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繼《上海公子》《六尺之孤》之后，王霄夫“血脈三部曲”迎來收官之作——《天堂客人》。小說巧妙地將個人命運與社會歷史緊密交織，并將故事背景放置在了作者生活多年的杭州。

正如作者王霄夫在前言中所記：“如果說《上海公子》描寫的是奮斗和憂傷在身上留下的痕跡，在無我中尋找孤獨和犧牲，《六尺之孤》講述的是少年天使般的幼嫩已消失，但最后一腔青春熱血的終將僨張，那么《天堂客人》展開的是一個巨變中的多彩世界，主人公在三十歲不到的年紀，在身段和面容即將變得粗糙之前，把人生最美好、感情生活最豐富、能量最充足的年紀，把自己點燃，希望在至暗時刻，閃現出最熾烈如流星般的光亮……”

這是一個等待和尋找的故事。人生中可堪追憶的青春年華，忘返于煙雨江南，遺落在天堂杭州。難以預測的命運，無法掌控的生活，最終在陌生人的灰暗世界中，等待和尋找的，是自己明亮而強大的內心。

血脈之謎，家國之痛，王霄夫以精準的歷史筆觸，生動再現了那個時代的風貌與人們的生活狀態。

以下是潮新聞·錢江晚報記者與王霄夫的對談實錄：

一本獻給杭州的禮物

潮新聞·錢江晚報：您在杭州生活工作多年，作品中矮金瓜唱的小熱昏、張小泉的剪刀、王星記的扇子、都錦生的絲綢等杭州元素令人目不暇接，讀來也倍感親切。而小說的故事發生地，也以杭州為主，這次創作，是您對這座城市的一次致敬嗎？

王霄夫：大自然賜予美麗山水，士民筑城而居。東南形勝，州府官守，功過成毀，不好評說，但杭州幾十萬參差人家，數十代工坊商戶，無疑是這個城市文明真正創造者，而從來不是破壞者。本書舉例的張小泉剪刀、王星記扇子、都錦生絲綢等等諸如此類，是城市文明的具體而獨特的元素，方便日常，豐富生活，延續城脈。舊時代的官方記載中，也許顯得微小，但卻是生生融入城市肌體的有機部分，好比長在杭州這張絕世俏臉上的甜酒窩、美人痣、長睫毛或者鑲玉般的耳垂，細小之處，大放異彩，讓杭州韻味十足，與眾不同。（盡管在書中如張小泉剪刀也可以成為譚杭麗手中的武器）本書借用這些元素，是在向杭州致敬，希望杭州的讀者尤其會感到親切，會因此喜歡這本書。同時，希望以后有熱愛的作家對這些元素大書特書。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小熱昏，當年與市井街巷，與人間煙火最為貼切，現如今接近成為回顧和記憶，讓人別有一番滋味。作為懷念，書中塑造了出身市民階層、藝人之家的矮金瓜形象，試圖引起同情和關注。矮金瓜作為書中的次要角色，悲劇人物，家庭境況和命運遭遇令人不安。我努力使他生動而有形，成為一個有作用有運氣的人物，相信讀者也希望他是一個站在進步陣營里的革命者，設想他在即將到來的勝利之時，比如在杭州慶祝解放聯歡會上表演節目，最后成為新政權文化工作的領導者，推動小熱昏民間藝術的生存發展，而不是書中的不幸結局。

但愿小熱昏在今天煥發青春，再現繁榮。

王霄夫

潮新聞·錢江晚報：全書四卷，分別是黃酒、梅雨、臺風、潮信，都具有濃厚的杭州特色，或者說江南特色，您在構思小說結構時是怎么設計的？

王霄夫：書名叫《天堂客人》，也是因為以“客人”的眼睛看待杭州。

書中在地域特色上作這樣概括，是想呈現一個大氣的杭州，一個特別的江南。本書設置這樣一個大框架，也是為“客人”提供感受杭州、觀察江南的大視角。

這四樣標識歷來是很多外省人，特別是北方人對江南、對杭州的印象和認知，如書中主人公是生長在皇城帝都的“北平來客”，因為待的時間夠長，自然重復經歷了杭州的四季，領略了氣候的分明，嘗到了黃酒的厲害。

