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長空過雁時，云天字字寫相思，荷花凋盡我來遲。

蓮實有心應不死，人生易老夢偏癡，千春猶待發華滋。

1999年，葉嘉瑩寫下這首《浣溪沙》，她說：“秋天了，我們馬蹄湖（在南開大學校園中）的荷花有一半都凋零了，然后有一天，我從專家樓往研究所走去，就聽見天上的雁叫聲，我一抬頭，有的排成一字，有的排成人字的，就是一批大雁，因為秋天了，冷了，北雁南飛，它們就飛走了。”

自1979年利用假期回國教書起，葉嘉瑩像大雁一樣，年年過著飛來飛去的生活。后來她看到一份考古報告，漢墓中的千年古蓮子經培育，竟又發芽了。她說：“不管是當面聽講的，或者是看我書的人，如果有一個人的人心不死……我會等待，有沒有留下一個蓮子會開出花來呢？”

“蓮花落了，蓮心是不死的。”葉嘉瑩先生已魂歸道山，但她留在人間的功業將永續。

三個身份 教師最重

葉嘉瑩有三個身份：一是古典詩詞作者；二是古典詩詞研究者；三是古典詩詞推廣者。葉嘉瑩自己說：“我首先是一個老師，其次才是學者，最后才是詩人。”評價葉嘉瑩，不應糾結于前兩點，而應把重點放在第三點。

三個身份來自葉嘉瑩的“人生三厄”。

1924年，葉嘉瑩生于燕京之舊家，“初識字時，父母即授以四聲之辨識。學齡時，又延姨母為師，課以四書。十歲以后即從伯父習作舊詩”，這些不以應試為目的的家學，使葉嘉瑩對古典詩詞產生了親近感。

1941年，葉嘉瑩的母親去天津手術，死在回程的火車上，這是葉嘉瑩的人生第一厄，她寫下《哭母詩》八首，始有意成詩人。恰好第二年，葉嘉瑩選修了顧隨先生的唐宋詩課程，眼界大開。

顧隨學貫中西，他的弟子周汝昌先生說：“顧先生‘不是’一位教師，而是一位藝術家——他講課的口語也講究音律，他也擅長‘表演’，有時學幾句京戲名武生楊小樓。所以聽他的課就會想起名角演戲，令人‘入勝’，令人‘著迷’。坐在他的課堂上，你別想打瞌睡。”

葉嘉瑩也說：“顧先生之講課是純以感發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是我平生所見到的講授詩歌最能得其神髓，而且最富于啟發性的一位非常難得的好教師。”

顧隨讓葉嘉瑩懂得了，表達個人愁怨之外，古典詩詞還有更廣闊的空間，它可以融入個體生命中，激發出一個完全不同的自我。

1948年3月，葉嘉瑩與趙東蓀在南京結婚，后隨丈夫赴中國臺灣，1949年12月，丈夫入獄，次年6月，葉嘉瑩和哺乳期的女兒亦入獄，雖不久獲釋，卻丟了教職。1952年，趙東蓀獲釋，三年牢獄生活讓他“性情大變”，這是葉嘉瑩的人生第二厄。

從“清者”走向“任者”

難以直面現實生活的不堪，葉嘉瑩逃到詩中，從作者轉向研究者。1966年，葉嘉瑩赴美任客座教授，用英語講授中國古典文學，后全家在美團聚。1969年以后，轉赴加拿大任教。生活剛安定，卻于1976年3月，長女夫婦因車禍遇難，這是葉嘉瑩的人生第三厄。

喪女之痛讓葉嘉瑩重新思考生命意義。1978年，葉嘉瑩申請回國講學，從研究者轉向推廣者。

葉嘉瑩說：“我的老師點燃了我心中的燈，他也希望我能夠把這一點火焰傳遞下去……我現在雖然是‘人老去，愿都遲’了，可是我還預備盡我的力量，把我老師所傳遞給我的那一點火焰傳遞下去。”

經歷“人生三厄”，葉嘉瑩的生命得到了真實的成長：從“用詩尋找小我”，到“把小我融入到詩中”，再到“發現大我”，她從“清者”（孤芳自賞的人）走向“任者”（承擔責任的人）。

自1979年起，葉嘉瑩先后在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學院、南開大學、天津師范大學、南京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四川大學、云南大學、黑龍江大學、遼寧師范大學、蘭州大學、新疆大學、武漢大學、湖北大學等校講學，引起轟動。

