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有關“文影”聯動的話題成為電影從業者競相關注的焦點。在剛剛落下帷幕的金雞電影論壇上，由中國影協、廈門市人民政府主辦，中國作協社聯部、北京電影學院聯合主辦的文學論壇別開生面。論壇發布的文學與電影共創計劃名單中，共有《空無一人》《月光草原》《儺戲》《騎鵝的凜冬》《總統套房》《瑞貝卡》《故鄉》《何秀竹的生活戰斗》8部文學作品入選。活動現場，電影業界人士從故事梗概、作者簡介、故事亮點、改編方向、對標電影等多元維度，對入選文學作品進行現場推介。現場與會嘉賓還圍繞當代電影中的文學性議題展開討論，力圖在變動不居的時代中，探尋電影中文學性的當代發展，特別強調借助文學更好連接當代年輕觀眾，擴大電影市場。

新的“文學性”或正在誕生

一直在流動之中的文學性，等待我們給予它嶄新的內容。作家、編劇李修文敏銳地觀察到，新的“文學性”或正在誕生。現在全世界范圍內的小說越來越散文化，長篇小說越來越短，過去主人公有一個漫長的成長歷程，他們或完成一個英雄壯舉或完成一個歷史使命，但是這樣的敘事在今天越來越難以成立。他還發現，過去在文學的敘事中充滿大量驚險情節，這些情節會推動主人公完成這一漫長的成長歷程。但時至今日，很多情節是高度細節化的。情節所需完成的功能與使命，越來越被個體命運同現實生活細節之間的關系講述所替代。這種新的文學性對今天的電影敘事具有一定的啟發作用。比如英雄敘事，李修文認為從卡夫卡開始，純文學領域內其實已經很少能見到那種改天換地的英雄了，但是我們的電影故事還在塑造著這種英雄。在他看來，今天的一些英雄形象可能沒有戰勝災難，可能只是災難的見證者，但他見證了人類脆弱、無力的時刻，其行為閃耀著人性的光芒，他仍然是生活中的英雄。

作家、編劇冉平結合自身創作，談到電影《封神》所講述的就不是一個傳統的英雄故事，而是一個青年犯了錯誤，逐漸走上自我救贖之路的故事。他以為紂王是英雄，自己也應該成為紂王那樣的英雄，結果他犯了一個錯誤，告發了自己的父親，從而引發了一個慘案。而后他要找回自己，并逐步認識到，不是要成為別人眼中的英雄，而是要成為自己的英雄。這樣的電影敘事同當下人們的共情點在于，大家誰都可能犯錯，重要的是勇于面對自己，糾正錯誤。

電影在小說停止的地方出發

作家須一瓜有多部文學作品被改編為電影，比如小說《太陽黑子》被改編為電影《烈日灼心》，小說《淡綠色的月亮》被改編為電影《月色撩人》。在她看來，文學和藝術的最高目標是一致的，那就是追蹤人性的“靶心”，那里有人的困境，也有人的無限可能。她認為，電影的可調度手段十分強大。“有時候我把我的小說交給電影人，我會真心地和他們說，電影是在小說停止的地方出發。我有一部小說里面寫到了大量的音樂，費了很大的勁兒都沒有辦法傳遞給讀者我自己的第一手感受。那么誰能完成呢？只有影視。”須一瓜認為小說家也有自己的倔強與堅持，作家們力圖發現人生中更多的隱秘空間、情感與精神的縫隙。她把作家比作章魚——“觸角必須堅韌不斷地向上攀升、探索。”

香港城市大學文學及歷史系教師李思逸同樣認為，任何一部具有文學性的電影都不會被文學的手法、模式、語言、審美所束縛。在他看來，電影中的文學性往往跟敘事有關，但不是對敘事的直接“翻譯”，不是用影像把文字描述的故事重講一遍，而是通過影像敘事空間的建造，去豐富、重新闡釋小說中原有的故事，甚至編劇應抱有更大的野心，將小說家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東西帶入到電影中來，而不是將文學視為模板來使用。

回到那些永恒不變的主題上去

作家、影評人阿郎認為，電影和文學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文藝形式。比如文學需要“破”，電影對“破”需要保持足夠的警惕，因為電影有類型、有公式。但無論是文學的文學性，還是電影的電影感，它們都指向文學藝術的本源。當下電影制作缺少獨立性和獨特性。因為工業規模、制作模式的不同，電影注定是集體的藝術。而寫作則不同。作家在寫作時可以不斷挑戰自我、突破自我，而在電影導演那里，他需要保持整個劇組的正常運轉，有時不得不妥協。所以當我們說到文學性的時候，不妨回到創作的原點上來。

李思逸談到，馬克思曾在《共產黨宣言》里講到，“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這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批判，后來我們用這句話形容一種現代性的經驗。今天的讀者能夠同過去的文學作品產生共鳴，今天的觀眾能夠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早期電影感同身受，是因為它們表達出來的內容，比如人類自我同社會之間的張力一直存在。

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副教授楊蕊認為，在今天這樣一個充滿變化與不確定性的時代里，我們更加提倡回到原點，回到那些永恒不變的主題上去，它們是人類精神家園的基石，更是借助文學通往觀眾內心的不二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