如此展現、形容一個世界的杭州，也是能得到更大范圍的認同。如書中的重要的講述者，“外國客人”、醫生克里森，對于杭州的事物，入鄉隨俗，感同身受，當然會以世界眼光看待杭州，會以科學的方法記載和解釋這些杭州的“特別之處”，正如他用精神醫學看待所接觸到的杭州人。

當然，就創作本身而言，是為了找到更好的敘述路徑，使故事有襯托和依靠，并借此象征和隱喻。黃酒可以比作這一方人的性格，尤其是杭州的女性，溫情之后也有濃烈，晶瑩之下也有深沉，綿柔之中也有后勁。女主人公一開始就有情有義地提醒“客人”，要小心黃酒，似乎預示對“客人”會遇上別的杭州女人的擔心，以此揭示了女主人公這位杭州女子細膩而復雜的情感甚至“心機”。

無止無休的梅雨是這個經緯度特有的氣候現象。書中人物，尤其是“客人”，就得在潮濕中尋求清新甚至干燥的氣息，在陰晦中等待晴朗甚至炎熱的天空，在沉悶中防止霉變和腐爛。當然，也因為這樣的時節，“客人”可以看到杭州文人撐著油紙傘走過悠長的“雨巷”，可以聞到梔子花盛開的陣陣清香，可以欣賞“山色空濛雨亦奇”的西湖。

具有毀滅性能量的臺風，預示時代劇變將至，暴風驟雨會突然到來，異常而極端的情景下，可以顯現主人公特別的斗爭狀態和精神面貌，同時可以讓“客人”觀察到臺風帶來的另一面，如一解干旱和暑熱。

錢江潮天下聞名，為杭州特有。除了時代大潮浩浩蕩蕩這樣的道理，更具體的考慮是，北人不善于水，更何況大風大浪，更何況那幾個本地人都被卷走了，因此，讓一個來自北平、不諳水性的“客人”充當弄潮兒，其實很危險，其實更需要非凡的膽量勇氣和駕馭能力。以此映襯，有助于塑造好主人公的形象。

潮新聞·錢江晚報：茅以升設計的錢塘江大橋，因日本侵略被忍痛炸毀，是近代杭州的歷史大事件。伏申與藍梔子的渡橋之誼、小說最后伏申與一位女子在橋上緩緩來回，都與錢塘江大橋有關，能談談這樣的設計有何用意嗎？

王霄夫：命途多舛的錢塘江大橋見證了杭州的大歷史，“客人”到杭州不久，就經歷了大橋的建成和被毀，加上過江的遭遇，他一開始對杭州的直觀印象應該十分深刻。主人公遭遇茅以升忍痛炸毀大橋這一歷史大事件，其感官受到強烈的沖擊，無疑會升華觀念層面。這對于塑造人物，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這一事件，成為他毅然南遷，堅守浙江，投入抗戰且表現突出，最后投身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

如果伏申與藍梔子因“過江之誼”再續前緣，錢塘江上，他們本來是最有話可說的，但出現的場景卻是沉默的人，有聲音的江濤。對于藍梔子，似乎不好判斷伏申真實的思想，如果有，那將是另外一個故事。

如果是沈甲妃，可能有太多的話要說，反而無從說起，因此相對無言，只能緩緩來回。就故事的客觀發展而言，過去的最好是過去了，因此，沈甲妃的可能性不大。總之，這條人物線，就是一個無言的結局。

歷史洪流中的人物群像

潮新聞·錢江晚報：《天堂客人》是您“血脈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三部曲都著眼于風云際會的革命年代。對您來說，“血脈三部曲”的創作初衷是什么？為什么對歷史小說情有獨鐘？

