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作家李唐、龐羽、王占黑、楊知寒、王蘇辛、廢斯人、陳春成、穆薩等已在文壇有一席之地，但依然存在著怎樣從“影響的焦慮”中突圍的問題。這不是說他們沒有寫作的欲望與創造能力，也不是說他們的寫作視野狹窄與逼仄，更不是說他們寫作技術不夠圓熟與自如，而是說他們對面矗立著堅挺的一時難于超越的文學塔尖。文學界從“90后”往前數幾代，不僅前輩的創作實績對后輩能夠形成壓力，更重要的是前輩作家各個領域的屹立與開拓，更容易讓“90后”作家形成視域枯竭的喟嘆，超越是難事，另辟蹊徑也非易事。“焦慮”需要“突圍”，“突圍”需要審視。

一是如何對待生活。小說家不可能掌控生活全部，但可以有限度地進入生活，做生活的記錄者、干預者和審視者。記錄是作家介入生活的最低層面，如攝像機般掃描生活表象，可能波折溝坎、風浪云急也會一覽無余，但其與新聞報道無異，對作家而言，多是一種材料的累積，是一種見識的擴充，算作是與生活的平視與直面。干預與審視生活，是小說家帶有強烈情感、價值取向甚或哲學認知的灌注。它雖然也是與生活之間的一種對話，但更具有主動性和主體性。

對于“90后”作家而言，其對生活信息的了解渠道既豐富又貧乏。說豐富，是說他們可以足不出戶，只要互聯網和手機就能廣知天下事，甚至不少訊息稍微加工就能成為一篇不錯的小說；說貧乏，是說不少“90后”作家對于深廣復雜的生活難以真正體驗，生活深層與遮蔽處也很難觸及。這也是他們時常有中短篇佳作，卻很少有叫得響的長篇小說的原因。

社會的飛速發展，訊息的鋪天蓋地，對于“90后”作家而言，他們面對生活之內與生活之外既有挺進之難，也有踟躕之虞。生活變化之快，作家準確而悠然地進入生活有些難度，即便能夠摸準某些脈絡信息，可能在尚要深掘時，現實面相又變化出新的風貌，這可能會迷惑諸多定力不夠的寫作者。再者，全球化、智能化時代，貌似世界一統，但囿于國情、文化、習俗等，現實生活也呈現出紛亂萬象狀態。不少作家可能會援引從西方作家“拿來”的寫作認知與技藝技術，干脆利索地將捕捉到的淺層信息寫就成不錯的作品。技術成為遮蔽思想貧乏與生活薄弱的面紗，終究不能長久，因為小說不是技術匠造的空殼，而是思想、內容與形式渾然無罅的融合體。

二是如何對待故鄉。對于這個話題，或許會引起爭議。一是在地球村、城鎮化的現實大背景下，流動成為主色調。基于生存、生活層面的移動，他鄉即故鄉。“90后”作家如果說沒有故鄉或者說有故鄉都是合情合理。二是或可認為，寫作本來就是一種精神的活動，何必一定要形塑一個精神原鄉？事實上并非如此，作家一定要有“故鄉”。這里對故鄉的理解，需要我們既在地理學、社會學層面去解讀，又要在人類學、文化學層面去想象。

一方面，故鄉是作家寫作的原點和基點。故鄉風景、風俗、風情是作家寫作最為牢靠的資源。作家的故鄉書寫，風景名物、人物、方言皆成為小說主要情節架構。對于作者來說，作品的辨識度顯現得較為容易一些；對于讀者來說，閱讀即為心理旅游；對于研究者而言，于其中可以窺見作者之身份建構與地域認同。地域的多樣性，自然說明文化的多樣性，隨之也能帶來文學的多樣性。另外，故鄉也是情感的生發點。作家身離故鄉，臍帶剪斷了，并不意味著全然脫離母體，家鄉之文化秉性依然會如影隨形。這對作家創作而言并非壞事，這就是所謂的精神原鄉，無論是皈依還是跳脫，其必然會塑造作品的文化性格。

另一方面，故鄉是寫作的切點與落點。作家邱華棟稱自己是一個“沒有‘故鄉’的作家”。這并不是說寫作與“故鄉”純然無關，而是說他不愿把故鄉固化為純粹地理意義上的“出生地”或某一特定的精神原鄉。小說創作是想象力爆發的產物，但也并不是說故鄉的存在會局限想象力進而影響創造力。寫作者都會為自己營造一個啟動敘事的場域，其中人物眾像、事件痕跡皆與相應的場域契合，實際上也與作者自己某種吸納攸關。這也是一種“故鄉思維”，只不過不再局限于出生地而已。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諸多“南上北下”的作家，或回望自己出發之地，或經營生活之地，其實質依然是故鄉思維的結晶。或許有“90后”作家認為故鄉思維是一種固化思維，不適合行走的現實，也桎梏著隨時仰望的精神信仰。于是，我們看到不少輕簡的作品，只有虛無的游離，只有琳瑯滿目的灰墟，沒有風景的沿途，沒有名物的依附，這或許符合無所歸依的現實，具有現代性特質。但作家不僅是世俗的觀察者與見證者，更要超越世俗庸常為讀者筑建靈魂之鄉。再者，故鄉的寫作不僅是傳統，也能現代，更能形成一種與大眾、主潮相間距的空間化視角與視域，為作家構造獨特的文學品質。

從代際來看，“90后”作家相較于前輩有著先天性優勢，作為受教育程度更高且與時俱進、開放自由的一代人，如果能卸下“攝像機+復印機”的包袱，扎根大地，扎根人民，寫作一定會有根依，有棲居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