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王世家老師與孫玉石老師的友情是怎么開始的，我沒有問過究竟，只是把他們的友誼當一個先定事實接受下來。生活中不乏這種情況：對高尚者的信賴和敬重，是信眾對使徒一般的聽從，不會產生一絲好奇和懷疑。世家老師對孫老師始終保持著高度的尊敬，這與他對王觀泉、李福田甚至張恩和、黃侯興、袁良駿等朋友的態度有些不同。世家老師是舊派文人作風，有江湖氣，也有江湖上的朋友；孫老師則是明朗、智慧、律己嚴謹的學者，但與而已齋（指王世家既是辦公室又兼臥室的10平米左右的小屋。這間屋子位于魯迅博物館西小院，也是當時《魯迅研究月刊》的編輯部——編者注）的朋友圈，卻是志同道合、莫逆于心、相得益彰。孫老師去世后我寫《觀滄海——憶恩師孫玉石先生》，特別提到自己感受過孫老師的朋友圈的“蔭庇”：他們“個個重然諾，講義氣，慷慨率性，嫉惡如仇”，有的飽學深沉、見解深刻；有的聰明開朗、博識多才；有的質樸木訥、踏實耕耘；有的理想高執、砥礪以行；有的單純專一、俯首甘為……這高尚、智慧、脫俗的一群，其實也正是而已齋周邊，二者基本是重疊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學術圈的這種人際交集，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將其表述為“好人和好人玩，不和壞人聚”，被朋友嘲笑“辣眼睛”。不過想來想去，終歸還是覺得它與“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有別，算是一種基于價值觀和人文趣味的共同體的締結吧，不是簡單的社群分類。

1986年在魯博召開過一次組稿座談會，會上陳涌、林志浩等先生嚴厲批評王富仁的魯迅研究，孫老師則批評不要“二次神化”魯迅，引起王富仁極大反感、委屈和誤解。面對學術新生代的誤解，孫老師惟有苦笑和沉默。記得孫老師要我從世家老師處借來會議錄音磁帶，反復聆聽多次，卻終究一字未寫，一句未復。這其中，應該是隱含了肩住黑暗閘門者的苦衷吧。今天想來，魯迅研究不僅該有對魯迅研究的批判反思，也應該有對魯迅自身的批判和反思。孫老師有一次對我說，他贈送王觀泉一瓶洋酒，但旋即發現送去的不是酒，而是一個空酒瓶，馬上趕過去改正、調換。我好奇這個錯誤是怎么被孫老師意識到的，也不知道受贈者觀泉先生收到錯送的空瓶會怎樣反應。“愛人贈我玫瑰花，回他什么——赤練蛇”嗎？ 這不僅是倫理學難題，而且快成哲學問題了。在我看來，孫老師雖然一向注重師生交誼、新老傳承，但在學術上，他顯然是更愛真理的。

