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澳門的印象最早來自于萬歷十九年（1591）九月，偉大的戲劇家、詩人湯顯祖被流放，他從南安越過大庾嶺，經過數次轉徙，經山岙（澳門）往恩平、陽江、陽春、徐聞。關于澳門，湯顯祖在詩歌和戲劇中都有所體現。1887年12月1日，葡萄牙占領澳門。而近現代以來，關于澳門我印象最深的是1925年3月聞一多于海外創作的《七子之歌·澳門》，這首詩讓我們極其真切地感受到了澳門暫時離開“母親”之后的剝離之痛以及渴望回歸母體的熱盼之情。

一

2014年，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和中華文學基金會聯合推出的“澳門文學叢書”涉及詩歌、小說、散文、戲劇、評論等諸多文體，這對我們整體了解澳門及澳門文學的歷史傳統、文化生態以及創作現狀提供了有效的平臺，尤其對我們深入了解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之后的“后回歸時代”的文學現實極有裨益。誠如十年之前王蒙先生對澳門文學的評價：“澳門文學正在走向自覺，一個澳門人自己的文學時代即將到來”，“一塊與澳門人語言、生命和精神緊密結合的文學高地，正一步一步地隆起。”（《澳門文學叢書·總序》）

出于個人閱讀興趣和研究方向，我在此只就澳門回歸之后的詩歌談一談個人的一些隨感。

十年來，“澳門文學叢書”推出了“后回歸時代”不同代際、不同風格的澳門代表性詩人，比如姚風、袁紹珊、賀綾聲、呂志鵬、盧杰樺、黃文輝、邢悅、沈慕文、李觀鼎、卓瑪、太皮、席地、洛書、石磊、鄭曉泉等。我要談論的詩人除了熟識的姚風、袁紹珊之外，主要集中于今年剛剛出版的“澳門文學叢書”第五批所收入的席地等詩人。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詩人的籍貫、身份、學習背景、工作經歷以及寫作實踐都呈現出了極其強烈的流動性特征，其中一部分詩人的出生、求學和工作背景與內地以及其他地區有關，由此帶來的雙重或多重語言、文化視野為詩歌創作提供了非常復雜的精神背景，“我在澳門出生長大，廣東話是我的母語，然后又到北京和加拿大學習普通話和英文，現在又在一個常常要接觸到葡文的環境下工作。在不斷轉變頻道的日子中，有時我會陷入失語的狀態，尤其在詩歌創作上，我對我的母語會有一種更為依戀的復雜情感。”（袁紹珊《詩歌永在》）

從文體角度來說，其中一部分作家——比如姚風、穆欣欣、黃文輝、李觀鼎、席地、周桐、袁紹珊、太皮、陶里、楊穎紅、譚健鍬——同時從事詩歌、小說、散文、評論、翻譯的工作，從而也體現出跨界和流動的質素。這種文體之間的互相滲透或互文對應了寫作者超強的綜合能力。

當我們將視野擴展到整個粵港澳大灣區，澳門的開放性、流動性特征會愈發凸顯，人口流動、社會互動、文化交互隨時都在發生，這也深度影響了文學創作以及文化心理。

說到流動性，實則澳門詩人在傳統性、本土性、現代性、開放性、多元性之間也呈現出流動的質素，各種文化融合在一起，從而激活了真正意義上的“對話詩學”。通過互相譯介的形式，澳門對于推動中葡詩歌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我想到了姚風。姚風1958年生于北京，畢業于北京外國語大學葡萄牙語專業，曾在外交部以及中國駐葡萄牙大使館工作，1992年移居澳門。他是中、葡雙語寫作，無論是詩歌創作還是詩歌翻譯、評論，跨語際文化所帶來的優勢是非常明顯的，精神視野也極其開闊。他所翻譯的葡萄牙詩人安德拉德深入人心，與此同時讓我們看到了“詩人翻譯家”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無論是對于生存處境、時代潮流還是現實處境、精神境遇，姚風總是能夠以人類學般的高度帶來思辨、反思和自審的意識，比如“遠處是大海/這巨大的眼淚加工廠/并不知道我的存在”（《題山中一棵枯樹》）。姚風詩歌中的“現實感”以及戲劇化的處理方式是隨處可見的，他對世界、社會、歷史、時代、人類、自然、文化以及生存境遇、精神淵藪的關注、凝視、對話、盤詰帶有深度叩擊心靈的重力。這隨之產生的就是世界意義上的“文明之子”以及“文明之詩”。姚風的詩有時讓我們感受到的是難以言說的重金屬般的打擊樂的效果，偶爾又運用“夜歌”的方式把我們抬升到沉暗而又清峻的智性空間，“而我不是河流，不是大地/甚至千瘡百孔的身體/不是一塊海綿/在水中，我只是一頭容易腐爛的動物”（《黃昏的雨》）。