王霄夫：寫了第一部《上海公子》覺得并不過癮，雖然主題鮮明，人物豐滿，但呈現的環境不夠豐富，或者說比較單一，因此又構思了《六尺之孤》，講述封閉而又開放，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都明顯有別于上海的浙南城市。主人公依然是一個年輕的自我革命者，故事傳奇性較強，魔幻的手法，有助于出新意，但覺得形象過于空靈，人物內在沒有講透講實，更主要的是，一直以來，感覺到關于那個年代的杭州被忽略了，因此，我把構思了很久的故事寫了出來，講述杭州，追憶杭州，贊美杭州那個年代里不曾被注意的人和事，彌補前兩本書的缺憾。作為壓軸之作，努力在主題思想上進行深化，人物形象上給予提升，在創作手法上有所創新，從而使三部曲豐滿而完整。

三本書之所以選擇同一個時代，因為這個時代的環境比較典型，創作空間比較自由，敘事彈性比較大。所謂典型環境里典型人物，相同情景下的類型人物，他們的命運和背景何其相似，他們絕不是老滑的投機者，而是真正的革命者和自我革命者。危情時代，奮勇而起，一腔熱血，敢于犧牲。這一群人，怎么寫都寫不夠。

歷史也是當代史。青年人物，青春之期，熱血涌漲，即便是出于革命浪漫主義情懷，何嘗不希望自己生長在某個可以有所作為的大時代。

潮新聞·錢江晚報：小說中，我們看到同一家庭、同一族落的人們，在大時代中主動或被動地做出了不同的選擇，走向了不同的人生。比如，沈家三姐妹、四合班的伏德魁和瞿玉郎。通過個體在大時代中迥異的命運走向，您想表達什么？

王霄夫：性格即命運。在那個年代，大多數人都是被時代洪流挾持的，都是一步一步被推著走的，能夠自主的人，能夠主動選擇機會的人少之又少。但創作上要關注的，往往是命運必然性里的偶然性。這些人物，在很不徹底的國民革命背景下，或者是國民革命只走到一半、處于徘徊期的時間點，他們恰好出現了。他們不是勞苦大眾，遭遇的不是物質生活上的艱困，而是精神層面的掙扎，當然也有更多的情感矛盾。最主要的，在那個年代里，被迫還是主動，人都必須選擇。沈家三姐妹，生活在同一個家庭，命運好與不好都同樣有份，但到重要關頭，面對信仰、事業和情感，就分出層次，有所選擇。最高一層的，當然是沈甲妃，信仰第一，革命為重；境界平常的沈乙嬪，追求當下，情愛優先；追求奇正的，是沈丙婕，革命和愛情都要得到。三姐妹的故事，就是一個先天命運和后天選擇的故事。那個年代，富裕和美人家最終都不是團圓人家。

伏德魁和瞿玉郎是前史，也是背景，他們是伏申身上的十字架，橫條是伏德魁，豎條是瞿玉郎。從中表明主人公負重前行，在追求革命和進步上，比別人更不容易，從而顯現，“客人”原來真的瀟灑。他們像所有的名人藝人那樣，在大革命時代，屬于“邊緣階級”。他們并不是反革命，然而也可能隨時會被“革命”。因為他們是事業成功人士，對于革命，對于改朝換代，他們有自己的態度，而對于親人，對于后代，他們也不至于站在對立面。對于這類人物，我盡量營造出一種不真實感，甚至世界和人生的虛幻感，以此增強故事和人物的豐富性和多面性。

潮新聞·錢江晚報：末代皇帝溥儀、軍閥韓復榘、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小說在虛構的故事中，夾雜了許多真實的歷史人物，這對于您的寫作來說，有什么挑戰？

王霄夫：大事不能虛。許多懸浮劇沒有標明年代和真實人物，可能是在規避創作難度，這或許是一種很聰明的寫作。

本書塑造的這幾個真實歷史人物，加固了敘事框架，使故事有所依托，結構更加穩定，敘述上也更有真實感，也因此把同時代的名不見經傳的“非歷史人物”找出來，用更多的筆墨聚集在新創作的主人公身上。一是與這些人物的聯系更加可信，如進宮唱戲會遇到溥儀，作為國劇振興委員會主席和贊助人的韓復榘會接待名角之子，到浙大求學見到校長竺可楨概率很大；二是可以表示主人公見多識廣，心有底氣，一系列敢作敢為的行為也更讓人信服；三是讓歷史真實回歸生活真實，包括還原大人物普通一面，如此，可以增強小說的歷史真實感。當然，挑戰難免，最好的應對辦法，就是把歷史人物（大人物）和虛構人物（普通小人物）盡量拉近，盡量融合在一起，用當時彼此都是熟人的眼光和態度相處相待，從而讓讀者看到都是活生生的人。

