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迎春:寫作的教與學是為流水賦形
在近幾年參與高校創意寫作教學與研究的工作經歷中,面對學生對寫作的不同理解和他們各自的實踐,我時常陷入沉思,對一個初試寫作的人來說,天賦以外的訓練到底如何才能有效?尤其是在一切都以多元、不確定的面貌呈現的時代,寫作具有可教性與可學性嗎?不得不說,是學生在一步步給我答案。他們時常向我提出一些細節的問題,問我某某情節的編排到底是A方案好還是B方案好,但更多時候,他們將我逼入角落,追問我究竟什么是文學,什么是文學性。我時常只能以形而上的方式作答,也難免出一身冷汗。每一次問答都是一次自我審視,也是一次沖突、碰撞以及有效的推進。對于他們,對于我,我相信有些東西正在發生變化。
石韞琦的《藍襯衫》以家庭故事的外衣書寫了真正意義上的“成長故事”。小說的結構鋪陳透露出作者的稚嫩,時而有游離之感,遣詞造句依然有不少凝練提升的空間。可貴的是,作者以她的代際經驗向讀者呈現最新也最真實的成長困境。小說采用了內聚焦的敘事視角,試圖寫作孩童眼中的“家族史”。從大姨姥到小姨,做“小三兒”成為一種“家族傳統”,但在十歲左右的“我”眼中,大姨姥和小姨只是美麗、時尚的象征,而“我”選中那件特別的藍襯衫某種意義上是對她們的形象、氣質的繼承與追逐。“我”享受班級同學對我衣著的艷羨,也羨慕著有機會在晚會上出風頭的主持人同學,與其說做“小三兒”是“家族傳統”,不如說,對愛、自由、個性與美的追求是一種在代際間傳遞的信仰。石韞琦大聲疾呼,孩童總是在燦爛的陽光之下處于被壓抑的狀態,但在無人知曉的角落,他們有自己的人際關系、認知判斷、愛恨喜惡,他們在進行著屬于自己的“成長”與“反成長”,也以自身的反抗和妥協成為所有成人的鏡子,這鏡子照出了作為他者的成人“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來”。中國當代文學中不乏以孩童視角進行的創作,但深入孩童內心、真正關切成長問題的書寫乏善可陳,年輕的石韞琦或許可以在這一路徑中做更多大膽的嘗試。當然,她仍然需要厘清創作中的核心問題,需要更多訓練以便熟練操持語言工具,把握敘事的主干線索。
相比于《藍襯衫》,段子期的《遠去的群星》的科幻題材似乎更為新鮮和時尚,然而,因為劉慈欣珠玉在前,他建構的科幻宇宙實在太過宏大和完備,后續所有關于星際的故事都多少顯得局促和保守。《遠去的群星》似乎也意識到了其中的問題,所以選擇了相對窄小的切口。小說前半部分頗有50—70年代文學中家國英雄故事的影子,后半部分則借助科幻的力量完成了對父女情感的另類回歸。小說在“科學”和“幻想”兩個部分都沒有突破性的創新,但以細膩的語言和精準的情感捕捉“講好了一個故事”,也讓逐漸耽溺于激進想象的科幻小說有了后撤的可能。不管文學進化到哪個階段,不管文學將要講述什么時間、空間的故事,作為基底與內核的恐怕始終是人際的關系與情感的政治,作者的溫情熾熱與科幻的飛揚跋扈相得益彰。作者當然沒有“完美”地完成講述,多少顯現出對知識表達與文學敘事相結合的捉襟見肘,然而,作者依舊拓寬了另一重科幻想象的可能,也在此提示讀者,在未來的文學圖景中,那些固守的與消失的,可以/可能是什么。
兩篇小說的行文風格與價值取向皆不同,兩位作者擅長和不足處也南轅北轍,但兩位作者似乎又都在告訴所有讀者,那些留在他們身上的歲月的痕跡如何以文學的方式得以呈現:偷窺成人生活的秘密的那些清晨,與獨自仰望星空幻想未來的那些夜晚,都凝聚為一些筆端的流水。創作是否真的具有可教性與可學性或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教與學之中,那些流水終于生成,它們得以見紙筆、見天日、見自己可以流淌的形狀,由此逐漸清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