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自然而然：曾孝濂自傳》，感受最深的是樸實、低調的文字，寫出了傳主勤奮、精益求精的一生，其中蘊含著曾孝濂老先生以“一生一世”之心繪自然的情懷。

這些年，隨著作品漸漸進入大眾視野，曾孝濂的事業和成就，或多或少被人們所了解，而讀這本自傳，更能使我們詳盡地看到其求學、成長到成為一名植物科學繪畫師的人生歷程。

曾孝濂的職業生涯，是伴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成立、《中國植物志》的編研工作開始的。他自幼愛畫畫，1959年高中畢業時因故沒能上大學，不過卻意外被招進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在分類室的繪圖組以半工半讀的方式開始接觸植物插圖。他與同一批入職的同事從植物學基本知識學起，了解科屬、辨識植物，為《中國植物志》畫插圖。可以說，他的人生經歷也從側面反映出中國植物科學繪畫在摸索中發展的過程。

植物科學繪畫是植物學的輔助，是個不太被外人了解的行當。中國生物學繪畫奠基人馮澄如老先生，為中國第一代留學歸國的現代植物學家胡先骕、陳煥鏞等人的著作繪制過精準的生物插圖。抗戰期間，他創辦江南美術專科學校，為中國培養了一批生物繪畫的中堅力量。曾孝濂到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工作后，常常通過馮澄如的《生物繪圖法》學習和傳承前輩、同行的技法。

彼時條件有限，絕大部分物種還只能依靠臘葉標本去復原它們在自然中的形態。干標本放在加了水的燒杯里，用酒精燈煮，煮到恰到好處變軟之后，再小心地放在解剖鏡的載玻片上，觀察植物花朵的形狀和構造，包括花冠、花萼、雄蕊和雌蕊，尤其是花絲、花藥、子房、柱頭的形態。接著再剖開子房，仔細記錄內部胚珠和胎座的結構，把這些一一畫出來，并請專家確認。臘葉標本經過脫水、壓扁，與植株原本的形態有所差別，繪圖員需要將它們的自然姿態活靈活現地還原出來，非常考驗技術。

曾孝濂還有一脈師承，那就是經典的《柯蒂斯植物學雜志》。這個創辦于1787年的雜志，兼具研究性和科普性，以版畫形式將科學和藝術融合在一起。他從臨摹經典的博物畫起步，學習西方傳統而精湛的繪圖技巧，逐漸探索自己的風格。曾孝濂引入光感、冷暖和明暗對比，融合中國畫的白描，有時同一幅圖上白描和版畫的特點兼而有之。把光影引入植物科學繪畫，是一大突破，正如曾孝濂在訪談節目里所說：“光是植物的生命，它是一種渴望，沒光影，畫就沒有生命。”

當窺探到一個畫者用什么材料、什么紙、什么樣的繪畫工具以及如何用個人發明的獨特技法作畫，宛如走進他的私人工作室。自傳中提到，曾孝濂早年買不起好顏料，在照相館看到工作人員把黑白照片染成彩色，用的是一種紙本的12色透明水彩，把色紙撕下來，放在調色碟里，加水后便能溶解，給照片上色。因為價格不貴，他也買來畫畫用，顏色多年后都不變。他也試過用非常規材料，比如油墨。在“5·23”項目期間（1967年5月23日，由國家科委和解放軍總后勤部牽頭的研制抗瘧新藥的項目），曾孝濂的畫作大部分是在熱帶雨林中完成的。雨林濕度大，水彩、水粉都不適合，他便將印刷廠車間的油墨分裝在小玻璃瓶里，用松節油調和油墨作畫。近些年，他混合丙烯、水彩、水粉等多種材料作為顏料創作，也嘗試把木刻方法運用到動植物黑白插畫上。受到玉雕廠工藝師的啟發，他還發明了用電磨器在水彩紙上提白提亮的方法，用來處理植物的毛刺、鳥類的羽毛，效果是意想不到的自然。

除了這些專業內容，令人感動的還有老一輩學人之間真摯、深重的情誼。書中提到真菌專家臧穆與曾孝濂的友誼，臧穆對真菌的偏愛達到了如癡如醉的地步，一旦發現昆明植物園或黑龍潭附近有鮮活的野生蘑菇，就會像小孩子一樣興高采烈地跑來找他，倆人帶著繪畫工具一起去現場寫生。“我們之間不唯有師道尊嚴，還有朋友情誼，一幅幅帶著環境背景的寫生圖，就是這份情誼的見證。”

2018年，曾孝濂被診斷為肺腺癌中期，需要去北京復查。出發前一天，植物所的老同事、著名植物學家李恒來到他家。曾孝濂感覺不尋常，果然，李恒有一篇論文準備投給《自然》（Nature）雜志，缺一幅滇重樓的彩圖，希望他到北京后能抽時間畫一下。“我知道《自然》是國際生物學的頂級刊物，此文一定非同一般。我毫不猶豫地應承下來，李恒沒說什么，留下必要的資料就放心地走了。”到北京后，往返醫院做檢查的20多天里，曾孝濂利用檢查空隙的所有時間，在入院前兩天完成了作品，沒有食言。“這就是我們，她若是客套，她就不是李恒，我若是拒絕，我就不是我了。”

2023年初，李恒離世，就在她去世前不久的一天傍晚，曾孝濂在去植物園找漾濞槭（一種極其稀有的無患子科槭屬植物）的路上遇見她，倆人打過招呼便分開了。漾濞槭生長在元寶山頂的一片密林中，晚上沒有路燈，李恒怕他找不到，讓保姆攙扶著，打著手電筒采集了一枝帶著果實的漾濞槭標本，夜里近10時送到他家。這就是他們的相處方式，認識半個多世紀，知根知底，直來直去，“越老越知己”。

《自然而然：曾孝濂自傳》布面的封面設計質樸，內頁用紙也很柔軟，很好地展現了曾孝濂畫作的色彩和亮度。細細讀完，驚嘆于他幾十年來單憑手中這支畫筆，竟完成了這么多精細入微的畫作。從早年參與《中國植物志》的繪圖，到創作《云南百鳥圖》和《云南百花圖》，再到設計多套郵票并獲得國際獎項，為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設計所徽等，繪畫是他的職業、使命，也是他始終如一的愛好，是他將內心對自然之美的感受傳達出來的媒介。

在隨書附的一頁手記中，曾孝濂的一段話尤其值得回味——“在人生的旅途中，每走一步都并非是預先設計好的，要學會珍惜和把握生活中的不期而至，看似偶然的相遇相知，或許會決定你的志向、觀念和人生。”如今，曾孝濂在有余力時，時常出現在公眾視野，分享繪畫心得、指導博物畫愛好者、教授青年一代畫師。自認一生都在坐“冷板凳”的他，可以說把畢生的熱愛，都奉獻給了植物科學繪畫這項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