

迪奧梅：當談到這個話題時，我覺得不應該只專注于非洲文學。這樣的文學獎項實際上對整個世界文學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它促進了文學的全球化，讓各國人民、各個民族之間通過文學互相傾聽、交流。我經常往返于非洲文化和歐洲文化之間，這次來到中國，讓我對中國文學也有了初步的了解，這樣的獎項實際上是連接世界大家庭的重要途徑，是世界化的象征。

中國作家網：是的，我們正是身處在世界化潮流和趨勢中，如今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向世界，許多華人作家在異國他鄉進行創作，有的使用母語創作，有的開始使用當地的語言，或進行雙語寫作。移民文化給文學創作帶來了許多改變，在《桑戈馬爾守夜者》中我們也能感受到這種文化的融合，我們既能看到非洲文學和文化的母本，書中寫到了不少塞內加爾本土的宗教傳說，比如謝列爾族和迪奧拉族的起源，并且保留了許多民族語言的表述如“盤古爾”“媽媽引”“尼昂卡唐”；與此同時，我們又能看到許多歐洲文學和文化的影子：“以她現在的心情，哪怕是巨人卡岡都亞也別想有個好胃口。”這種移民文化使得文學版圖的劃分變得曖昧和模糊，你如何看待移民作家的身份？在創作中你是如何處理不同文化的影響的？你認為這種移民書寫，對兩個文化的影響和意義是什么？

迪奧梅：你說的移民作家，我覺得其實是要打上一個引號的，這可能不是對我狀態的最準確描述。我與一位法國人結了婚，這是其一；另外法國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學習深造的地方，我先是在塞內加爾的首都達喀爾學習了兩年，然后前往法國的斯特拉斯堡。自1994年以來，我在法國的時間已經超過了我人生的一半。因此，我的腦海中一直存在著塞內加爾和法國兩種文化，它們背后所象征的世界是疊加的、互補的，豐富了我的寫作經驗。

我是一個熱愛旅行的人，在旅行過程中，不斷受到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影響，這使得我難以僅僅書寫一種文化。在現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作家不再局限于單一文化，而是受到多元文化的浸潤，這對于豐富視野、拓寬思維角度非常有益。

我非常喜歡的18世紀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曾在一些私人信件中提到了旅行如何豐富人的視野和感知。我認為文學也有類似的影響，它能夠塑造更開放的思維方式，讓人們以不同的角度看待問題。

歌德也曾談到“世界文學”這樣一個概念：它蘊含著普世價值，吸引不同民族、不同地區、不同階級的人，使他們產生共鳴，讓人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存在的意義。這樣的文學是歌德的理想和夢想。而在200多年后的今天，跨國旅行變得更加容易，這使得實現這一夢想更具可行性。

中國作家網：剛好聊到您在法國上學的經歷，借機問一下您是如何走上文學創作這條道路的？

迪奧梅：我并不認為文學寫作對我而言是一種職業，小時候如果說到未來的職業夢想，我其實更愿意當一名記者，或者是教法語文學的老師，我從未想過自己會成為一名作家。但是我從小就熱愛寫作，13歲就開始了自己的創作，那時，我剛從塞內加爾的一個小鄉村搬到城市，為了打發時間，我開始記錄自己的想法和故事。有時候，我讀了一本書，對它的結尾不滿意，我甚至會為自己編寫一個喜歡的結局。就這樣，寫作變成了一種習慣，必不可少，成為我分析世界，分析我周圍的人和事、分析自我的途徑和手段，這是寫作對于我的意義。

雖然我從未考慮過出版自己的作品，但在20歲時，我給一個編輯朋友看了我積累的許多寫作素材和成果，他鼓勵我將作品整理出版，我的第一本小說就在這樣的機緣巧合之下誕生了，出版后也收到了較大的反響，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驚喜。

總的來說，對我而言，寫作不是一份職業，而是一種必要的思考方式，我希望通過寫作傳遞我的夢想和快樂，與人交流。

此外，我現在從事教學工作，職業方面來說“老師”的身份可能更加符合我的現狀。

中國作家網：這讓我想起您的《桑戈馬爾守夜者》里面的女主角庫姆巴，寫作對她來說也并不是職業，而是對生存來說必要的思考，是一種拯救和生命的拓展。所以您是把自己對寫作的感受投射到了作品中的角色身上嗎？

