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代作家中，“70后”作家經歷了中國全方位的變革，紛繁的變遷和涌動的思潮使其創作呈現出沉郁深邃的氣質，其在為行進中的“中國故事”提供了重要的文學經驗的同時，也逐漸顯示出各自的文本特性和藝術風貌，成為當代文壇的中堅力量。《把最好的部分給這個世界——“70后”文學對話錄》以誠摯而溫暖的友人漫談、智性而犀利的文學對談，刻畫下深情而不張揚、理性但不高蹈的作家畫像，呈現出一代作家的文學世界和文學追求。作者桫欏以同代人的共感和批評家的眼光，與魯敏、薛舒、黃詠梅、王小王、張好好、張楚、東君、哲貴、肖江虹、曹寇、陳集益、王十月、楊獻平、李浩展開文學對話，通過回溯創作歷程、梳理創作成果、闡釋具體文本、聚焦文學現場，記錄下“70后”作家向著繁茂的文學星空搖筆不輟的文學生活，既有思想鋒芒，又顯樸素悠長。

在一段時間內，“70后”作家的群體面貌曾經一度是比較模糊晦暗的。作為“70后”作家的同行者、觀察者，桫欏與作家的對話更親切、從容，自然、深入。一代作家在共同的時代體驗中，既汲取著時代巨浪細波饋贈的敘事資源，也創造著各自美學追求的異質與斑斕。比如，他們在領受先鋒精神的同時自覺融入人間日常，并以各自的探索性寫作暗合當代中國的變化與流向。比如，同是書寫弱勢群體，肖江虹意在“表達人類基本的尊嚴”，薛舒“企圖更走進事實以外的精神真相”，黃詠梅則“喜歡寫虛弱的心”。這種依憑內部省思的寫作，已經成為時代的珍貴證言。對話錄鮮活而誠摯地呈現出“70后”作家創作過程中的心路歷程、生活情狀和精神脈絡，梳理出具有獨特經驗和文學價值的個人史，并以代際群體的面貌展示出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學軌跡，豐富、深化著文學史的構建。

以扎實學養和理性態度客觀地剖析作家、慎重地評價作品，是評論家真誠可貴的品行。在對談中，除卻嚴苛的作品審視和直擊本質的提問外，還涓涓流淌著桫欏待人接物的溫潤體貼和對作家創作的體恤。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的對話氛圍中，作家敞開了心扉：魯敏發出“誰都是風里雨里不一樣的樹葉”的感喟；薛舒堅持“給出自己最好的部分”的仁愛；肖江虹對萬物平等的透徹認知；陳集益對自我個體與時代經驗聯系的自覺意識；楊獻平對歷史和故鄉的重新發掘……平易親和又不乏理趣的對談與講述，令這部訪談錄彌散著情誼的溫暖與清談的機鋒，也構成了“70后”作家文學敘述的河流，在知人論世的批評原則下，桫欏抵達了作家創作的初心和曠野。

“我寫《遠去的人》，起初也只是對這種遭遇的情緒宣泄，以及對痛苦的自我消解……我寫這本書，更多的是一種追問……人之存在的核心，是否就是‘記憶’？”這是作家薛舒創作非虛構《遠去的人》的初衷。薛舒的父親晚年患上阿爾茨海默病，之后漫長而艱難的照顧讓一個家庭瀕臨崩塌。作家記錄下這一愛與痛交織的經歷，成為無數有此遭遇的家庭的慰藉。對談中，桫欏既有對文本的闡釋與解讀，也有對作家心事的關切，自然而然地將問題娓娓道來。“面對面，心對心，性情對性情的直接對談”中，除了你來我往的智性交鋒，性情的真實流露、情感的同情共理，才是理解作家、走進作家的絕佳途徑，也使文學批評洋溢著一種親切樸素的真實感和生活感。

對話作為一種批評體式，既可以使思想更顯豁透徹，也可以使之更活躍生動。桫欏與作家在對話中的觀念差異、精神共鳴，不僅栩栩如生地呈現了各自的主體形象，更復現了一種話語交鋒的文學現場。與李浩的對話以詩歌為中心，將視野擴展至對時代、社會、思想、人生等問題上，看似即興暢談，卻能激起電光火石的思想碰撞，體現出同代人的同聲共長與相互照亮。

對話錄鮮活地傳達出了作家的創作感受、文學探索。其中流溢的思想碎片，閃爍著微光與智性。批評家金理曾說過，“文學盡管是‘個人的事業’，但同樣需要同代人的嚶鳴激蕩之聲，相互應答、分享、承擔和創造。”對話錄展現了一種理想的批評態度，不僅是接續歷史久遠的對話傳統的可貴努力，也是發掘對話批評現場感和文學性的重要嘗試。同代人在思想觀點的較量中，相互砥礪、彼此成就，互相矚望、共同進步，批評家愿為“磨刀石”，雖不從事創作，但能使文學創作的鋼刀更為鋒利。

（作者系保定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秘書長）