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新干線”歷久彌新，可以說是《十月》培育文學新銳的一個品牌欄目。從我最早關注它算起，大概已有近十年。在這里我讀到了諸如向迅、馬小淘、王蘇辛等一批青年寫作者的讓人驚嘆的文字，甚至到后來買過他們的小說集，寫過他們的部分書評。

新出刊的《十月》2024年第6期，在“小說新干線”欄目，一次性推出了七位“00”年左右作家的小說。他們大多“面孔”陌生，似乎也只能算是未名寫作者。通過仔細閱讀這七篇小說，我感到這一代青年寫作者的小說類型與題材在發生變化：他們與現實走得更近，有的甚至不再是單一的、家族式的成長敘事。

首先，對現實生活的細微體察與描摹，標志著青年寫作的一種“回歸”。《殺手皇后》以其內心獨白與自我反省的敘述方式，寫了十九歲的“我”在東京的一段留學生活。在孤獨、失意、陌生的環境中，“我”先后與胡沁、“殺手皇后”氣質的女孩沈佳怡和“鴨子”相遇，“我”與他們約會、寫信和交往，他們帶給了“我”短暫的、不一樣的生活，共同見證了孤懸海外的迷離與彷徨——盡管到最后“我”只能遙祝他們幸福和平安喜樂。這段飄忽、無奈的悲情故事，既寫孤獨與對愛的渴望，又反映出青年一代與這個世界的復雜關系。

《火山在薄暮中起舞》《吟秋居士圖》和《一家》三篇小說，直接關涉現實生活，以青年的目光凝視成年人的內心世界與生活際遇，是真正意義上的“現實一種”。《火山在薄暮中起舞》以女孩馬小真的視覺，寫幾個人到內蒙古旅行的故事。同行一個戴著羊頭面具的“羊頭大叔”引起馬小真的好奇，她并不知道這個名叫楊三玖的父親因愛女自殺而萬念俱灰，他說這次旅行是到夢中的烏蘭察布火山尋找自己丟失的一只羊，但卻被眼眸低垂的羊改變了自殺的初衷。在這篇飽含悲情與詩意的小說里，溫順的羊是一種隱喻，火山、草地是一種具象，失獨的父親和不一樣的父愛才是小說要表達的主題。《吟秋居士圖》寫一個名叫陳吟秋的中年男人從單位辭職后的生活與心路。辭職原本是逃離職場和精神減壓，然而一頭扎進股海也未必能夠劃出一道道優美的弧線，于是空余時間鉆研佛經漸漸成為一條新的去路。然而他的老婆馬心紅卻整天忙于社交，搭建起姐妹團、業余戲曲團和微信群，業暇常常約姐妹們一起喝茶、聚餐、演唱和旅游，反倒在熱鬧中實現了一種看似世俗的人生價值。其實無論職業與生活都是修行，“圍城”內外，心安便是歸處。《一家》是一個“聽”來的故事。對門女鄰居在家具商場賣櫥柜，她男人是開公交車的。但女人憤怒的叫罵聲從門衛處傳到樓上來，又時常從樓上他們的房間傳向四鄰。我們從叫罵聲和民警的介入中，得知這家兒子智力不健全，在學校遭遇欺凌時睪丸受傷，因此叫罵聲幾乎成為他們日常的全部“底色”，由此揭示出底層生活的艱辛讓人感到無比悲憫。

其次，不得不承認，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成長敘事仍然是青年書寫不可或缺的一大主題。本期《威士忌酸》和《被解放的胡巴》依然是青年書寫的成長敘事。前者以張佳也說我酒量不好開篇，將我從一個聒噪的圣誕夜和朋友中拯救出來。接著很快交代老錢和陳海的生活——他們經歷的事總是很多，身處人類理性的兩種典型，卻有一個共同點是愛喝酒。在之后的敘事中，現實與過往相互交織，四個人的交集像在不經意間發生，若即若離，若明若暗。因此這是一篇毫無頭緒的碎片化的敘事，顯示出當下青年人心靈世界的情感新質和人際交往過程中的幽微。與本篇不同的是，《被解放的胡巴》似乎更接“地氣”，是“實實在在”的成長書寫。爸媽離婚那年夏天，“我”成了整日跟表哥滿街跑的野孩子。之前父親如果哪個晚上沒有喝醉，常常會痛罵“我”是婊子養的臭貨。父親賣掉家里的東西看病，病好之后喝酒喝得更兇，看見“我”就打，因此我們四處浪跡。這些敘事，反映出底層特殊家庭孩子在暴力下的野蠻生長，包括表哥和蓉姐等人，同樣擺脫不了少年時代的孤苦命運與內心恐慌。而表哥企圖改變命運的不屈與抗爭，卻把自己推向了更加黯然的不歸之路。

