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5月，在《和人民一道前進——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十周年》一文中，柳青認識到，高爾基、魯迅等作家之所以有其“獨到的思想和獨創的風格”，就在于“他們是拿自己的生活經驗為基礎創作的”。“到生活中去”，成為這一時期柳青思考并實踐的方向。在他看來，“我們偉大祖國就要開始的建設，不僅僅是社會經濟的建設，而且是社會意識的建設”。

約一年以后，柳青創作了長篇小說《在曠野里》（未完）。《在曠野里》是一部描述新中國社會經濟建設和思想文化建設交互成就的重要作品。人民的偉大實踐不僅包含著新生活的持續創造，還意味著擁有新思想、新情感的社會主義新人的培育。它們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構成這部篇幅不長但內涵豐富的作品的主要內容。

以小說敘事開掘和回應現實課題

起初，柳青打算寫作一部“反映農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勢下面臨的新問題、新心理和新表現”的作品，起因是“一些老熟人、老同志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不畏艱險，優秀卓絕，但在新形勢下，因為一點物質享受或愛人子女問題，經不住考驗，在自己光榮奮斗的歷史上抹了一把黑”。柳青為這些干部思想的滑坡感到惋惜，也深切意識到“干部隊伍的建設對國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不能在工作中持續學習，掌握應對新問題的能力，新中國的建設事業就會受到影響。如何轉變干部的工作作風，正是小說《在曠野里》主人公、新任縣委書記朱明山面臨的緊迫問題。

作品首先講述了縣里集中各方力量消滅棉鈴蟲的工作。這一工作包含雙重意義：它既是保證人民群眾正常生產生活的舉措，也是校驗基層干部思想觀念和工作作風的契機。縣委書記朱明山和縣長梁斌、縣委組織部部長馮光祥、縣委宣傳部部長吳生亮，以及機關干部白生玉、李瑛，區領導張志謙、崔浩田，攜帶著既往的經驗，投入全新的工作之中，一場不同觀念和工作作風的復雜博弈就此展開。初入新環境，朱明山并不急于表態，而是先充分了解干部心理和群眾生產生活面臨的具體問題，然后謹慎地開展工作。他明白，不能再用戰爭年代暴風驟雨式的方法面對和平時期的建設問題，要教育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黨員干部先得完成自我教育。不僅從老區過來的工農干部需要學習，年輕的新干部也需要學習，學習新的觀念、新的知識，在具體的事上磨練。

柳青關注現實生活，書寫現實生活，力求從中揭示一些問題，給人以啟發、影響和引導、教育，使人們更深刻地認識生活。在柳青看來，“真正進步的作家，在每個時代里，都是為推動社會前進而拿起筆來的”“他們光榮的任務是努力通過盡可能生動、盡可能美好、盡可能感人的形象，把他經過社會實踐獲得的知識和理想傳達給人民，幫助人民和祖國達到更高的境界”。《在曠野里》聚焦具體的生活實踐，刻畫人物思想轉變的過程，回應時代的思想文化課題，展現出文學作品對經世致用的追求。

塑造與新生活相應的新人形象

新的思想文化建設的關鍵，是“新人”的塑造。“新人”不僅是文藝作品召喚和形塑的對象，更是建設新中國、開辟新境界的關鍵。從《保衛延安》到《在曠野里》，革命戰爭時期與和平年代不同，“新人”所秉有的觀念、情感和行為存在差異，因此需要持續的自我革命。不斷創造與新的社會生活相適應的“新人”形象，也是社會主義文學題中應有之義。

傾心書寫新人和新生活的交互創造，是柳青小說的重要特征。《在曠野里》10余個人物所面臨的現實問題，可以約略歸結為“新生活”和“舊觀念（經驗）”之間的沖突，高遠的生活理想與具體的現實情況的沖突。趙振國、白生玉均屬老干部，有著在戰爭年代積累的豐富工作經驗。步入新生活，他們不僅面臨著舊經驗無從解決新問題的困惑，還面對著工作和生活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