日常敘述中的悲劇內核

潮新聞·錢江晚報：沈甲妃的去向之謎，是貫穿全書的懸念，小說為何選用了相對開放的結局？

王霄夫：人生大都不完美，生逢亂世，個人諸多無奈，甚至更多的是遺恨。因為革命，因為戰爭，因為離亂，上一輩太多家庭有失蹤人口，有的直到現在，尸骨仍然沒有找到，靈魂仍然無法招回。而我們講述了太多圓滿的故事了，以致大多時候把他們忘記了。因此，我采用了這樣一個基于日常敘述的悲劇內核，有別于傳統戲曲和電視劇男女主人公命運的程式安排。寫到最后，已經無法給出一個完整的結局，因此我覺得，如此更有力量，更接近生活真實，更值得讀者回味。如此，讀起來可能會困難一些，爽感會少一些，但讀進去之后，觸動會更深一點。

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潮新聞·錢江晚報：小說中，有兩次提到《紅樓夢》，都與“賈寶玉初試云雨情”這一段劇情有關，這里是否是以寶玉隱喻伏申的成長？

王霄夫：這的確是閱讀本書的一個很好的角度。

相同的是，賈寶玉初試云雨情，是夢中事，是虛幻境，是表明可以開始有愛情了，有愛的能力了，而金玉良緣、木石前盟，是故事的主線、實線，與賈寶玉相伴相處的是林黛玉，是薛寶釵，是晴雯、襲人這些現實人物。北平監獄的寒夜里，一對青年男女相擁取暖，故事也由此真正展開，而伏申后來在杭州、在更長的時間里遇到的是譚杭麗、沈乙嬪和藍梔子，現實中更多的是與她們的相遇和交往。

不同的是，沈甲妃不是秦可卿，她是革命者，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現代女性，是伏申的啟蒙者，開導的不僅僅男女情感那點事，更重要的，啟發最多的，是人間正道，革命情懷，犧牲精神，還加上對北平以外的杭州認知，等等，因此，相對復雜一些，社會一些，甚至功利一些。

然而，《紅樓夢》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單一和單純。

潮新聞·錢江晚報：克里森的《最憶是杭州》和催眠術，在全書中起著穿針引線甚至補白的作用，這樣的敘事頗具創新，您為何會選擇這樣一個視角，勾連起許多情節？

王霄夫：初稿完成之后，總覺得視角顯得單一，一些重要的人和事沒有多方位的評價和判斷。我曾想到寫馬可·波羅，甚至寫到幾百年后他穿越回到杭州，也許這樣會很精彩，但我感到風格上很難統一，還是退縮了。《六尺之孤》中，我因為寫了但丁神父，發現當時浙江各地有許多教會醫院和外國醫生，他們積極參與地方事務中，對當地社會相當了解，官場和民間的朋友也很多，所以有這樣一個角色敘述杭州，我覺得角度會很特別的。因此，在最后定稿時，我加上了這個人物線（不是馬可·波羅），使故事飽滿豐富，更有層次、更有格局。

潮新聞·錢江晚報：能向讀者透露一下，您接下來的創作計劃嗎？

王霄夫：我以前的中短篇都是現實題材，而長篇創作都是歷史題材，寫一部當代題材的長篇小說，回到當代，寫當下的人和事，是我的心愿。我準備寫這樣一個故事，地點在江南古鎮，時間是從20世紀80年代到今天，一個女舞蹈老師、基層文化工作者，是如何在社會變革中守望美好的過去，與坎坷的命運奮力抗爭，最后講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