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來全新推出的散文集《去有風的曠野》，是他在各地旅行留下的行記。“行記”在中國是個現代事物，底色是科學觀念興起。它與傳統“游記”的區別，在于它不僅是人與地方（自然與人文）情感的交流，還包含科學認知的目的。田曙嵐在《廣西旅行記·小引》中談到“行記“的由來：“感于我國地理教材，記載多不翔實，因決定辭去教職，周游全國乃全世界，站在史、地兩種科學之立場，實地考察各地自然狀態與人文概況，冀有所得以貢獻于社會。”王桐齡在其《陜西旅行記》中也如此講述“行記”：“歷史與地理有密切聯系，研究歷史而不知地理，則一切史跡無著落。”近代中國史學發生的轉變，便是增加了科學的維度，文獻與文物、文獻與田野的結合打開了史學研究的新視野，也是在這一時期，一系列“行記”勃興，僅近現代時期成書的“行記”便有近千部之多。

近代中國出現的“行記”，介乎學術與文學之間。大量著者都是史地學家，曾經受過或多或少的學術訓練，科學認知的目的也比較強。著作的文學性雖然稍弱，但這并不妨礙文人雅趣，興致高昂之處，靈光乍現，文字絢麗。當然，寫“行記”的也不完全是歷史學家，魯迅、郭沫若、瞿秋白、徐志摩、朱自清，包括曾經參加過長征的紅軍將士也都寫過，逐漸，“行記”又回歸到文學的序列。但是，書寫的方式加入了大量近代科學的視角，譬如地貌特征的科學命名、自然動植物的準確名稱、人種、民族區分等，甚至于作者也不僅限于“看”，還要“參與”，如此才符合現代行記文學的要求。

阿來將這部散文集中大部分篇章都冠以“行記”，體現了一種寫作的態度，他的“行記”不是去游玩，更是去認知。《去有風的曠野》是將個人融入曠野，讓曠野展露出如人一般的習性和歷史，進而生長出文學。讀這些“行記”，感受最強烈是阿來的博物和博學，或者說，是他為這些行記所作的準備和積累。阿來幾乎能夠叫出他所見到的每一種花和大多數植物的名稱，熟悉他們的科類和生長特征，進而在遇見時有一種久違的等待感。不必要再去列舉阿來對每一種花如愛人般的介紹和描寫，僅舉一段他對川西高原上四季花色的描寫，便能體會這種感覺：“高原秋早，經霜的草梢已經微微泛黃。花的色調變成了藍色。是的，在草原上，從五月到十月，初春到深秋，旬日之間，就有某幾種花開的顏色，成為主調。春天，最初的主調是黃色。這是溪流兩岸的濕地中毛茛科的云生毛茛、金蓮花率先開放，成片蔓延。高阜淺丘上，也是黃色花星星點點，那是蒲公英、委陵菜和鴨跖草正貼地開放。之后，主調會變成報春花屬和馬先蒿屬的粉紅。還有野草莓和草玉梅的白。等等，等等。”（《札谿卡行記》）這已經不是曠野，而是自己的花園，博物的文學價值，不是讓人與物更遠，而是更近。與花類似的，還有阿來對于地理、氣候等等方面的熟悉，很多專有名詞信手拈來，如花一樣，有了這些知識的中介，人與大地的距離拉近了，曠野不再陌生。

然而，曠野畢竟是曠野，它可以為人所熟悉，但絕不會完全成為人的花園。正如人無法窮盡對于人性的把握，曠野總是會在你熟悉它的時候，展現出陌生的一面。自然在生長，或者說一切自然中的物，有生命的和沒有生命的，都在生長變化之中，這是阿來的發現。在十二背后景區，阿來發現了溶洞生長的秘密：“一切都還在生長，水仍然在地下見縫插針，融通壯大，永不停歇”（《十二背后》），由此他感慨自然的意志：“在人類未出現之前，地球讓水如此日復一日創造的意義是什么？那時沒有人，是想讓誰看見”？在稻城亞丁，阿來為天文臺觀察站所解釋的“宇宙中最微弱的光”觸動，能夠穿越土層的粒子能為科學家捕捉，而對于普通人，盡管它每一天都在自然界發生，但我們一無所知。這難道不是自然的物在生長？有些生長，是人類經驗的復現和演繹。在四姑娘山，阿來在深秋的白樺林中體驗到歐陽修的“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一片無聲，兩片無聲，百片千片就有了聲，森林浩大連綿，數萬片數十萬片秋葉同時旋舞，同時降落四野便颯颯然，蕭蕭然，發出了動人秋聲”。（《四姑娘山行記》）歐陽修聽到的秋聲不是在四姑娘山，但如同一個交響樂團演奏一首世界名曲，四姑娘山的秋葉復現了歐陽修第一次聽到的那種感覺，又將四姑娘山獨有的感覺注入了秋聲。

