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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營造學社在川康古建筑調查中考察的第一座漢闕——高頤闕（攝于1939年）

在四川劍閣縣與閬中市交界處有個香沉鎮，香沉鎮上有座始建于元代的香沉寺。在香沉寺左山中丁袱上的題記里，赫然寫著梁思成、梁思永兄弟二人的名字。

1939年11月，中國營造學社在開展川康古建筑調查途中，梁思成一行曾到過香沉鎮所在的劍閣縣，但未到過香沉寺。營造學社于1930年2月在北平正式創立，朱啟鈐任社長，梁思成、劉敦楨分別擔任法式、文獻組的主任。學社主要從事古代建筑實例的調查、研究和測繪，以及文獻資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編輯出版《中國營造學社匯刊》。

1938年春，歷經兩年戰亂輾轉，中國營造學社在昆明復社。1939年8月27日，營造學社冒著頭頂的飛機轟炸，開啟了四川、西康古建筑調查活動。本次調查，梁思成一行沿川陜公路北上，調查了廣漢、德陽、綿陽、梓潼、劍閣、昭化、廣元，再順嘉陵江而下到閬中、南部、蓬安、渠縣、南充、蓬溪、遂寧、大足，由重慶回到昆明龍頭村，前后歷時173天，走訪了巴山蜀水35個縣市，調查730多處漢闕、崖墓、摩崖石刻、寺院、祠廟、塔剎等古建筑、古遺址，拍下3100多張照片。

本書作者蕭易熱愛地理尋訪，對川蜀大地的古建筑古物件如數家珍。他擅長鉤沉歷史，文章貫通古今，此前曾出版過《尋蜀記——從考古看四川》《影子之城》《空山——靜寂中的巴蜀佛窟》等著作，受到學界高度關注。十多年前，蕭易發現，在梁思成先生遺孀林洙女士手中還保存著營造學社川康古建筑調查的照片，欣喜萬分，于是決定重走營造學社川康古建筑調查之路，試圖拼接出80年前川康古建筑、古遺址舊貌。需要著重說明一點的是，同為營造學社重要成員的劉敦楨有寫日記習慣，這讓那些生冷的照片變得生動起來。蕭易據此在每章節前繪制當年的調查路線草圖，依時間線索鋪陳敘事，一目了然。

營造學社田野調查的艱難程度在今天很難想象，一方面日軍飛機在頭頂狂轟濫炸，另一方面由于連年兵燹，國窮民困，川康地區雖然不是抗日前線，但交通、生活條件同樣差至極點。一路上，考察團成員不得不與灰塵、陰雨、臭蟲相伴。在那些照片中，原本意氣風發的梁思成，常常“灰頭土臉，一臉倦容”。盡管如此，考察團一遇上古建筑古遺址，總是立馬精神抖擻，倦意全消。除了旅途與生活的極大不便，調查工作也頗為艱難，各種資料殘缺，許多信息的獲取只能靠考察團“察言觀色”和“道聽途說”。限于時間關系，營造學社常常“只能沿著官道、驛道做調查”，如此以來，難免錯失許多地方。

蕭易的重走，并不是對歷史的簡單重復。這次重走，是對故人當年思想的再探索，對那些照片背后隱藏的敘事再挖掘。在尋訪夾江千佛巖后，梁思成記載“大小百余龕”。而在1958年當地文物單位統計石窟數共220龕。上世紀80年代學者考察編號卻只發現162龕，兩相對比，“半個世紀中，千佛巖50余龕造像已經不翼而飛”。經過一番調查，原來是上世紀60年代，當地為建設氮肥廠，就地取材，一批佛像理所當然地成了建筑原材料。那次考察，梁思成始終懷有一個強烈愿望，那就是希望發現宋元建筑遺跡，可最終只能抱憾而歸。蕭易發現，梁思成并非沒有與宋元建筑接觸，只是限于資料原因未及考證，未能識得廬山真面目。在考察峨眉飛來寺時，梁思成覺得“隱有古風”，卻因缺乏證據，只能謹慎地將其歸于明代。蕭易補充了自己的調查，飛來寺“1983年維修時，工人在飛來殿前檐角梁上發現了帶有‘元大德戊戌年’題記的鐵釘。大德是元成宗年號，大德戊戌為1298年，這個發現也將飛來殿的年代拉回到了元代”。由此可見，營造學社的嚴謹治學態度令人敬佩。再者，運氣并不一定會眷顧那些勤奮和努力的人，同樣的失之交臂在后來的考察中仍然時有發生，只是限于信息短缺閉塞，考察團始終并不知情。例如在考察梓潼七曲山文昌帝君祖庭時，梁思成他們根本未曾預料到“公路對面還有座元代盤陀殿”。

蕭易重走后發現，“除了飛來寺在峨眉城邊，四川已發現的宋元建筑大多地處荒野田疇，且以家廟為主，這才能熬過王朝變遷與歲月流逝。顯然，營造學社步履匆匆的考察，并不能覆蓋四川廣袤的土地”。文頭提到的香沉寺因為與考察路線相隔甚遠，雖然1939年11月，梁思成、劉敦楨一行確曾到過四川劍閣縣，但與近在咫尺的香沉寺依然失之交臂。至于丁袱上題記里的名字，只是歷史上的一次有趣巧合。歷史就是這么有趣，香沉寺的建設主人們“怎么都不會想到，700多年后，會有個同名的年輕人在蜀地尋找宋元建筑；而梁思成也怎么都不會想到，他的名字會出現在夢寐以求的宋元建筑上”。

在一路目睹古建筑的瘡痍后，考察團既為這些古物年久失修頗為惋惜，更為一些地方頻頻拆除古建筑之舉極為疼心。在離開廣元前，梁思成、劉敦楨“專程去縣政府，請求保護千佛崖。這件事的結果，劉敦楨在日記中只字未提，可能又與之前的經歷一樣，碰了釘子吧”。在戰火紛飛、民不聊生的年代，一個人的生命尚且難以得到保障，誰還管得了這么多。

80年過后，當年被營造學社探訪過的古建筑，有的得到了較好保護，如遍布渠縣的漢闕；有的則被開發性保護，化身旅游景點；有的因為種種原因，或挪作他用，拆除殆盡，消失在歷史的深處，當年的那些照片成了最后的定格。書后，蕭易以20組照片進行了新舊對照，物還在，人已非，令人感慨甚多。

蕭易的重走既是一種懷舊，更是對前人嚴謹治學精神的一次行動式膜拜。事實上，田野調查在民國早成風氣，營造學社的調查只是民國學者風骨的普遍表象之一。1929年，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陳翰笙領導了第一次無錫、保定農村調查。1936年秋，社會學家費孝通根據在吳江的調查結果，寫出了被譽為“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的經典之作《江村經濟》。而澳門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王笛近年來先后出版過以成都為主題的《茶館》《袍哥》《消失的古城》等極有影響的研究著作，其信息源頭主要來自于1943年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學生楊樹在成都社會實習形成的畢業論文。

回到文頭的話題。我們不妨大膽想象一下，即便梁思成當年有幸光臨香沉寺，限于資料信息等原因，他也未必就能識得香沉寺是元代建筑的真相。不過，倘若梁思成有幸看到香沉寺丁袱中題記里有自己和弟弟名字時，或許會對這種跨越時空的機緣巧合抱以輕松一笑，為這趟調查平添一點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