迪奧梅：我的小說里面其實有相當多這樣喜歡寫作的女性角色，庫姆巴是其中之一。她剛剛失去了心愛的丈夫，還有一個出生不久的女兒，她需要思考許多問題，需要面對未來的選擇。對庫姆巴而言，寫作是一種方式，可以幫助她提出問題、整理思路。通過寫作，她或許能夠看清未來的道路應該走向何處。

我在另一本書里也寫到了類似的女性角色，其實設置這樣一些角色，有時候也是為了開自己的玩笑，就像庫姆巴在晚上寫作一樣，我也喜歡在晚上寫作，當我在書里說庫姆巴可能有點瘋瘋癲癲的時候，也是想開一開自己的玩笑，我是不是也和庫姆巴一樣瘋瘋癲癲的呢？

話說回來，寫作其實是我們的需求，這個世界如此復雜，生活常常會拋給我們許多問題，讓我們措手不及。盡管我們最終可能并不完全理解這些問題，但我覺得提出問題和尋求答案的過程依然十分重要，而寫作這件事情可以幫助我走入、完成這個過程。

藝術是提出問題的。加繆認為，這個世界是荒謬的，但藝術可以帶來光亮。對我而言，寫作也是如此，我對這個世界有很多不理解，有很多問題，我需要提出這些問題，而我提問的方式就是寫作，我通過寫作來尋求答案。而我們不經意間提出的問題也許別人可以回答，這個過程就是我們與他人產生聯結的過程。我期待某一天，當我與某位讀者面對面時，他能夠回答我在作品中提出的問題。

中國作家網：剛才提到《桑戈馬爾守夜者》里面的女主角庫姆巴，在這本書里面其實寫到了很多女性形象，有代表非洲新女性一代以及用寫作去提出問題和面對世界的庫姆巴，困守于集體中各種身份里的傳統女性亞莉亞姆、瓦西亞姆，或是代表著西方社會友好善良一面的波利娜，可以說展現了當下塞內加爾社會復雜豐富的女性面貌。你認為對她們來說，當下塞內加爾的女性面臨的最大的困境是什么，要如何突破這種困境，庫姆巴代表著你對她們的期望嗎？

迪奧梅：是的，庫姆巴代表著我對女性的期望。要改變女性的現狀，無論是在非洲、歐洲、美洲還是亞洲，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讓女性接受教育，教育是一把鑰匙，要讓女性能夠手中握著知識這把鑰匙，去尋求自己的自由。在我個人的成長經歷中，上學改變了我，因此在小說中我也希望展示受教育如何改變人，使他們成為更好的自己。

塞內加爾女性現在面臨的最大困境就是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沖突。我非常幸運地不僅接受了學校教育，還在祖父母的陪伴下接受了塞內加爾傳統文化的教育。我認為在面對傳統跟現代沖突時，不應該完全丟棄傳統文化，也不應該盲目接受所謂現代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非常重要的原則。

現代女性受到教育，有好奇心，關心女性權益，但傳統女性可能難以接受這些變化。庫姆巴是一位受過教育的新女性，對外界充滿好奇心，但她的婆婆卻堅持守舊，對周遭的變化視而不見，她所代表的傳統女性無法理解庫姆巴的心態。而擺脫這種視而不見的狀態，最需要的是接受教育。知識的力量讓人們能夠自由地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讓人們可以走出去看世界，只有當我們了解其他文化后，才能審視自己的文化，尋找答案。

除了受教育之外，幫助女性獲得經濟自主權也至關重要。當女性缺乏足夠的經濟自主權時，可能無法養活自己，也就無法擺脫身處的困境。我在小說中也展示了這一觀念，比如庫姆巴最后想到塞內加爾的首都去開始自己做生意，努力賺錢，這是女性意識的一個重要體現。

中國作家網：關于傳統和現代的沖突這個主題也是《桑戈馬爾守夜者》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討論對象，在第十九章，借助庫姆巴和布巴的對話，你描繪了一個想象中的非洲：有著以“泛靈論”的宗教信仰為核心的“非洲靈魂”，借助經濟的獨立與繁榮，掌握非洲自己的命運。在你看來，除了以“泛靈論”為代表的宗教信仰以外，在尋求傳統文化與接納外來文化之外，非洲還需要做什么樣的探索？