再次，魔幻、科幻與懸疑，一直是眾多青年在寫作中不斷拓展的敘事疆域。《我們不應該在夏天起舞》應該是有別于本期其他六篇小說的個性化寫作。在青年作家南音遼闊的筆下，無論是外殼與內核，都裹挾著濃郁的科幻元素。在長達一百年前后的時間與空間里，果丹皮少女都扮演著人們眼睛里的“歷史”，她在廣場上跳舞，身體里潛藏著科技的秘密，讓所有慕名而來的游客都驚艷不已。她的丈夫路路通的職業是販賣黑夜，薪水少得可憐，他們擠在小房子里維持著生活。后來她失去了工作，整日在家里蒸杧果干，把心思全都放在女兒的身上，不再像機器人那樣在廣場跳舞了。這篇小說在科技高度發達的外殼下，通過對歷史、現實和人性的多重維度的探索，表達出人們在未來同樣難免遭遇心性異化和生活的孤獨與疲憊。

面對當下炙手可熱的青年寫作，一些觀點普遍認為，部分“90”后、“00”后作家更注重想象力和象征意味，他們中的佼佼者常常將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風格較好地融合，通過象征、隱喻、變形、夸張等手法表達當下生活的一些深層次感受，總體上都蘊含了一種嚴肅的現實主義精神。但也有一些“90”后、“00”后作家則容易“異化”，時而墜入云里霧里的敘事實驗，時而跟隨一些常見的現實題材照貓畫虎，以此充分發揮他們學歷較高、受過專業訓練的主體優勢，彌補其較為單一的成長敘事和歷史感較弱、現實經驗不足等短板。

然而，當我認真閱讀本期七篇小說時，都程度不同地顛覆了我對上述稍顯“概念化”的評價的贊同。我不禁為之一振，盡管這些20歲出頭的年輕人在小說的寫作技巧、敘事風格等方面尚有提升的空間，但他們的整體水準超乎了想象。令人驚喜的是，當下一些青年寫作在逐步轉型，像早年先鋒文學回歸現實主義題材一樣，或者說他們從一開始就意識到這是一種“誡命”，重新回到現實觀察和現實題材寫作，用青年的思考看待現代社會本質和家庭生活的本來，如本文所解構的前四篇小說。再者，“成長”書寫，特別是《被解放的胡巴》，盡管沒有擺脫“父親的形象缺失，猥瑣而兇惡，父親與子女水火不容”這樣一個“公式化”的苦難書寫的窠臼，但本篇敘事頗為深刻，具有切膚之痛。《火山在薄暮中起舞》則完全寫了一種父愛，子女的不幸傷痛的不僅僅是自身，而是自身之外的血濃于水的親情。

卡爾維諾說，“每個青年作家的誡命是表現他們自己的時代”。在本期七篇小說中，現實題材給人意外驚喜，成長敘事也帶來了難能可貴的感受。特別是《殺手皇后》與《我們不應該在夏天起舞》，無論是敘事主體，還是敘事手法，也許更切合青年寫作的典型之路。這些都是他們“誡命”所具有的明顯優勢，應當勇往直前，鍥而不舍地去探索和追求。

宇宙芒芒，山川杳杳，大千世界，斑斕多姿。青年書寫寫什么無關緊要，怎么寫極其重要。無論什么主題，讓自己欣慰，不讓讀者失望，才是青年書寫永恒的主題，也是青年作家的時代使命和歷史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