自然的有些生長，是因為有了人的參與，進而顯現出生長的痕跡。在阿來的行記中，徐霞客出現了，洪堡、李希霍芬出現了，歐陽修、杜甫出現了，還有更多的普通人出現了，他們不是旅途的雅趣，而是先行者，是阿來行走的坐標。有了坐標，自然的生長才有跡可循。在米倉山，阿來不僅發現了主峰光霧山之外的美，更驚喜地發現了米倉古道遺跡。在貫穿秦嶺與巴嶺的峭壁和河床上，一列列石孔和殘留的木渣，昭示著古道曾經的榮光，這是費迪南·馮·李希霍芬、杜甫、元稹曾經走過的古道，也是蕭何“截賢”韓信的發生地，如果沒有坐標，又怎會完整呈現在世人的眼前？在皮洛，阿來看到將青藏高原人類活動時間提前到20萬年前的石器，他不禁發出這樣的感嘆：“這些累積的地層中，制造石器的是不是同一群人？不是，遠古人類在廣闊的世界里來來去去，活動范圍遠超于我們今天的想象”。（《稻城亞丁行記》）阿來發出感嘆的那一刻，自然生長的感覺如畫面呈現在眼前，如果有一個足夠長足夠快速的攝影鏡頭，我們不僅能看到逐漸升高的青藏高原，還能看到來來去去不同的人類。

《去有風的曠野》是阿來“蓄謀已久”的行走，其中的足跡與阿來的創作軌跡互相呼應，自然生長的背后，是阿來文學版圖的不斷拓展。

《塵埃落定》之后，阿來又創作了《空山》《格薩爾王》《瞻對》《云中記》《阿來講杜甫成都詩》等重要作品。如果將《塵埃落定》作為阿來文學版圖的原點，此后創作在文化地理學的角度有以下特征：西向，從阿壩地區拓展到整個青藏高原，《格薩爾王》和《瞻對》是典型表征；東向，從少數民族文化區拓展到漢族文化區，《阿來講杜甫成都詩》等作品是典型表征。內向，從近代歷史拓展到文化傳統、自然人文，《格薩爾王》《瞻對》等都是典型例子。

這幾個向度，在《去有風的曠野中》也體現了出來。阿壩在“四姑娘山”“莫格德哇”“札谿卡”“爐霍”“大涼山”的行走，是“西向”的路徑，它是阿來拓展對于本民族文化認知的過程。在《札谿卡行記》中，阿來還特別提到為寫《格薩爾王》采風的經歷；《莫格德哇行記》的寫法，也會讓人想起《瞻對》，在一個宏大的歷史長河中理解民族問題。“十二背后”和“米倉山”的行走則是“東向”。在《十二背后》，阿來不斷與徐霞客對話，在《分云拔霧見米倉》，阿來則不斷與杜甫、元稹、韓信對話，直到他驚喜地看到了米倉古道。而在這些作品的字里行間，則可以看到阿來“內向”的痕跡，從博物學知識，到歷史古籍，再到人類學的視野，阿來的視野拓展與知識積累讓他更從容地行走在曠野，與自然萬物、文化遺跡、熟悉與不熟悉的人進行自由對話。“人生如曠野，自由和答案都在風中”，這是阿來在散文集封面上寫下的詩句，如果將它與阿來的創作理念聯系起來，不是虛言。

將《去有風的曠野》置于近代以來各種“行記”之中，阿來提供的經驗，大概可以用“生長的故鄉”來形容。對阿來而言，這些行走是他文學版圖拓展的寫照，也是將陌生的曠野內化為故鄉的過程。阿來散文集中提到的地方，雖然有些名字還很陌生，但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交通發達、民族融合的今天，它們也都不再是印象中的“邊地”或“民族地區”。這難道不是故鄉在生長？

生長的故鄉，也強化了“行記”的文學屬性，它不是冒險和征服的記錄，也不是簡單的科學認知，而是自我的不斷成長。

（作者系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