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業化時代下，機械化、陌生化城鎮文明瘋狂席卷，這也致使我們內心對遠方村落、舊時鄉土的回歸祈盼愈發強烈。自留地的瓦屋就好似遺留在這快節奏社會下的一片凈土、精神原鄉、生命的最終“歸宿”。它被人性中的真與善滋養著，托舉著瀕臨崩潰的“我”，完成脆弱生命對世間希望的重構。自留地這一符號化的意象在“我”心里也由最開始的“孤島”“渺茫小舟”轉化為無可取代的柔軟港灣。

三公，一個孤寡無根的獨居老人，他是哀傷的，是茫然的，是不群的，但又是倔強的，自然而然的，飽含一種精神的自由與淳樸。我是被拋棄的“孤兒”，家人的不顧，同鄉人的無視，碎嘴婆子的“憐憫”都反映出社會人際關系的疏離和隔閡，是人性中缺乏溫情的一面。三公這個撿拾起一份善用力兜住我的“寡人”就代表著人性中至真至善的美。當兩者的靈魂相碰之時，人情的溫暖就彰顯出了巨大的生命張力。

如果說，內圍情感缺失，缺乏道德與同理心的南屏是城，那么南屏外圍的自留地就是真正的“邊城”，沈從文筆下的精神原鄉。當一個似浮塵沉寂的靈魂為另一個被現實摧殘、折磨的個體帶去撫慰之時，讀者仿佛窺見了作者有意塑造的舊夢世界——一個純樸無邪的“桃花源”。而“我”，徘徊在邊城和城兩者之間的流浪者，作者借“我”的生命體驗構建一種“擁有—失去—尋求”的模式，在兩個元素輪轉之間，對邊城發出強烈的吁求召喚。

《自留地的瓦屋》，“我”從旁觀者的視角觀看三公，到以參與者的身份介入其中，體悟三公靜水細流的愛，最后又被強行抽離，作者在“尋找—體驗—守望”的故事走向中，注重描繪人與人之間的溫暖互動。由于被拋棄而產生的對原來家庭的排斥，“我”多次拒絕靠近南屏，于此，三公也是包容不勉強的態度，留下的是一句“公不會扔下你”的暖心安慰。生動的日常生活描繪和細膩的情感刻畫，展現了這個“邊城”中守望相助的民情氛圍。在陶麗群筆底，“我”所言的內心世界保留的永恒柔軟處是對鄉土美好人性的堅守，是對道德冷漠之風的宣戰。在選擇與何人過年、歸屬何地時，“我”在突然出現的爺爺和三公之間掙扎，就似在城與鄉之同的徘徊，這實際上是對自己身份認同的探索。“我”也最終在自行車行駛途中意識到，那份受鄉土美好人性滋養的根始終無法割舍，于是毅然決然奔向了三公，這份回歸讓讀者在共鳴中感受到內心來自遠方美好人性的強烈呼喚！

即使在小說的最后，看似選擇了人性中最純的善并回歸家庭的母親，也是始終無法擺脫“城”里頹靡之風的影響——將“我”念念不忘的情視作碰上的某種“不干凈的東西”，用最奇的“除蠱”漠視三公人性中閃耀出的光輝，企圖熄滅鄉土真情剛剛燃起的火焰。“我”在出逃中抗議，在對立文化中不斷掙扎，哭著又往自留地跑，這也是稚嫩生命深刻的意識覺醒！兩次出逃，次次吶喊，一次比一次堅定，宣告著鄉土人情終將抵御頹靡冷漠之風！

陶麗群借助兩個漂泊靈魂相助的故事，以人情人性美抵御漠視他人困境的頹靡腐朽之氣。不論是追尋工業化浪潮下，無處安放的心靈應有的安寧，還是禮贊三公質樸情感挽回的人性姿態，讀者都可讀出陶麗群蘊藏在文字之下的對“社會向何處去”和“群體文明向何處發展”的隱隱擔憂。讓我們內心留一處柔軟，以深情回望遠村的自留地，祈盼在路的盡頭重見那個消失的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