遼寧省社科院的馬蹄疾先生也是較早去世的而已齋舊客之一。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因為人民文學出版社修訂《魯迅大辭典》之故，馬蹄疾先生在魯博客房住了近半年。他與魯博的李允經、陳漱渝兩位關系交好，走的是史料文獻研究的路子。和世家老師也是東北魯迅學會舊友，因此那一段時間，他也不時出入而已齋。他本是浙江溫州人，嘗做過很長時間的鎖匠，有一些手工藝人的積習。他說過兩句大話，一是世界上沒有他打不開的鎖，一是給他寫信只要寫遼寧鞍山馬蹄疾收就能收到。馬蹄疾先生在魯研界是出了名的勤奮、節儉和刻苦，因為學歷不高，他內心十分自尊和要強。他在魯博客房的墻上掛著自書的幾個字“獨持偏見”。我聽他很深入地講過他在遼寧省社科院文學所職稱評定和提拔等方面遭受的挫折，所經受的打壓。這些不幸遭遇，其實那些學歷出身很好的人也同樣經歷，只不過他們不會把人生失意歸諸學歷低而已。馬先生十分寵愛自己的兩個兒子，當時大兒子已經工作，他尤其關注上高中的小兒子，認為孩子的前程十分遠大，甚至談到他已暗暗考察過兒子班上幾個女同學，看誰適合做未來兒媳。他的小兒子曾來北京新東方學外語，白白凈凈很文秀的樣子。有一天周末來魯博看父親，但馬先生有事外出，我便陪他聊了半下午天，他應對有致，談吐很好。不過快黃昏當馬先生慌慌張張趕回，他卻沖他父親大吼了起來，而馬先生竟然一臉愧疚的樣子。可見在家中他對兒子是非常平等，甚至是“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他是完全憑借勤奮和自學成為學者的，社會人生閱歷極廣。他對文史資料銳意窮搜：每到北京某家學術單位，就像一只嗅覺靈敏的獵犬，只要鉆進資料室半日，就能有所發現和收獲。有一次他神秘兮兮向我展示他在魯博資料室的學術發現，并叮囑我莫要告訴別人，以免被人知道禁止他再入寶山。馬先生去世之后，備受他疼愛的妻兒家人，應該是更充分理解了他“吃的是草，擠的是奶”的自我奮斗、自我犧牲的一生了。馬先生曾給我寫過一幅字，是抄禪宗六祖的語錄，但他卻覺得內容太消極，不符合他積極入世的勁健人生觀，特意標示此條幅為“遠東君來字屬書”，顯示其不以為然。馬先生做的史料撿拾和發掘工作，結晶為《魯迅與他的同時代人》等著作，由于缺乏思想視野，和朱正先生、林辰先生等的工作當然不可比。他更像學界的一個清道夫，把別人舍棄、忽略的，重新重視和利用起來，變廢為寶。我尤其感佩他的平等待我，他的清潔、刻苦和勤儉。“他從不占人一點便宜”，他的好朋友李允經先生經常這樣說起他。

靳邦杰先生是少數幾個和世家老師交往的中學老師之一。進入魯研圈之前，世家老師本為培訓和提高中小學教師教研水平的黑龍江黑河璦琿教師進修學校校長，靳邦杰先生曾經分別出任在良鄉的航空學校校長和北京101中學領導，最后在名校匯文中學校長任上離休。不僅于此，二人都對現代文史資料的收集整理有興趣，所以他們的人生發生交集，也有必然性吧。更沒想到的是，靳先生又是我大學和研究生同班同學靳瑋的父親。1988年底，我初次見到坐在而已齋破沙發上笑嘻嘻的靳邦杰先生，下午昏暗的燈光里，他眼睛明亮、坦蕩、誠摯地注視著我。他的 口音有點像電影演員趙子岳。他本是山西交城人，滿族，因我那時剛發表過寫七月派和胡風的文章，他就和我談他青年時期在西安所接受的胡風和七月派詩人的影響。他對現代文史資料和魯迅作品的興趣，應該和他誠篤、質樸、寬仁然而不滿現狀并冀望有所改變的“文青氣質”有關。靳瑋研究生畢業后，在中國文聯民間文藝研究室工作，后來赴美留學、工作。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北大中關園公寓食堂門口偶然遇見她。以后再見面，我們的話題不免圍繞靳先生說起來。靳瑋總是說老爺子耳不聾、眼不花、身子骨硬朗著，依然整日被他的那些中學特級高級教師或有其他出息的學生們簇擁圍繞著，時時關注著北京市及全國的中小學基礎教育。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和教育部中小學教育專家，靳先生曾和世家老師一起主編《中學語文課本魯迅作品詳解》初中版和高中版兩冊，這是較早關注魯迅作品在中學教學的書。

1990年底我離開魯迅博物館，離開西小院，到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工作。孫郁也去了《北京日報》文藝部。而魯博辦公室主任張杰兄和朱正先生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助手周楠本先后接手我們的工作——而已齋的朋友圈也在與世推移地發生著變化。