促進不同人物觀念、情感轉變的關鍵人物，正是朱明山。他來到基層，立志在人民創造新生活的偉大實踐中有所作為。他站在革命工作的全局考慮利害得失，即便發覺梁斌工作方法不當，也不埋怨排擠對方，而是努力幫助梁斌改變觀念，攜手并進。這樣的新人，無疑在全書中具有提綱挈領的重要作用。在他的引導和感召下，梁斌、趙振國、白生玉等人物原本落后的觀念逐漸轉變，那些尚處于思想形成期的如李瑛、崔浩田等年輕干部，也因為有了可以學習的榜樣，內心愈發篤定。

表現人民群眾中涌現出來的新人形象，也是《在曠野里》一個重點。書中塑造的種棉能手蔡治良善于思考，頗具創造力。他從生產實踐中總結出的除蟲新方法，避免了舊方法的弊端，大幅提高了除害效率。蔡治良可被視為具有新的思想、心理、情感的新人——如《創業史》里梁生寶般能夠引領農村新生活的典范人物。依照全書的基本格局，可以想見，在完成棉鈴蟲殲滅戰、促進基層干部思想轉變后，《在曠野里》接下來可能要述及的便是群眾觀念的轉變。這一課題在《創業史》中得到了更為細致、充分的展開。

實現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化合”

《在曠野里》描述的滅蟲戰斗可謂驚心動魄，少數干部思想的滑坡也得到深入刻畫，但全書仍然洋溢著人民創造美好新生活的喜悅之情。作品甫一開篇，朱明山在車上滿懷熱情地暢想新生活。這種熱情也是身邊乘客們的共同情感：“人們談論著土地改革以后的新氣象”“談論著繳納公糧的迅速和整齊”。不難想見，在他去往的地方，在曠野里，在田間地頭，新的生活就是在這種情感氛圍中徐徐展開，人們的生活因與宏闊的社會實踐密切關聯而充滿意義。良好的黨性修養，使得朱明山從容應對棘手的現實問題，也能夠妥當處理復雜的人際關系。他有充分理解現實情境的能力，也具備對未來生活全新可能的想象力。正因如此，全書在對現實生活復雜細致的描畫之外，洋溢著樂觀的精神和浪漫的情懷。

相較于《創業史》對風景描寫的節制以及偏于史詩的凝重風格，《在曠野里》頗多抒情之筆，不僅自然風物足以感發人物的情志，書中主要人物對未來愿景的想象更具浪漫色彩。朱明山對即將展開的新生活的設想、對可能改善的家庭生活的希望，李瑛對美好愛情的憧憬、崔浩田對個人事業的追求等，皆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這些憧憬與想象，并非凌空蹈虛的空想，而是扎根于具體的、正在展開的新生活的現實語境之中。在柳青看來，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不是簡單的結合，而是“化合”。朱明山們正在從事的是未曾有過的全新創造，一切尚在未定狀態，有待攻堅克難、化為現實。這是共產黨人初心使命的真實寫照，是以愿景為指引、有力推進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的精神力量所在。表現在文學上，就是永遠關注現實，始終向美好生活的創造敞開。

柳青佚作《在曠野里》并未完成，也未達到后來《創業史》那樣敘事上的完整和成熟，但它的現實感、真誠勁兒清新撲面，思考的深度和筆力的遒勁都帶著典型的柳青范兒。從米脂3年到長安14年，從《種谷記》《在曠野里》到《創業史》，柳青走出了一條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以文學敘事充分參與社會實踐的創作道路。柳青的創作精神和文學遺產啟發我們，小說家要有宏闊的歷史觀和清醒的現實關懷，要在密切關注現實中充分發揮文學的經世功能和現實意義。新時代，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偉大實踐生生不息，書寫人民史詩的文學實踐有待我們接續奮斗、再譜華章！

（作者為陜西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