迪奧梅：我覺得，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根源，同時開放心懷，接納外來文化。塞內加爾國父桑戈爾有一句話，認為給予和收獲是相互的過程。我們必須擁有自身的文化、傳統或自我認知，才能真正給予他人。同時，我們也要接受其他國家文化中的美好和珍貴之處。只有同時具備這兩種意識，我們才能既給予，又從他人那里獲得。

我從祖父和祖母那里接受了塞內加爾的傳統教育，而在法國學習時，我發現人類基本的價值觀，如愛、和平和互相尊重，在不同文化和民族中都是共通的。雖然我們會遇到不接納我們的人，但也會遇到充滿好奇和態度開放的人。塞內加爾和法國的文化都影響了我，看到塞納加爾的文化和社會有需要批評有的地方，我會發出自己的聲音，比如我在這本書里寫到的這些，同時如果我覺得法國社會有存在問題之處，我也會直接指出來，這是作為公民的責任。

所以回到你的問題，如果說我認為非洲需要做什么，那么應該就是穩定內核，知道自己的文化從哪里來，但同時也向外部世界張開懷抱，吸收外部世界美好的寶貴的東西。

中國作家網：我個人非常想問的一個問題就是我拿到這個書的時候，它的名字就讓我想起了文學史上非常出名的“守夜”，或者說“守靈”——《芬尼根的守靈夜》，它們似乎也有一些相似之處，同樣是關于夜晚與死亡的敘述，生與死的界限模糊，語言充滿了夢境般的囈語，甚至它們所共同追尋的超越社會約束的“自由”也有共通之處，我們是否可以說，你的寫作、或者《桑戈馬爾守夜者》的寫作受到了喬伊斯或西方意識流的影響呢？你認為自己的寫作有怎樣的文學史脈絡和文學繼承？

迪奧梅：我沒有閱讀過喬伊斯的《芬尼根的守靈夜》，我在寫作《桑戈馬爾守夜者》的時候其實刻意地避免去閱讀與死亡、哀悼有關的書籍，以保持一種純粹的創作沖動。我的創作靈感來自于2002年喬拉號沉船事故，但因為擔心即時的創作會傷害遇難者家屬，因此選擇了在多年以后才開始寫作這個故事，最終在事故發生17年后才出版這部小說，我希望通過這樣一種記憶和記錄去安慰那些失去親人的人：這是一個集體的創傷，一個國家的傷痛，我們并沒有忘記他們，我們和你們一同哀悼著、緬懷著。

回過頭來，我想感謝你把我的小說同喬伊斯的小說進行比對，這對我是一個巨大的鼓勵。同時這樣的情景也可以體現出我們所處的是一個世界化、全球化的時代，我們現在身處北京，我是一個塞內加爾人，在斯特拉斯堡上學，而我們現在坐在這里談論喬伊斯，在地圖上你就會發現這是幾個多么遙遠分散的“點”，但是最終因為文學匯聚到了一起。也許有一天你去到塞內加爾，也能在那里感覺到跟在自己家里一樣，因為大家的共同語言都是文學。這也是我一直在寫作中所呈現和強調的。

中國作家網：最后，您希望對中國的讀者說些什么？有什么樣的期待？

迪奧梅：這是我來的第三天，我感覺我一直不斷地在吃各種美食，我希望我的讀者們也能夠花這么多的時間來讀我的書（大笑），開個玩笑。我非常感謝來到中國之后大家對我的熱情接待，中國的文化對我而言充滿了吸引力，我上午去了一趟故宮，簡直是太美了，太壯觀了！

我也非常感謝我的讀者，作為一個寫作者，有時候會覺得自己孤身一人，作者需要不斷地在作品中提出問題，有時候這些問題也會讓我感到害怕，但是我知道讀者在讀這本書的時候會跟我一起思考，一起關注這些問題，這讓我獲得了巨大的勇氣，我非常感謝中國的讀者能夠注意到我的作品，甚至閱讀我的書。我對中國的讀者能夠帶著自己既有的文化來閱讀我的書感到非常感動，相應的，我也希望我能夠把塞內加爾跟法國的文化當中最美的部分作為一份禮物獻給中國的讀者。感謝你們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