二

澳門半島很小，但是其特殊的地理、交通以及文化交流上的重要作用是無可替代的，它幾乎涵括了島嶼文化、海洋文化、粵語文化、澳門本土文化以及西洋文化，其包容、開放且充滿活力的文化屬性是有目共睹的。

對于任何一個地區來說，語言和文化都是最重要的，對于寫作者來說這一重要性更是毋庸贅述。顯然，澳門的文化認同意識以及文化主體性無論對于普通人還是文藝創作者來說都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正如姚風所說：“盡管葡萄牙統治澳門逾四百年，但澳門的文化主體性依然是中國文化，葡萄牙語雖然是官方語言，但從來沒有普及到普羅大眾當中去。葡萄牙人帶來了自己的文化，也使之成為澳門文化的一部分，但澳門仍然較好地保持著中國文化的傳承，它仍然是澳門文化的主體。”

在澳門詩人這里，我們看到了他們共同塑造的不同時期的澳門景觀，這既包容歷史景觀、文化景觀，又包括城市景觀、地理景觀、現實景觀、生態景觀，比如半島、丘陵、臺地、海洋、大三巴、媽閣廟、十字門、港珠澳大橋、青州、氹仔島、臺山、筷子基、水坑尾、南灣、東灣、北灣、淺灣、下灣、沙梨頭、蓮花山、東望洋山、西望洋山等。對于澳門詩人來說，這些自然和歷史景觀從古至今已經被反復抒寫過了，而最需要詩人完成的就是祛除“景觀化”，“‘風景一空再空’/在這句話中我已經文學了六次/一個字一次。換種說法//第一次的風景，在我走入之前/尚未化為風水/直至我的眼睛并列在具體的樹上/第二次風景就來了：零度的/一瞬之間，年代感，四肢相繼進入/無意識地嘆了一口氣，第三次風景進駐”（席地《風景一空再空》）。換言之，詩人要重新審視自己對“景觀”的認知體系和裝置，在語言和修辭中去重新發現這些空間以及承載的時間、事物沒有被說出的陌生、未知的一面，通過個人化的歷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重新發明精神標識意義上的時空結合體、地方性知識以及自我意識、存在境遇、人類命運，“車窗外，多汁的太平洋毫無預警地在我面前敞開，/我如蛇類游走于美洲地殼。/注定流血的人生，/只能戚然捧著一顆憂郁的心臟。//在我的家鄉，每顆丟棄的種子都是進口的，/沒有一種水果能代表我的過去，/沒有一種水果能反映我的將來，/沒有一種水果像石榴像女人那樣，/必須經歷擠壓于痛楚。/在我的家鄉，每顆種子乃至每個人，/都曾被狠狠地基因改造過”（袁紹珊《神石榴》）。

諸多詩人不約而同地聚焦澳門的歷史、傳統、文化、地理、自然、城市、金融、房地產、旅游以及切實的差異性的個體生存境遇，在歷史與現實的對視中應運而生的是“記憶詩學”，即對澳門歷史性、現實性的空間和時間的同步深度觀照和記憶，正如馬爾克斯所說：“生活不是我們活過的日子，而是我們記住的日子，我們為了講述而在記憶中重現的日子。”這些詩歌指向了澳門的公共空間、現實百態以及個人生存形態，至于內在化的生命、精神狀態的抒寫就更為繁復了。

隨著時代新變，尤其是城市化、媒介化和后工業化的影響，澳門詩人對區域、城市、人口、語言、經濟、科技、物流、生態等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的立體化的深度抒寫，盡管他們在個體表達方式以及語言、修辭、技藝等方面體現出極其明顯的差異性。譬如關曉泉的詩集《幾多風景換來一句詩》就屬于“澳門特產”，他作為銀行從業人員、反洗錢師、專業財富管理師，其所面對的最顯豁的事實或“詩性”就來自他每天接觸的這些行業、項目和相關工作，所以他的詩歌與金融、股市、數碼貨幣、利率、投資、樓市、緊縮政策屬于“共生”“共命運”的關系。其最為大膽的詩歌實驗是《幾多數碼貨幣換來一句詩》中的“財富”一節，該部分全部由“0”“1”的排列構成，形象而直觀地表達了財富與數字之間的戲劇化關聯。