上世紀九十年代幾次學術會議，世家老師的真率、奇崛，敢于任氣，卻也輕于原諒、易于和解的性格特質有了更多表現。1991年是魯迅誕辰110周年，中國魯迅學會、魯迅博物館等單位受命籌備紀念會和學術活動，世家老師、張杰等受命做會務。李今曾寫有一篇討論魯迅與個人主義思想的論文，之前被某研究刊物主編槍斃了，我通過世家老師把論文提交到這次會議。負責甄選論文的張夢陽兄認為寫得好，因此她順利在會議發言，受到與會者的好評。

這次北京會議之外，印象深刻的是在湖南湘西張家界開的另一次會議。會議先在湖南某師專開，然后大家去張家界游玩，下山后的住宿地點就在金鞭溪景區的民宿旅館內，早晨起床大家都是到溪邊用溪水洗臉刷牙。那次會議內容已記不清晰，但會議的“外史”卻歷歷在目，這也是此行真正趣味之所在。這次會議的真正高潮是在金鞭溪的晚餐聚會——張鐵榮兄因為在日本信州大學任教多年，這次結束聘期回南開，與許多老友多年不見，因此帶來好酒招待大家。我們那一桌，由遼寧魯研學會秘書長臧恩鈺夫婦率先發出斗酒挑戰，張夢陽兄也跟著起哄，但真喝酒時卻只是一點點地“啜飲”，并不一飲而盡。夢陽兄是注重養生的人，很早以前我就知道他的飲酒習慣，即使喝啤酒，他也是小口小口喝起，然后再放開加量。但這種和大家不同步調的喝法，讓世家老師很不爽，當場就提出批評，并連帶說了一些其他氣話。這也算世家老師的天真一面吧，他有時對人對事確實是很輕信的。那次世家老師酒桌發飆過后，據我所知是有點后悔的。夢陽兄受此激發，倒也不以為意。看來君子之爭，偶爾書生意氣一把，即使再有不同意見，也都是服從理性和良知的裁判，事情也壞不到哪里去。真性情的世家老師和實性情的夢陽兄，后來雖因魯研界其他事務仍有過交手，但他倆都是為中國魯迅研究事業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的人，二人最終消除隔閡，言歸于好，是周圍朋友們都喜聞樂見的好事。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世家老師全家戶口落定北京，三個女兒很快依次上了大學，在經濟上一度壓力較大。經人介紹，世家老師也替人代買一些瓷器古董。除這個副業之外就是編書。特別是在退休之后，他連續主編了《魯迅著譯編年全集》（人民出版社，與止庵合作）《魯迅回憶錄》（北京出版社）等系列大部頭著作，尤其是編輯出版兩部未竟之作——唐弢先生的《魯迅傳》前五章和林辰先生的《魯迅傳》，費勁巴拉的為人作嫁，顯示他的古道熱腸和學術眼光。世家老師的父親是留日學生，夫人李大夫后來在魯博做行政工作，一家人生活得紅紅火火、熱熱鬧鬧的。我初到魯博工作時，曾輔導過世家老師兩個中學生女兒的家庭作業。

2018年12月13日，參加世家老師的告別儀式回來，我在朋友圈發了一段話：“昨天上午到八寶山文瑞廳和世家老師告別。是的，又遲到了。十點去時告別儀式已散，人去室空。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去年唐沅老師在302醫院的告別式也同樣。我發現自己或許潛意識里是成心的。神龍見首不見尾，不愿意甚至恐懼老師的印象最后定格在冰冷的告別儀禮中。躲過告別式，就像是和他僅僅錯過了一次見面，岔開了一路旅行，耽誤了一趟航班。是離而未別。是手揮五弦目斷飛鴻。他確實應該是赴王觀泉李福田等老朋友的歡會去了！”

2021-2022年斷續寫作，2024年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