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這本二十萬字出頭的小說，分別上下兩部分。上部，寫于2023年1月到9月。下部，寫于2022年的1月到7月。不以寫作順序進行編排，只以成色的主次來分。土廣寸木，顧名思義，是對“村莊”兩個字進行的拆卸。也表達了這本小說的主題，從不同的視角，對村莊進行解剖。解剖這兩個字，不夠準確。但此刻，我也只想到這個物理化的表達。

作為一個村落，辛留村，無甚特別，不起眼。三百多戶在籍戶口，七八百名村民。不少青壯年及老人，已經搬去城里謀生或是頤享天年。留在村里的，自然也并不是因為留戀或所謂的鄉愁，更多的是出于現實的考量，沒有能力去外鄉或城里，讓自己的生活更有奔頭。這個自然村，正在政策的指導下奮力進行著“美在鄉村”建設。從外觀來看，磚瓦房整齊劃一，水泥路縱橫交錯，觀賞樹木點綴其間。總之，不夠破敗，也難言體面。那么村民們曾經或現在擁有著一種什么樣的生活？他們的內心世界又是什么樣子的呢？而這就是我寫這個長篇的初衷。

若把我這本小說，和過去幾年的鄉村題材的小說進行對照。“辛留村”仍舊是重要的發生地，《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眾》《王能好》里的人物，也繼續在串場，留下自己風塵仆仆的身姿。在進行了長達四五年（2017年底開始《余事勿取》到2020年底完成《王能好》）的寫作，我自然陷入了一種疲沓。好在經過一年的修整（2021年完成《沈穎與陳子凱》），發現鄉村題材（以我的經驗）還有更多可以挖掘的地方。

首先，過去，我總是以小說化的筆法，去書寫鄉村，或是礙于時節的限制，村民的日常生活又被我忽略。而，其中的“我”也是缺失的。我總是以第三人稱，站在客觀的立場去觀察他們。那么，活生生的我，并沒有參與其中，這讓我多少有些遺憾，下筆也不滿足。長篇的下部，我首先調轉思路，以“我”為敘述者，以月為單位，用“我”和老付這對母子的生活為主，涉及到的其余村民為輔，貫穿一年的鄉村生活，里面包含了農事生產、婚喪嫁娶、基層政治等，以文字紀錄片的形式，來展現各方面。以求達到，對過去書寫的補充。

寫完長篇下部九萬余字的成稿，我陷入嚴重的自我懷疑。一方面，是過度透支自己。二，我頗為沮喪地意識到，我對過去的素材有些重復利用。經過半年的短篇寫作，盡可能虛構和刻意來遠離鄉村的題材后，2023年1月份，對“村莊”的剖析上，我又找到了一種新的角度。不對準具體的人和事，不以通常意義上的人物延續來進行長篇的敘述，轉而對準了事物或是地點，由此勾連出世事百態。從“饅頭”“酒”“人肉”“屎”“福利”“混子”等這幾個主題，作為章節進行書寫。由此，這上部和下部，才完成了我文學意義上對“村莊”的拆解。

站在2023年的尾巴（11月中旬），來總結今年的創作。我并沒有任何的欣喜和成就感，我的確勉力去完成了自己的東西，卻沒有呈現出我腦海中的全貌。這種落差，總是讓我郁郁寡歡。艱難和猶疑，大概就是我的常態。當然，我在回望自己時，流露出一絲的滿意，這更多的是堅持去寫，得到一種勞工式的自我肯定。但文字中體現出的焦灼，又很難一語道盡。我不清楚其他的作家，在四十歲將至時的創作心境如何。就我而論，反觀自身，我體會更多的是無力感。堅持去寫，進展緩慢。甚至是在疲憊的狀態下，下意識去完成。我已經很久沒有松弛和輕松的態度，去面對當下的寫作，獲得單純文字上的快樂。令我苦悶的一點，如今的文字又顯然比過去更為精準。如何去處理這種對立呢。拋開文學。我的處境并不是一個特殊的例子，放眼四周，眾人都籠罩了一種短促的氣氛中。呼吸短促，生活短促。我的這點寫作上的困擾，相對于日光下那些奔勞的人們，并不值得多去在意。

2023年行將過去。留給我，似乎就是這些文字。我總在懷疑，文字的意義，也懷疑自己的動機。笨拙，沉浸在文字中，似乎又更自洽。可能就是需要去做一件事，把這些幽暗呈現出來。它顯然，導向不了光明，也無力去激勵著什么。這一年，除了寫，閱讀也更側重文史類，心想從那些久遠的歷史縫隙中，尋覓或渺小或身影高大的人們，以他們的人生，去獲得一種慰藉，叩問自己，前路又有什么在等待著我們呢。

結論總是如此的悲觀。但愿我只是陷入了自己的生命危機中，并不具有普適性。不論是迎面而來，還是在身旁結伴同行的人們，我們都不是在做些無用功，那些愁苦和內心的掙扎，最終也不是卑微的耗材。年初，給自己定下的行為格言是，行樂須及春。樂，并不容易尋到，就更別去行了。至于春，嚴冬來臨。春，還在我們焦躁地張望中，并不現形。

2023，11

（本文為《土廣寸木》后記，經作者授權后刊發，標題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