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日女作家黑孩的長篇小說《下一個車站》（載《清明》2024年第5期）所聚焦表現(xiàn)的，就是現(xiàn)代人精神迷茫狀態(tài)下進退兩難的某種情感困境。或許由于作家已經(jīng)旅日多年，黑孩此前一系列長篇小說的故事背景全都設定在一衣帶水的日本。但這一次的《下一個車站》卻有所不同，從頭到尾的故事背景全在國內(nèi)。小說采用的是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敘述者“我”名叫張可卿，職業(yè)身份是一位作家。雖然不知道黑孩具體的命名原意，但張可卿這個命名卻還是一下子讓我聯(lián)想到《紅樓夢》里那位大名鼎鼎的秦可卿。一個張可卿，一個秦可卿，二者之間是不是存在那么一點瓜葛？“可卿”二字是不是蘊含著那么一點象征的意味？

小說中寫道，去年七月，一次山東威海的筆會上，“我”不期然地結識了一位名叫吳啟明的男作家。身為作家的吳啟明，曾經(jīng)創(chuàng)作過一部題為《孤獨與離異》的小說作品，“《孤獨與離異》這部小說我讀過。有人評價這部小說看似絮絮叨叨，甚至情節(jié)上不見波瀾，但把作者內(nèi)心的騷動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了出來，堪稱當代中國男人的內(nèi)心獨白。很多讀者把這部小說看作是作者的自傳，我也這么認為，并因此斷定吳啟明是個離過婚的獨身男人。”雖然從表面上看，這里只是關于吳啟明這個人的客觀介紹，但其實，正是這樣的貌似客觀的介紹，不僅構成了“我”對吳啟明先入為主的認識，而且更是為此后他們倆之間情感糾葛的生成，奠定了最早的基礎。“我”和吳啟明的第一次直接接觸，發(fā)生在吳啟明的房間里。那天晚上，“我”和王潔媛應邀赴約去他房間閑坐，卻突然遭遇停電，停電倒也罷了，關鍵問題是，吳啟明竟然趁機捏“我”的手。在當時沒有及時做出反抗不說，接下來，“我”居然還要和吳啟明一起去海邊散步。更嚴重的事情，就發(fā)生在這個時候。到了海邊，吳啟明竟然不管不顧地主動吻了“我”。

就這樣，從威海的那次筆會開始，“我”與吳啟明之間，就開始了一段“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感糾葛過程。“我”的丈夫致遠，在有所察覺后，盡管曾經(jīng)試圖有所阻止，但卻似乎還是無濟于事，“我”和吳啟明的情感依然處于某種難以言說的曖昧狀態(tài)之中。如果說致遠此前已經(jīng)因為“我”和吳啟明之間的曖昧關系而和“我”長期處于情感冷戰(zhàn)的狀態(tài)之中，那么，“我”繞道天津，就成為了徹底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不經(jīng)意間被發(fā)現(xiàn)的火車票，引發(fā)了一番預料中的爭執(zhí)。一個不可回避的必然結果就是，致遠慎重地起草了一份離婚協(xié)議書。也只有到這個時候，無論如何都不愿意離婚的“我”，方才產(chǎn)生了某種人生頓悟：“我跟致遠的婚姻生活由和睦相處變質到冷漠無情，歸根到底是我沒有把持住自身的感情，但畢竟跟吳啟明闖入我的生活有關系。說實話，致遠提出離婚并沒有引發(fā)出我跟吳啟明結婚的愿望，相反我開始怨恨他，覺得他給我惹的禍實在太大了，甚至他對我執(zhí)著的愛，也無法安撫我的沮喪和失意。”從常情常理的角度來說，既然吳啟明對“我”緊追不舍，兩人在“我”離婚后走到一起，就是順理成章的結果。沒想到的是，由于“我”對吳啟明心生怨恨，竟然徹底阻斷了兩人之間結合的可能。就這樣，因為一場情感外遇，“我”到最后變成了孤零零的一個人。且讓我們來看“我”的事后反省：“有時候我會想，因為吳啟明的出現(xiàn)和我的不小心，到底使我的人生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呢？”“轉來轉去，就因為不小心多坐了一站地，現(xiàn)在真的只剩下我一個人了。我明白了一點，人生在死之前是沒有終點站的，有的只是下一個車站，而在下一個車站等待著你的，永遠不知道是什么。”一方面，小說的標題很顯然由此而來，另一方面，由于自我反思明顯不夠徹底，所以，真正等到人生“下一個車站”的時候，任是誰都恐怕難以保證“我”會比這一次做得更好。以我所見，導致“我”這一場情感悲劇的根本原因，并不在吳啟明的出現(xiàn)以及他對“我”的窮追猛打，而在于“我”情感態(tài)度上“既想要婚姻，又想要外遇”的那種曖昧、貪婪與猶豫不決。

需要指出的是，作為一部采用第一人稱限制性敘述視角的長篇小說，黑孩在個別章節(jié)竟然違背基本的敘事法則，越界去敘述“我”不可能知道的事情。比如，第14節(jié)，集中講述交代的，是“我”離開后吳啟明和兒子小威的溝通交流過程。問題的關鍵在于，不在場的“我”，根本就不可能知曉他們父子倆溝通交流的具體情況。

（作者系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