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南城是個出故事的地方。近百年來，林海音、張恨水、肖復興等多位作家的多部作品留下了他們對此地的珍貴記憶。這些作品，無非是想在讀者心中構建一座城市烏托邦，把胡同建構成美好的童話世界。

寧肯的小說集《城與年》，亦以北京南城為書寫空間，時間則限制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這是一個動蕩不安、充滿不確定性的年代。小說主人公是一群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孩子，作者著墨最多的是黑雀兒和他的兄弟黑夢，以及他們的父母。這一家人，父親在一家醫院做臨時工，母親瘋娘是家庭婦女，精神還有些缺陷，他們家的主業似乎是拾破爛兒，撿垃圾。黑雀兒兄弟就生長在這片貧瘠荒蕪的土壤中。物質生活的貧困傷害的可能只是他們的身體，而精神生活的貧困則造成了他們人格上的扭曲和變異。黑雀兒這個人物所顯示的生長軌跡，很好地詮釋了這一代青少年成長過程中環境的殘酷。它不僅是家庭的，也是社會的。

我讀這部小說，感覺黑夢這個人物比他哥哥黑雀兒更加意味深長。這還不僅在于這個名字給人的聯想，夢是人的希望所在，而夢之黑暗，是不是比白天陰霾的昏暗更能給人一種絕望感？進而我們會看到，作者對這個人物的設置，可能還有更深一層的考慮。他在開篇特意寫到一筆：“四十年后我在鏡中看著他，他也老了。”我不認為這是個閑筆，在這里，作者提醒我們注意，黑夢既是小說的敘事者，也是小說故事的實際參與者。如果考慮到作者的存在，以及作者為黑夢安排了房頂這一視點，可以說，這部小說具有三層敘事角度，這無疑大大擴展了小說的敘事時空，在此，《城與年》就不僅是一部懷舊之作，還是一部現實的思考之作。

還是回到黑夢。他在這群孩子中，年齡最小，個子最矮，是個侏儒，但他看到的東西最多，他的“房頂視角”雖不能等同于作家的“上帝全知視角”，卻大大地幫了作家的忙，當作家在敘事中稱“黑夢”而不稱“我”時，往往是他跳出歷史情境而思考的時候。全書十篇作品，《黑夢》一篇最長，近一百頁，而其他九篇作品中也時時可見黑夢的身影，他在這里幾乎是無處不在的，說明作家對他的重視。在他身上，寄托著作家復雜的情感和期待。黑夢在這群孩子中無疑是個另類，他是他們中唯一一個對文化有“追求”的人。對他來說，能撿到一本書就是他的福音：“極偶然撿到過一本書，黃色豎版繁體字，整個書都卷了邊，像一種奇怪的刷子，沒頭沒尾，中間穿了一個大洞。”就是這樣一本書，對他來說也是十分珍貴的，他“甚至修復過這本書”，有了這樣的鋪墊，我們便不難理解《十二本書》中的描寫，那個叫秋良的孩子，為什么要用小鬧鐘換小人書。

而黑夢與七姐在屋頂偶然發現的藏滿書的閣樓，對他們來說，簡直就是天堂。我一直在想，作家設計這一情節的用意，他是不忍看到生活曾有的殘酷，而給讀者留下一點慰藉嗎？無論如何，這是書中除《十二本書》外，又一次讓我們看到了希望之光。生活雖然殘酷，但并不絕望，太陽照常升起，總有陽光溫暖著我們。這間小小的閣樓就寄托著作家的善良，它顯示著人類文明生生不息的頑強的生命力，黑夢和七姐在這里不僅享受著文明的滋養，也享受著人類之愛意的滋養。小說寫到了黑夢與三個女孩的交往，七姐之外還有獨闖新疆，尋找父母的小芹和張占樓的女兒張晨書。在那個性貧困，只能以《曼娜回憶錄》或《少女的心》為性啟蒙、性教育文本的年代，黑夢與小芹、張晨書的交往，在作家筆下，更多地表現為少年青春期萌動的性意識，暗示著愛的神秘與如饑似渴。

行文至此，我不得不說，寧肯在《城與年》中書寫的北京南城的故事，區別于許多我們所熟悉的講述北京南城故事的文學作品，他給長期以來所營造的城市胡同烏托邦撕開了一個口子，使我們得以窺見這群孩子成長中的殘酷青春。但他的《城與年》，不是一部紀實作品，不是非虛構，不是個人的回憶錄或口述史，而是一部純正的小說。這是因為，他在小說中更多地直呼“黑夢”的名字，這時的黑夢就不是“我”了，而是“他”，是作家筆下的書寫對象，是他的“他者”。

這也體現為寧肯寫作的另一特點，即他處理記憶的方式——理性加詩性。既然是理性的，也就不是實錄、寫實，而是對記憶的反思、重構，表現為夾敘夾議，議論風生，以及他對歷史、現實、人性、人生的批判性思考。他的敘事又是詩性的，但不是一味地淺薄地抒情，而是骨子里的脫俗向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