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新形態”是習近平總書記從文明發展的宏觀視野，對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與中國式現代化偉大歷程作出的重要觀察與總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展現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是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人類文明新形態”思想的提出，為我們進一步發展與中國現代化歷程相伴相生的工業文學指明了方向。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重述中國工業文學所建構的社會空間、生活方式及審美情趣，需要采取“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新視野。

工業文明是基于現代生產方式和產業體系所生成的一種文明類型，它帶來的是人類前所未有的物質與精神世界，正如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的，“工業的歷史和工業的已經產生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于人的本質力量的書”。“工業文學”正是對這部“書”的生活觀照與審美解讀。具體地說，當農耕社會關于地緣、血緣、人情的觀念被打破，城市化、陌生化及勞資關系構造了全新的世界面目和關系倫理，工業文學直接面對的正是這些新的人物、關系、內在體驗以及精神狀況。在世界文學范疇中，拜倫、雪萊、海涅使工人的生活出現在詩歌中，狄更斯、巴爾扎克以辛辣、細膩的筆調將工業文明重構的人類社會鋪展在人們眼前，杰克·倫敦、德萊塞、黑塞、茨威格、卡夫卡展現了人在磅礴呼嘯的現代生活中的困窘和脆弱，也逐漸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現代敘事和心靈現象學。

中國工業文學的發展同樣有著自身的脈絡與敘事基調，它始終參與著社會整體的工業化進程與情感共振。在歷史維度上，工業化一直在民族獨立、富強的總體目標之中，但近代以來民族工業無法在內憂外患的動蕩中獲得根本性發展。五四新文化運動后，尤其是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勞工逐漸成為被關注的對象，從五四新文化人以啟蒙視角發現和書寫工人，到左翼文學對工人運動的關注和工業主體的歷史想象，都成為那一個文明轉型期的工業文學書寫。新中國成立以來，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艱苦探索中，逐漸確立了門類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改革開放使中國以驚人的速度和活力不斷創造“中國奇跡”，成為全球領先、產業體系完備的工業大國。從文明的視角來看，我們的思維觀念、文學書寫并沒有充分跟上工業的發展實踐。

其一是工業文明與奠基于農耕文明之上的文化觀念、倫理秩序尚未充分碰撞、融合以及再生長，中國的現代工業文明中始終攜帶著傳統文化理念的傾向和慣性。從概念史的角度看，“階級兄弟”的歷史語義、“工廠大院”的生活空間、“家族企業”的組織架構，皆是在工業化的語境中移植了傳統中國“熟人社會”的人際網絡與情感結構，或者說是鄉村秩序的工業化、工廠化版本。在一定意義上，這也是中國工業文明形態的特征之一。而對文學來說，呈現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深層次的雜糅，探究不同文明傳統間在價值與行為邏輯上的根本性差異，發掘人在多重文明并置的現實處境中如何處理這種不期然的沖突與切換、隔膜與留戀，便是中國故事所內生的創作題材與獨特經驗。

但在文學的經典敘事中，工業文明往往被作為可視化的發展建設、進步尺度和公共議題，而其之于個體生命的內在塑造和情感建構則較少得到深入挖掘。《子夜》中從鄉下來的吳老太爺一進上海就去世了；《創業史》中徐改霞進城后便不再被投放關注；《平凡的世界》里孫少平來到銅城的煤礦，鄉村生涯似乎只是提供了他吃苦耐勞的品質，而并無多少處于異質性文明間的主體痛楚和掙扎。除了作者選擇的敘事側重點之外，從文學傳統的角度講，則包含了較為強烈的價值立場和范疇意識。在“傳統”與“現代”的思維框架下，吳老太爺這樣的鄉紳往往被視為“腐朽”“沒落”“滅亡”的代稱，于是他如何面對現代文明的沖擊便不值得關注；在“農業合作化”主題與歷史任務的統攝下，徐改霞進城已超出了既定范疇，那么對她的命運追蹤似乎就偏離了題材的規定性；孫少平的道德完美正是作者要為其竭力保住的品格，過多的內在沖突和精神危機則會有高加林重現的危險。然而這種種主動或被動的選擇，都折射了我們對于自身文化血液中的文明沖突與矛盾尚未投以足夠的關切，而那些無法被硬件景觀與理論話語完全覆蓋的心靈圖景，卻正是文學方可照見的。

