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真奇妙。我是學農的，對于書法是徹底的門外漢。可能是造物主的安排吧，一次偶然的機遇，讓我結識了書法家王冬齡先生，巧的是，他與我家鄉的朋友胡若隱也是摯友，若隱在湖南寧遠辦了一個舜德書院。請冬齡先生寫了一幅毛澤東的《七律·答友人》留存書院，殊不知，我因為研究《七律·答友人》而出版了《毛澤東的九嶷山友人樂天宇》專著，一來二往，我們成了朋友。

冬齡先生將書法作品及著作贈我，促使我逐步加深了對書法藝術的認識。夏日的一天中午，冬齡先生邀請我到西湖邊茶敘，我向他請教書法的問題，他也問我水稻的情況，其間，他說是在冬天坐在西湖邊的長椅子上看到陽光下的“殘藕”而有了“亂書”的靈感。

冬齡先生認為，亂書是一種融合了草書與抽象水墨的藝術形式，貫穿古今、打通中西，通過超越傳統書寫的限制，匯聚時尚與潮流元素，創作出一種相互穿插、交織的亦書亦畫、非書非畫的藝術作品，具有強烈的視覺沖擊力和藝術創新性。從書法源流上來看，亂書上追“天下第一草書”懷素，近承“當代草圣”林散之。從中西融合上來看，亂書吸納了畢加索的立體主義，貫通了傳統水墨畫的繪畫技法。

中國的書法藝術，是華夏傳統文化的瑰寶。漢字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經形成。一部中國書法史，就是中國書法不斷發展的歷史。從最古老的甲骨文，到金文、大篆、小篆、隸書、章草，到楷書，書法藝術見之于鐘鼎彝器、石鼓碑刻、竹簡帛書、墓志磚壁，以至于瓦當封泥、璽印錢幣，留下了無數譎奇瑰麗的寶藏。這個漫長的演變過程，質言之，就是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過程。

據說書法界有一種觀點，即中國書法藝術主要是繼承，不要輕言發展。

這種觀點，多少受了形而上學的影響。

遙想漢魏之際，在篆隸一統天下時，以鐘繇、張芝為代表的行書的問世，那不是驚世駭俗的發展嗎？ 隨后，王羲之的出現，終于完成了書法藝術由篆隸向行草發展的飛躍。鐘、張和衛夫人、王羲之等，無可爭議地成了發展中國書法的勇士。他們首先是繼承了漢字的優良傳統，勇敢地完善和發展了中國的書法藝術。

今天，書法藝術也應該在繼承優秀傳統的基礎上，去探索發展的道路。

改革開放的大潮，給傳統藝術帶來了新生。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書法藝術就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書家輩出，流派紛呈。新世紀以降，書法界求發展的呼聲漸長。的確，電視沖擊了收音機，沖擊了舞臺戲劇，智能手機和網絡的出現，幾乎沖擊了此前人們生活的一切科技產品。書法藝術怎么辦？ 一百年一千年以后，我們的書法領域，還是守著真草篆隸的祖業過日子嗎？

于是，書法界走出一批勇敢的探索者。冬齡先生便是其中風頭很勁的代表。

據說近日有好事者摹擬金庸小說，排出當代書法界創新的“四大首領”，其中就有“東亂”王冬齡。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期，王冬齡就在南京師院受到前輩書法大師的精心培育。他不僅真草篆隸精通，篆刻、繪畫都有很高的造詣，而且建立了自己的理論體系。要說繼承傳統，王冬齡即便是守著書法藝術的老底，他在當代書法界也會擁有一席之地，閃現出他繼承中國書法優秀傳統的耀眼光輝。

可是，冬齡先生卻在他書法藝術的成熟期，踏上了一條艱難的創新之路。

“發展”與“創新”不是一個人的事。它需要全體或一個有力的群體的努力，方能沖破桎梏，破土而出，破繭化蝶，方能開辟新面，到達彼岸，成為另一座高峰。

“發展”“創新”又需要具有足夠的實力、勇氣和智慧的人，不計毀譽、不計得失，窮畢生精力，一往無前地探索、實踐，方能沖破藩籬，打拼出一塊嶄新的領地。

王冬齡先生就是這么一個人，近日他的《津門問道》個展，熱鬧非常，毀譽參半，這實在是中國書法界空前的一件大好事。

對于傳統書法，王冬齡具有深厚的功底。他師承近代書法大家，繼承了林散之、沙孟海、肖嫻、陸維釗等名家的優良傳統，真草篆隸，無所不精。他也潛心攻研書法理論，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書法理論體系。僅就此而言，他的成就也是當代很多自命不凡的“書法家”難以望其項背的。

可是，他一頭栽進“亂書”的天池，沖刺也罷，嗆水也罷，依然毫不在意，自顧自地向前游去！沒有一種大無畏的精神，沒有一種憑實力的自信，實難想象。

傳統的書家，大都把“書法”作為載體，書寫一種或優美、或震撼、或傳遞一種不朽義理、充滿天地正氣的文字，故得以流傳千古。王冬齡追求的，異于此道。他是當代人。他要隨著時代的腳步，用他獨特的筆墨和膽識，去涂抹一幅嶄新的圖畫。他“寫”出的是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情，自己的好惡。看不懂么？ 不要緊。西方的音樂大師們留下的交響曲巨著，德彪西也罷，貝多芬也罷，柴可夫斯基也罷，有多少人聽得懂他們在說什么？ 可是，這毫不影響他們不朽的存在。

所以，我們看王冬齡的“亂書”，與其說是欣賞書法，不如說是在欣賞一種墨藝。

他不是叫你重讀《正氣歌》，也不是請你欣賞《蘭亭序》，更不是讓你重溫《出師表》。他只是顯示他的力道、格局、章法、疏密、濃淡、疊加、擁擠、追逐……

“亂書”的價值何在？ 何必急匆匆地去評說呢？

天地之大，能容萬物。只有時間才能檢驗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