流動的開放社會、城市空間、現代性時間給生存個體制造了一定的壓力。從歷史意識和生存境遇下考量，我們會發現城市已經成為了全球化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生活在城市的人，他們的寫作不可能不與城市發生互動、齟齬甚至抵牾。值得注意的是姚風等詩人對城市化時代的反復抒情塑造了游蕩者、沉思者和批判者的形象。其間，生命際遇、歷史劇變、時代變遷、觀念融合、文化匯聚都極其復雜地共生、錯動。

三

此次閱讀剛剛出版的“澳門文學叢書”，印象最深的是席地的詩集《第六次回歸花園》。

因為席地既是詩人、小說家也是書法家，所以他的詩歌視野極其開闊而又繁復。在我看來，他與姚風、袁紹珊等詩人一樣代表了澳門詩歌寫作的難度和實績。

判定一個詩人是否成熟和具有標識的重要標準是核心意象、深度意象體系的建立，而席地就屬于這樣的詩人。在這本詩集的第一輯“孩子問”中就出現了“孩子”這樣的核心意象和深度意象。作為精神成人，席地在這些聚焦“孩子”的詩歌中凸顯了極其深刻的省察視角和自省意識，為這些“孩子”設置了諸多差異性的又不乏戲劇化的場景。成人、集體、世界、面具、寫作、命運與孩子、獨立、理想主義、原生、原罪之間的關系在他這里變得空前駁雜而又發人深思，“我說話，是為了使自己/從沉默的重量中剝離出來/當我手指孩子時/便放下了孩子以外的/一整個世界”（《減磅》）。席地詩歌讓我們時時感受到了精神的細微變化、生命意識的延伸以及靈魂在深夜之中的失眠與驚悸。這是一個時時低唱“夜歌”的異常精敏的詩人。席地詩歌的空間、場景非常開闊，而席地的詩歌一直是反地理化和反常識化的，“從澳門開車到氹仔/澳門這個詞在我發動引擎的一刻/便足以被任何一個詞所取代/氹仔亦如是//如果我到達了氹仔/我不介意——就像從未出發/調轉方向盤//我第三次被取代”（《從澳門出發，行駛在路上》）。與此相應，其情感、經驗、超驗以及想象力也指向了歷史、現實、文化、藝術、生存、人性、心理、意識等諸多層面。席地的很多詩歌帶有向詩人、朋友致敬和對話的精神思辨的成分，比如寫給杜甫、佩索阿、艾青、海子、趙野、陳東東、梁小曼、馮晏、毛子、丁成等人的詩就屬于此類。這實則也回應和接續了中國古代詩歌“應和”“酬贈”的傳統，心靈或靈魂意義上的朋友與朋友之間的精神溝通也連帶建立了特殊意義的文化地理和景深。“以上對話時，我們坐在深圳/萬象天地的四樓咖啡廳/梁小曼坐在對面。寫這首詩時/我正在回澳門的船上/讀《紅的因式分解》/忽又合上。輕坐澳門對面”（《坐在澳門對面——贈陳東東、梁小曼》）。可惜，天不假年，席地寫到的梁小曼不幸于2024年11月13日下午4時57分于上海辭世，令人唏噓。

1985年出生于澳門的袁紹珊在2015年參加了《詩刊》第31屆青春詩會，我當時作為指導教師給她寫了一個推薦語：“袁紹珊具有其他年輕女性詩人少有的力度、強度和開闊感。她的詩歌有著對慣常意義上女性經驗的‘反動’，自我意識以及個人史意義上的戲劇性表征也非常明顯。在不同的文化空間以及語言齟齬中，袁紹珊的詩歌既有空間倫理的自我化投射，又有對女性精神潔癖的不滿以及對整體性現代經驗的詰難。多重女性形象的‘變體’疊加、深刻細膩的精神對位過程使得她的詩歌具有閱讀的驚異感。”

袁紹珊的詩歌啟蒙最早是從古詩、粵劇以及流行歌曲開始的。從參加青春詩會直到現在，袁紹珊的詩歌一直保持了對精神難度和寫作難度的雙重追求，一直在個體主體性和個人化的精神想象力的前提下保持有效的發聲，一直對自我和世界的關系保持了足夠獨立和審慎的反思意識。

此時，望著北京窗外的茫茫夜霧，我想到了袁紹珊的一句詩，這也剛好可以用來印證和評價她詩歌的精神質地——“她榨取著想象力的黑夜汁液。”

（作者系《詩刊》社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