學者劉武回憶，葉嘉瑩在南開大學講課時，“聽課的學生烏泱泱坐滿了整個階梯教室，連窗臺上、過道上都站滿或坐滿了人”。300人的教室裝不下，加座加到講臺上。到后來，只能用“查證件”限制聽課人數，為了聽課，一些學生制作了假證件……

被大學生們稱為“一陣清風”

葉嘉瑩講古詩，重在“興發感動”，提出“詩歌的基本生命”在“詩人內心深處之一種興發感動的力量”，強調主觀性，與傳統中文系教學迥然不同，后者偏重文學史、文學理論，不關心學生的具體寫作能力和審美趣味的培養。在相當時期，“主觀性”甚至是貶義詞。

葉嘉瑩回歸了“風格即人”這一常識立場，是當時“解放思想”光譜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葉嘉瑩延續了顧隨先生“一切‘世法’皆是‘詩法’，‘詩法’離開‘世法’站不住”的主張，認為：“我們講詩的人所要做的，就正是要透過詩人的作品，使這些詩人的生命靈魂，得到又一次再生的機會。”

在講述中，葉嘉瑩將個人感受與古詩寫作結合起來，讓學生看到古詩從發起，到創作，到修飾，再到成篇的全過程。一方面，“人生三厄”與“古典之美”的強烈對比頗具景觀性，給學生們留下深刻印象，易感受到經典力量；另一方面，將玄遠的描述具體化，學生們更有信心嘗試。

感觸式、點評式的詩論本是中國古典詩論的傳統，優點是深入淺出，缺點是欠準確，易生誤解，不經充分的創作實踐，難得要領。當時國內《唐詩鑒賞詞典》《宋詞鑒賞詞典》等或更深入、更扎實，但葉嘉瑩的授課更方便、更親切，被大學生們稱為“一陣清風”。

然而，普及并非易事，會遭同行鄙夷，會蒙受各種惡猜。

知識是社會公器，但對于“以知識為食者”來說，知識是特權。通過各種“學術黑話”，現代社會中的大量知識生產被限制在小圈子中，難以抵達大眾，誰突破這個潛規則，誰就會被小圈子排斥。

超越小我 投向廣大

在葉嘉瑩默默耕耘的過程中，“膚淺”“不過是讀后感的水平”“講錯了”“缺乏常識”“又在忽悠”之聲從未斷絕。現代社會的基礎是懷疑，但啟蒙并沒承諾一個合理的終點，懷疑之后必須繼續懷疑，永無休止。“懟”正發展為一種時尚，不問究竟，不問來由，人人皆可操練。可只有懷疑沒有答案、只破不立，真能讓心靈得到安定嗎？

對于后來的普及者，葉嘉瑩留下寶貴經驗：成為偉大的普及者，離不開四點。

首先，人格高尚。葉嘉瑩早年回國執教，都是自掏路費、不求報償，晚年將全部收入捐出。

其次，修養工夫。葉嘉瑩為人謙和、親切、優雅，舉手投足自成風范，令人不自覺產生信任感。聽過她課的學生說：“葉先生在講臺上一站，從聲音到她的這個手勢、這個體態，讓我們耳目一新。沒有見過，真是美啊。”

其三，持愿宏偉。葉嘉瑩說：“把不懂詩的人接引到里面來，這就是我一輩子不辭勞苦所要做的事情。”

其四，性格堅韌。葉嘉瑩的一生“可以說都是隨命運的撥弄和拋置”，但她從沒被打垮，反而從詩中獲得了力量。她說：“我是在憂患中走過來的，詩詞的研讀并不是我追求的目標，而是支持我走過憂患的一種力量。”

葉嘉瑩不是停在詩的層面講詩，而是用人生講詩，用永恒講詩。在詩中，她曾自問道：“一生勞瘁竟何為。”

葉嘉瑩的答案是：“‘一個人要以無生之覺悟為有生之事業，以悲觀之體驗過樂觀之生活。’……正是當我經歷了一生的憂苦不幸之后，我自己想出了這兩句話。它使我真的超越了自己的小我，不再只想自己的得失、禍福這些事情，才能使自己的目光投向更廣大、更恒久的向往和追求。”

出于凡情，達于圣解。蓮花會凋謝，蓮心將永存。相信必有一個未來，人人都能在知識的沐浴下，自由而充分地成長。勿忘葉嘉瑩先生為此經歷怎樣的跋涉與艱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