其二是工業文明與后工業社會的張力關系尚未得到足夠剖析。工業化作為國民經濟整體結構中的一環，從來不可孤立看待，其增長速度和占比反映著產業結構狀況，并直接關聯著人們的生活方式。據統計，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首次超過第二產業。這不僅標志著產業結構的巨大變化，也意味著從整體上我們正在從生產型、工業社會向消費型、后工業社會轉型，加之區域間發展的不平衡，呈現出前工業、工業、后工業的文化邏輯并置的狀態。而這種交錯、并置以何種方式重塑著當代人以及生活的日常細節，則是文學應該觸摸到的。上世紀50年代，草明、周立波等人筆下的“火車頭”“鐵水奔流”，作為工業化、現代化的標志性意象，不僅渲染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生產、建設的火熱力量，也表達了人們對現代生活的未來想象與激情。而對于成長在后工業社會的世代來說，這些不再引起人們的興奮和集體憧憬。這種感知和審美態度上的轉變，以及不同代際間的情感反應，在文學中尚有待深入地描繪與追究。我們需要從社會結構的變遷、信息化生存、工業文明的邏輯變化等整體性視野加以關注。真正的工業文學，參與著當代生活和現實悲喜，也關聯著某種結構性的、觸及文明轉型中人自身生存狀態的深刻故事。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當代中國工業化與工業文明發展所表現出的壓縮性、復合性、交錯性特點。首先，作為后發的、趕超型的工業社會，在西方經歷了數百年的自然交替的農耕文明、工業文明、信息文明，我們在極短的時間內建成，這本就是人類文明史上的獨特經驗。然而其伴生的問題在于，在歷史悠久的農耕文明和發展迅疾的信息文明的雙重夾擊下，工業文明以及工業社會的文化邏輯并未得到充分舒展和發揮，也尚不及同積淀久遠的中國文化充分融合、再生，相對于“鄉土中國”文化血脈，我們尚未形成整體性的中國工業文明，以及成熟的工業社會文化。其次，在飛躍性的發展速度與文明方式的沉淀、傳承之間，生長著農耕文明、工業文明與信息文明混合、并置的復雜形態。它們共時性地存在，加之信息媒介的無孔不入，令不同觀念系統、價值體系相互沖撞交鋒或分眾化地各自為戰，形成一種既彼此糾纏又“圈地自萌”的復合與交錯。而同時，如同文學思潮的集中涌現，反傳統、再啟蒙與文化尋根，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幾乎同時出現在現代中國的文化空間，它們充滿矛盾又并行不悖地滌蕩和激發著人們的思想活力，工業文明從一開始就背負著中華民族悠久的傳統記憶和歷史期待進入到現代社會，又以非凡的力量和速度展開信息技術及后工業文明的社會議程，因此，“傳統”與“現代”的二元結構很難對動態、共生的中國形成有效詮釋，而在這樣整體性和歷史性的視野中認識工業文明及其在當代中國文明中的獨特位置，也是我們追溯和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抓手之一。與此相應地，中國工業文學所描述的也同樣是豐富的、充滿張力和生長性的中國故事和中國精神。

今日中國已逐漸擺脫了近代以來“落后-追趕”的焦慮模式，正在同世界一道面對人類文明發展最前沿的問題。“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思想命題的提出，體現了一種包容性的歷史態度和面向未來積極開創新文明的開放心態。

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一方面需要在動態的現實中不斷深入和拓展“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內容，同時，可以確定的是以人類為對象必然包含著對各民族國家文明的汲取與借鑒，以文明新形態為旨歸必然包含著對不同歷史階段文明的批判與超越。在“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視野下，對于文學來說，中國工業文明的壓縮性、復合性、交錯性作為人類文明的獨特經驗，蘊含著無限的可能性。中國工業文學既記錄著工業文明內部的新經驗、新現象與新問題，也關聯著工業文明、農耕文明、信息文明之間的雜糅狀況。在對不同價值體系的觀照中，在對新的經驗與情感的描摹中，中國作家具有廣闊的體驗與觀察空間。這種文學要呈現出人類在新的歷史階段中的生存經驗與精神處境。這是不同于19至20世紀西方式的現代經驗，這是21世紀中國的現代經驗，也是新的人類經驗，我們期待新時代中國工業文學能夠將這些新的經驗凝聚為新的經典、新的美學。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學副教授，本文為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1WXB005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